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3月15日。说起315，全社会的目光都会聚焦在造假与打假的斗争上。其实，造假和打假都不是什么新鲜词。造假，自古就有；打假，历朝历代都在进行。
一
翻开历史的长卷，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有生产，就有剩余产品；有了剩余产品，就有了交易；有了交易就有了利益追求；有了利益追求，就会有假冒产品。造假与交易如影随。只要有足够的利润，就会有人铤而走险，藐视法律，甚至无视生命。
汉朝，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外开放程度增加，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往来十分密切。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产生，假货也就悄然盛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带回来很多稀奇古怪的物品，不管吃的用的，琳琅满目。只可惜数量有限，大多数人的需求是满足不了的。于是，有人开始投市场所好，模仿制造出外表看上去一模一样的东西来，这就如今天的“山寨”货。
唐朝时，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商业进入了腾飞阶段。商业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导致鱼龙混杂，假冒伪劣产品随之出现，造假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让人防不胜防！
到了宋朝，原有的坊市制度被打破，商业不再局限于官方设定的集中场所，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商铺，市场空前繁荣。这在《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水浒传》等作品中都反映出市井街道酒楼林立、商贩如潮的景象。有些商贩看见利润空间大，便开始弄虚作假，坑害顾客。北宋年间，是中国古代造假最盛行的时期。当时，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造假随处可见。以至于到了南宋时，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无奈的感叹：“今市中货物奸伪，无过于汴京” 南宋的词人周密称这些以假乱真的奸商叫“白日贼”。
明朝的时候，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走向近代小商品经济的萌发阶段，人们的商品意识日渐增强，社会风气也更加浮躁，无论经营什么都讲究唯利是图，却不管是不是取之有道，生意场上的君子之风绝迹，造假、售假行为层出不穷，几乎达到了巅峰状态。
这个时期，郑和下西洋也带回来很多稀罕物品，民间高仿制品一度再现。
明朝中期时，文学家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中就这样描述过当时弄虚作假的社会现象：“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更有一些奸商，为了逐利，“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
清代时期，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对当时的正常商贸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造假”手段花样繁多，令人防不胜防，这些“假货贩子”不但在民间猖獗，甚至在进贡的*用御**品上都敢动手脚。
清代中期，商品经济开始逐渐成型，民间的商业模式发达，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形成规模化生产，如景德镇陶瓷，长沙烟叶以及河南孟布等等，由于太过出名，因此不少贼眼也就盯上了这些“名牌”的利润。
古代的造假之术，不仅忽悠了群众、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用，甚至让君王、皇帝也成了受害者。
西周第四任君王周昭王姬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死于“造假”的君王。公元前976年，周昭王亲自统帅大军第三次出兵伐楚国途中，昭王乘坐楚军为其“精心”打造的“假”船渡江，船在江心就散架解体而落水丧命。这是周王朝开国以来，第一个死得最窝囊、也是最没颜面的君王！
历史上许多皇帝由于对无上皇权的痴迷留恋，千方百计寻求长生不老的“仙丹”，试图“向天再借五百年”。而这些出自炼丹术士手中的“仙丹”，都是由汞、硫、铅等多种化学物质组成的假药，荼毒了不少皇帝。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等等都是“仙丹”的忠实消费者。旧唐书里就记载：（唐太宗）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王朝孕育了400多名皇帝，这之中死于“仙丹”的皇帝就有数十位。
二
有造假，自然就会有打假！打假，历朝历代历朝历代的政府也绝没姑息，对造假出台了很多管理办法。
说起打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 早在3000多年以前的周朝，我国就诞生了第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周朝的《礼记·王制》说：“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度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这里“粥”同“鬻”，是“卖”的意思。这个规定说的是如果商家卖的器具、车辆、布帛等商品的质量、数量、品质、颜色如果不达标，就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发现以次充好的，就将面临高额罚单。
周朝对食品的安全十分重视，打假非常严格。 《 礼记·王制》中记载：“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没有到成熟期的五谷和瓜果，是不允许拿到集市上卖的。对于家禽牲畜和海鲜食品也一样，“*兽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意思是还没有到成熟期的动物，也绝不允许兜售。
汉朝，“山寨”商品风靡，假冒食物泛滥，政府就规定对出售*冒商假品**者重罚；对假冒食物，一律焚毁，否则将处罚造假者和相关的管理人员。
唐朝时，很多假货也随之而来。面对骤增的投诉，唐高宗永徽年间政府颁布了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唐律疏议》，这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
这部法典 系统地对打假法规做了阐述， 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八十”。行滥，指商品质量差；短狭，指数量短缺。凡是不符合法定标准的商品，一律视为假冒伪劣，售卖行滥和短狭者，屁股要挨八十大板。
《唐律疏议》第九篇《诈伪律》就是假冒伪劣产品的克星，这条至今也很时髦的规定明确：只要消费者在购买时立有合约，买回后三天内发现问题的，都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举报，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并“笞四十”，也就是抽卖方四十鞭子。这皮开肉绽的滋味让当时的造假者吓破了胆，极大地保障了老百姓的权益。
唐朝的食品安全监管已经较为全面和成熟，不但制度配套健全，而且法律规定详细，惩罚措施也比较严厉。《唐律疏议》中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大白话就是说，如果食物变质，所有者如没立即销毁，就要挨九十大板；如果卖了假冒伪劣或者变质的食品药品导致人生病的，要判有期徒刑一年，如果因此吃死了人，那卖东西的就要被判绞刑。
唐朝除了规定刑罚之后，同时也出台了相关的限制商贩的规定。比如朝廷颁布的《关市令》就规定：“诸官私斗尺秤度，每年八月诣金部、太府寺平校，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平校，并印署，然后听用。”意思是说凡是度量衡的器具，每年的8月必须送交到官府，检验校正。京师地区的由尚书省金部司和太府寺负责，地方的则由各州县负责。只有经检验校正合格后的度量衡器具，再由官府签署印章之后方可使用。所以，如果量布用的木尺，称重用的铜秤，还是斗、升、合等容器，如果不符合法定标准的话，其持有人便将受罚。没想到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了如此公平公正交易的规定！
如果你非要顶风作案，缺斤少两，坑害消费者权益，那《关市令》还另有规定：“诸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就是说如果你以假冒伪劣产品交易的，直接没收、如果你卖的产品缺斤少两的，必须退货，还要求对购买者赔偿，严重的还会挨板子。
等到了宋朝，对于打假又有了新的办法，朝廷下令由各行各业的商人组成类似咱们今天的行业协会的组织，所有的商户都必须登记入会接受监管，这个行业协会不仅要协助政府从源头上控制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如果管辖下的商家出现制售掺假、以次充好的行为，协会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北宋时期，针对贩卖假药劣药的现象，颁布了《市易法》，其中规定由政府控制药品的贸易，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制作和经营药品。
明朝造假猖獗,自然的管理起来就更加严格。尤其是以刑法严酷著称的朱元璋，遇到造假就一个字：“杀”！那时候，因为各种造假骗术大行其道，当时的文人张应俞写了本《杜骗新书》，里面详细讲述了84则骗术案例，比如“诈称偷鹅脱青布”、“诈匠修换钱桌厨”、“设假元宝骗乡农”等，堪称当时的一本打假防骗术指南。
等到了清朝又变回跟唐朝有点像了，回到“打”上了，比如清朝规定凡是私自制作刻量工具，导致缺斤少两的，要杖打60，以次充好的要杖打50，雇托儿来骗人的打40等等。总之，那就是不皮开肉绽给点颜色绝不罢休。
光绪年间，清政府还制定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设立了商标注册局，这是最早的商标管理组织。《章程》的出台，机构的设置，打击了假货，保护了知名品牌。
清朝除了官府打假之外，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产物，就是“打假人”！这些编制外的民间打假人，他们分工明确，有的针对外来的经商人员，有的针对大集市，不断地与贩卖假货者斗智斗勇。
中国古代虽然有法律的严厉禁止，但假冒行为始终就没有停止过。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商业历史，也是制假造假与打假的历史。当然，这些都是古代发生的事情了。当然，到了今天，打假的任务就更为繁重了，可谓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