我在慕尼黑的中国朋友
我到慕尼黑一个多月也没有和当地的留学生组织联系（因为我到慕尼黑时使馆已给了我几个月的生活费），直到有一天在市中心购物时遇到了我校红外专业在慕尼黑学习的余吟山，当时他正和北京航空学院在慕尼黑工大做访问学者的郑祺选老师在一起（郑祺选是当时留学生慕尼*市黑***党**支部书记，回国后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就这样我和慕尼*市黑**的中国留学人员有了首次接触。
余吟山和郑祺选的关系很好，他们属于同一类型的人：对人热情友好，乐于助人，做事周到细致。通过他们我也逐渐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人员。当时在慕尼黑的中国留学人员已经相当多，除了少数几个人是国家公派的大学生外，大部分是像我这样的访问学者，即已在国内单位工作多年，业务上有一定基础；但派出人员中也有少数是国内专家，甚至是著名学者，像在慕尼黑心脏中心访问的中国医生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留学人员除设立*党**支部外（这纯属对内的），对外还有一个留学生会。当时台湾在慕尼黑也有不少留学生，他们也有一个学生会。两个学生会的关系还不错，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一起组织活动。
留学人员中住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占多数，成立了一个*党**小组，郑祺选让我任组长。其实慕尼*市黑***党**支部也很少开展活动，偶尔开个会也就是传达使馆的一些指示。我的工作也就是收收*党**费而已。不过我也代表支部去使馆开过几次会。当时西德首都设在波恩，一个很漂亮的小城。使馆教育处来人大多喜欢住在我这儿，因为我这儿比较方便，可以单独做饭，而其他学生宿舍大多是公共厨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人员。但走往最多的还是余吟山和郑祺选，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此外我也见到了我校机械系的哈弘文老师，他因为申请延长了，故还留在慕尼黑工大。我通过哈弘文认识了北京师范大学来的吴泽洲，他是学低温物理的，在西门子公司进修。此后我和吴泽洲就来往很密切，主要是学科接近，趣味相投，性格类似的关系。
随后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中核总105所（所在地在武汉）的张禄庆，来自水利电力学院的杨志明，来自我校的张克危（他是后来来到慕尼黑的）都是和我接触很多的人。周末常在我房间聚会，一起做饭，住在奥林匹克村同一栋大楼的人，常将做好的菜带过来，一起共享。
由于当时国家的经济不发达，留学人员的生活待遇很低。为了在商店购物时能打折，买我们都需要的物品时（如录音磁带、胶卷、电视机等），大家就凑到一起，这样购买的数量多，打的折扣就大。按当时的国家规定：留学人员留学一年可以买四大件商品免税，两年就是八大件。通常是手表、照相机、录音机、冰箱、电视机、洗衣机、自行车（音响当时不在免税之列）。其中大多数人是先买电视机，因为在德国就可以看，回国后再带回来。
我对购物比较热心，而且喜欢研究市场上的各种商品，特别是家用电器。周末逛大商场和大电器商店是我一大乐趣。对电视机我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因为既要在德国看，又要回国后能接收国内的电视节目，故选择了当时的德国电视机的名牌产品“格伦迪西”，它特地在机内装了一个附件，以供中国观众收看。当时联络了20余人，并与厂家谈判，最后以不到八折的价格买下了这批电视机。为此大家都省了相当大的一笔钱。
我们当时很喜欢逛跳蚤市场，跳蚤市场（flea market）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对旧货地摊市场的别称。由一个个地摊摊位组成，市场规模大小不等。出售商品多是人们多余的物品及未曾用过但已过时的衣物等，小到小装饰物，大到完整的旧汽车、录像机、电视机、洗衣机，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价格低廉，仅为新货价格的10%～30%。通常在那儿可以淘到便宜货。我给先先、争争买的衣服、玩具大多是跳蚤市场淘的。一次我淘到一部儿童玩的轨道车，从市场回来后，大家就在我房间将轨道车架起，兴致勃勃的玩起来，真是童心大发。
根据当时使馆的规定，凡是公派的留学人员，德方给的报酬必须大部分上交使馆，很少的部分可留给自已用（当然这条规定德国人是不知道的）。每个留学人员都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每次去使馆开会时，开会的人会将这笔上交的款项带去上交使馆。
我记得：第一次乘大巴参加教研室郊游活动时，晚餐后大巴将送我们回家，鄯德勒尔先生着一身巴伐利亚州民族服装，他将礼帽从头摘上下来，走到每个人的座位前，收取给大巴司机的小费，我也和大家一样将小费放在帽中，鄯德勒尔先生将小费钱退给我。当教研室付给我报酬后，第二次郊游，鄯德勒尔先生就照收我的小费。由此可见，德国人办事绝对是循规蹈矩，有板有眼的。
后来我去使馆开会时，就以此事为例子，希望对德方给我国留学人员的报酬，提高个人所得的比例，使馆接受了我的建议。我的生活也宽裕了不少，这样就能更加自由地和德国人交往，我的德语也迅速地获得提高。
郑祺选和我在慕尼黑工大欧姆塑像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