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林，原籍浙江宁波鄞州区东乡。1906年12月27日出生于上海一户船工家庭。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并由张琴秋介绍加入中国*产党共**。1926年秋被*党**组织派往苏联，1929年，去了莫斯科，经邓中夏批准，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1年5月回国，同年9月赴江西瑞金。1932年担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1934年2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她与毛*东泽**、项英、张国焘、*德朱**、张闻天、博古、瞿秋白、*少奇刘**等17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是其中唯一的女性。1934年4月，毛*东泽**找她谈话，调她担任苏区刚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1935年红军长征后，在一次转移中，为保护瞿秋白而被捕。国民*党**以“*匪共**坚定分子”的罪名，判处她有期徒刑10年。解放后，却又被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67年8月本已刑满的周月林却未获完全自由，于1969年10月被疏散到山西省榆次日用化学厂（实为山西省第四监狱）强制留厂就业。1979年，周月林再次提出申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1983年10月，周月林回到了梁柏台烈士（瑞金时期，人民政权的第一位司法部长和第一位检察长），也即她的爱人的家乡，浙江省新昌县，1997年12月28日，91岁的周月林老人安静地离开了人间。
曾任新昌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陈刚，在他的《走近周月林》一书中，详述了周月林的革命经历，而记录周月林在榆次日化厂的遭遇却过于简略。作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周月林在日化厂的相关资料，产生了写周月林这一段经历的想法。于是，我们走访当年监狱的有关领导，监管过周月林的干部，与她有过接触的留厂就业工人，采访陈刚副研究员和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去揭开周月林的这一段尘封的历史。
山西省榆次监狱，对外称日化厂
猫儿岭
榆次，古称“魏榆”，位于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东与寿阳、和顺交界，西同清徐毗邻，南与太谷县接壤，西北与太原市相连，是山西省交通枢纽之一。榆次是晋中市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素有“省城门户”之称。榆次春秋时期称“涂水”、“魏榆”，战国时期称“榆次”。1948年设置榆次专区，1954年设榆次市。1999年9月24日，榆次市撤销，改为晋中市榆次区。
榆次老城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在汉城旧址上修筑起来，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从老城出来，有一条繁华的东西顺城街。顺城街一直往东是一个大土坡，上了土坡往再往东，就到了郊区农村。大土坡上这一带都叫猫儿岭。昔日上得岭来，眼前时常会呈现一片黄黄的视野：脚下的土地是黄的，居民住房的后墙裸露着的土坯是黄的；远处的庄稼，待收的谷子、玉米是黄的，割倒的则躺在黄黄的土地上；就是从对面走过来的人的脸也是黄的，身上不管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上边似乎也浮着一层黄。就连躲在卷云背后的太阳及太阳射出来的光也是黄的。天空的黄笼罩着地上的黄，眼里的一切就都黄黄的了。
岭上的古墓葬密集。据榆次志记载，历年来，猫儿岭先后出土春秋、战国、秦、汉、唐、宋等历史墓葬 600余座，出土*物文**5000多件，其中以战国时墓葬最多。20世纪80年代初，猫儿岭出土*物文**，曾轰动一时。当地居民纷纷到岭上观看。日化厂的女犯们下到十几米深的长方形的大墓底，每人坐一个小木凳，用刷油漆的小刷子，一点一点地扫出凸出来的切成“土块”的*物文**的周围的细土。她们埋头认真工作不受头顶人们围观的影响，就像一个个专业的考古工作者。
如今，从东西顺城街上来，岭上大街南北两侧，学校、店铺、公司、单位、饭店、居民小区密集，高层建筑林立，已是繁华小城的一域。
榆次日化厂原称山西省日用化学厂
榆次日化厂
榆次日化厂就在上了大土坡，再往南的一条路上。日化厂原是晋中专区劳动改造管教大队。1961年开始生产牙膏。1965年7月企业更名为山西日化厂。1970年1月，改为晋中地区榆次劳动改造管教队，对外称山西省榆次日用化学厂。“厂子”周围一片荒凉，长满了杂草与荆棘，偶有几株树木，撒落在荒野上。1970年监狱的20多名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缺了管教干部，只好从各单位抽调。那年4月从晋中水利局调来的管教干部，后来担任女监副政委，如今已81岁，但仍精神矍铄，很健谈的畅景翠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她们一起来的4名女干部第一天到监狱的情景：“我们从城里一直往大土坡猫儿岭走。这里是乱草地，一片荒野。我们谁也没有来过，一直走到源涡村，碰到在地里干活的老乡。一问，才知道走过了。又从荒地返回来，看到站岗的小岗楼，心想，这回走对了。”
监狱院里，座北朝南的两排砖窑洞，每排10间，每间约十五六平米。窑洞里东西两盘相对的通炕，每炕睡10个人，每个人平均只能占一砖半的地方，地下一米宽的通道。20个女犯一个号房。全省的女劳教人员也关押在这里。
留厂就业人员住在与监区一墙之隔的一排窑洞里。犯人的窑洞窗台高，窗户小。她们的有门无窗，或门窗一体。里边，入深浅，面积小。木板床一般住五六个人。地上、窗台上，放每个人很简单的日用品。晚上睡觉，可以听到窑顶上武装战士一会走过来，一会走过去的脚步声。院子里灰色砖墙上写着的白色改造大标语，不是针对她们的，她们也不穿灰色囚服，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时时感到一种特殊的郁闷和压抑。
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交恶，台湾叫嚣*攻反**大陆，国内发动“*革文**”，备战备荒，劳改工作也实行了一些特殊政策。日化厂的情形是，刑满释放的“两劳”人员中不宜回大城市的人员、60年代初从上海遣送来的青少年管教人员和从北京疏散来的政治历史复杂的人员，组成一个就业队，在监狱安置就业。人们背后称这三类人员为“二劳改”、“自由犯”。
周月林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北京公安清河劳改农厂来到榆次日化厂。同时疏散来的安置人员80多人。
牙膏包装车间。周月林曾在这个车间检验牙膏质量
初来的政治犯
牙膏车间是主产车间，生产人员有社会工人，就业工人，还有犯人。当时的中队长、车间主任袁福增，如今已79岁了，可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周月林初下队的情形。一个一个点名，点到周月林时，队列里有人就头又往上一抬，稳稳地答：“到。”原来那个有那么不平凡经历的人，竟是一个满头华发，身高也就一米五五左右，稍胖，操浓重南方口音的老太太。
袁福增回忆说：按规定，每个新来的，都要找谈话。我问她来了有什么想法。她说没有。到这里来，是国家战备的需要。我思想上没有波动，会严格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劳动。态度很坦然。
周月林的上海老乡、当时的财务科负责人何颂鸣的老伴当年也是管教干部的贾海云说：“周月林脸白白净净的，大眼睛，脸盘上宽下窄。剪发头，两边用卡子卡住，梳到脖子后。很精神。说话轻声慢语。跟北方人说北京普通话，跟南方人说上海普通话，非常和善。跟谁也相处得很好，从来没有跟这个长了，跟那个短了的闲话。”
当年的管教科负责狱内侦查的主办科员，如今已85岁的李步卿老人回忆道：“刚来，人们似乎还觉得她个别，可时间长了，就不觉得了，而且发现她还是一个言行举止很文明的人。那时的生活艰苦，在食堂打饭，有时改善生活，人们抢着往前挤，还有人说师傅打饭不公，而她却从来不。见人多了，她就在后边等，没人打了她才打。她们虽是就业安置，但是在监狱那样封闭、管制严格的环境里，会让人感到压抑。可她能调节好自己的生活。每天早晨起来，要是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她就在住的窑洞前锻炼身体。平时问她有什么事，她总是说没事，我这样过就行了。心胸非常开朗。”
作者1981年1月到的榆次市检察院。那时，是市院对女监进行巡视检察。我曾跟我们的监所科长到四监检察安全、卫生等工作。我们到四监往猫儿岭的大土坡上去，有时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妇女梳着短发，一脸的风尘，架着一辆小平车，从上边下来。车上放着铁锹、镐头等劳动工具，两边走着两个或几个和她一样装束的人。她们穿一身洗得泛白了的劳动布衣服，膝盖、前襟或衣肘上，补着大补丁，肥大的裤子。她们一路踏着脚下的黄土，迈着大步，风尘滚滚，一队几辆小平车从大土坡上下来。常见到她们的人会说：“看，穆桂英队出来了。”她们的简朴，她们的吃苦能干，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周月林不出外工，其中必没有她。可她在车间生产劳动时，恐怕也是这样的装束，这样的劲头。
质量检验工
多年来，榆次日化厂生产出“新姿”、“雪花”、“佳音”等多种牙膏，“百草”等中草牙膏更是著名品牌。牙膏生产工艺复杂，分为制膏、软管工段。软管生产从原材料铅、锡锭进厂到成品，需要熔化、铸条、包锡、压条、落片、炒片、冲管、割丝、平尾、印刷、烘干等，多道工序。生产实行严格的质量管理。
周月林在软管工段，负责这个工段的十几道工序的最后一道工序，即软管半成品检验工序。检查牙膏帽戴得正不正，拧得紧不紧，管头的彩色线印得齐不齐，管体上的绿色“防感冒牙膏”，蓝色“山西日用化学厂”和商标“百草”二字印得清不清，检查管里是否落进了尘土，或是否有苍蝇掉进去等，发现问题，能补修的补修，像，管体上溅了一点漆，就用煤油轻轻擦掉，不能修补的，就送回去熔化。
车间里，机器噪音混合着每个工作台头顶上的电扇的嗡嗡声，持续地钻进人的耳里，还有弥漫在空中的难闻的铅味。在车间干活的，每天有2毛4分钱的毒性补助。周月林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着。
袁福增回忆说：“没给她定工作量，可她非常自觉。每天戴上生产围裙，坐在那，一天能检查五六百支。这对一个60多岁的矮小女人来说，已属不易，可她还主动打扫车间卫生。工人们加班，她也来。她的活干完了，还去帮别人。”
周月林是常白班。她工作认真，又注意节约。看到有浪费的，她会说，要发扬“一厘钱精神”。一个牙膏帽三厘钱，掉在地上的，她都要捡起来。组长对白天的检验工作就很放心。
周月林曾检验过的牙膏之一种百草牙膏
“都听老太太的”
日化厂经过几十的发展，现在已成为全省唯一关押女犯的监狱。而在1960年代，曾男女犯混押。当年疏散过来的人，可谓人员复杂，有的是宗教人员，有的曾为日本人做过事，有的是为国民*党**服务过。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位翻译了雪莱的诗“如果冬天来了”的翻译家，就曾“就业”于此。
袁福增还感慨地说起周月林协助他们管理就业人员起的作用。当时我们的管教干部多是从各行业调过来的年轻人，没有管教工作经验。有个老管教回忆说：“以前犯人游街，也不敢看。说是来管犯人，心里很紧张。管理更是无从谈起。”不少人文化不高，要管理那些疏散人员就更无从下手。那些人有的就不遵守纪律，有的还给管教干部出难题。每当这时，我们就让周月林出来说话。她会站出来，说那些人。那些疏散人员都知道“周曾当过*产党共**的大干部”，她又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去说，那些人就不吭了。从上海来的青少年劳教人员，其实，她们也没什么，有的什么罪名也没有，有的没有结论，没有判决，只是调皮一些，就被遣送过来。还有，后来从内地劳改单位移送过来的“现行反革命”，有的只因说了一句“×副主席讲话，就像狗叫似的”就被打成反革命。周月林是以长辈的口气教育他们，要他们遵守纪律，说话谨慎，对自己负责。她说得有理有分寸，那些青少年劳教人员和“现行”们也都听她的了。
“她比组长的作用还大。人们都叫她‘老太太’。久了，他们就形成一种意识，大家都听‘老太太’的。有时我批评了人，那人不高兴。她会说，袁队长批评得对，怕你们再犯错误，是为你们好。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
“她说的基本符合实际”
平时，周月林很注意学习，关心时事政治。她自己的“通过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提高了思想，坚持带病出工”云云，“带病”属实，“通过……”应属于流行语。而人们回忆的“肯学习”，“每天中午还抽时间学习”，“开会注意听讲”，“传达文件注意听”，“学习认真”，就客观得多。正因为肯学习，她对时事，对当时的政治大局能够做到静观，在鼓噪的年代，也保持了一份自己的安宁。
李步卿回忆道：“虽然她们是就业安置人员，可还是要求她们关心时事政治，写思想汇报。白天生产，晚上组织她们开大会、听报告。晚饭后，她用自己缝的一个小布包，里边装了笔记本，提上就走了。早早地坐个小板凳，在那等。写思想汇报，就是怎么对*党**忠诚老实。写得整整齐齐，不是没天没地的，抬头格式都有。她买了稿纸，从中间割开，订成个小本本，反正都写。写满了，她就跟我说，咱们这是监狱，要注意保密。然后到锅炉房就烧掉了。监狱的规矩多。可我从来没有批评过她。有了什么问题，点一下就行。而有的批评了还满不在乎。有的年纪大了，还算计人。勾心斗角的，大有人在。可她不是这样。有事说一句，没事不吭气。汇报思想后，我也会问问她其他人的情况，有没有*动反**言论，劳动好不好。她总是很坦诚地反映情况。我有时随口问她一句：‘是吗？’她会认真地回我一句，说我当了一辈子*产党共**，住一辈子*产党共**的监狱。我能怎样？而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她说的基本符合实际。”
奋不顾身
袁福增说：“那时常有出外工任务，就是有关单位需要用工了，临时调一些就业人员出去赶工。按规定，不让她出外工，就让她休息。外工尽是挖土方，盖房子的活，人们换下的衣服，又土又泥。可人们回来发现，她把出外工的人的衣服洗了。雨天，她给人们收晒在外边的被褥。人们表扬她，她却说是向‘红大娘战斗队’学习。”
“在清河农场时也是。从带过来的材料看，人家也是照顾她干轻活。可她不。一次，盖房子劳动，她拉平车，从堤坝上滑下来，被车把撞了胸。是和她干活的人没有托住把，她却说是自己的力气不够。这下更不能干重活了，人家让她在家糊纸口袋。她又增加了思想负担，生产落后了。不能出工，她就利用午休做事。出工的人拔芽子，她就给她们准备捆芽子的稻草，管她们家门的钥匙。阴天下雨，把她们晒在外边的东西收起来，放到她们每个人的家里。刮风天，给她们关窗子。让出工的人安心劳动。”
“那时，规定‘戴帽子’的每星期二、四、六打扫院子。有的是能躲就躲，她并未因自己年纪大了就不扫。有一次病倒了，还要坚持。”
一年秋天，晚风习习，凉意袭人。干部正在给她们开会。突然，外边有人大喊：“着火了！着火了！”人们闻声都往外跑，只见汽车房着火了。周月林一下冲到了前头，闯了进去。汽车房的油烟很浓，呛得人喘不上气来，可周月林一直在里边往出搬东西。灭了火回来，人们发现她浑身都湿了。原来，她冲进去，天黑，人们看不清里边，一盆水倒到了她身上。还有一次，缝纫车间起了火，她也是奋不顾身，冲到前头。
坚持申诉
周月林在日化厂十几年，鲜有人来看她。在工间，在闲暇的时候，孤独、寂寞的她也会说几句那遥远的往事。她会说起，在苍翠的竹林里与*子珍贺**、康克清、钱希均（毛*民泽**的妻子）憧憬革命的未来；在瑞金沙洲坝村老茶亭中央政府大礼堂里聆听毛*东泽**讲话；在于都县黄龙乡井塘村新屋小村钟氏祭祀厅堂前的枝繁叶茂的樟树下，与爱人梁柏台讨论男女权利平等……一幕幕往事浮现眼前。她会特别说起瞿秋白怎样的文质彬彬及对她的影响。说瞿秋白非常敬佩李大钊，能大段地背出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话语中流露出对那遥远往事回忆的神情。可有一次，她又不无感慨地说：“国民*党**某某*官高**，当年带人抓的我。现在人家是全国政协常委，而我……”有的时候，她也会在自己住的小屋里抽烟，一吐心中的愁闷。李步卿说：“看到这情景，我就问她，怎么不给老战友写信，说说你现在的情况，说不定你的现状很快就会改变。她却说：‘不麻烦人家。不麻烦人家。’可她还是给北京的领导写了信，也写了申诉。”
申诉还附了一封短信。开头是“颖超同志：几十年不见了。您好！”下边落款是“请向周总理并代向毛主席问好。周月林”写得非常大气，非一般人所能有。最后，还附了她个人的改造表现。
周月林有文化但不高，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太好了，写字困难，她就找别人代写。在监狱那个环境里，就业人员复杂，他们自己中间会叫出一些人的绰号，如“小皮筋”，“老滑头”，“人人迷”，“老板娘”，“公鸡”等等什么的。监狱职工，52岁的周春燕，还记得周月林好几次找她父亲周旭锋写材料。周旭锋曾是傅作义的警卫班长，有文化，字写得好。当时，在厂里的修缮队干泥瓦工，人们叫他“周施工”。周春燕说，周月林每次来，就大声叫我：‘燕儿，你爸在吗？’总是叫我父亲‘周师傅’。具体写什么，我可不知道。用的是那种粉连纸，一页一页的，总有十几二十张。”
李步卿回忆说：“就是写她没有害瞿秋白，是保护他。可是北京没有回信。有一次，上边来了复查意见，意思是她过去背叛了*党**，出卖了革命，只有认罪服法，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等等，维持了原来的判决，让通知她。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告诉她申诉的结果。她听了，对我说了一声‘谢谢’，然后转身默默地走了。上级来检查，从来不叫她，她也不会出来反映问题。从来不。她不会见人就说，非常理智。你不叫她，她不找你。”
“她总是往好的方向引导我们”
从上海来的遣送人员，刚来时只有十三四岁、十四五岁。之后，他们来到日化厂，见到周月林时也就二十几岁，如今她们也都早已退休。
“与周月林一起从北京来的，年纪都比较大，经历又很复杂，她们之间来往，非常注意，多是礼貌性的。而从上海来的青少年劳教人员，单纯，与她是同乡，又在一个车间干活，同她的来往倒比较多。周月林见了我们也有亲近感。有时，小老乡吵嘴，打闹了，她就说我们：‘你们就不能互相忍一忍，体谅体谅，不要吵，不要闹。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人，都是一样的。’”一位小老乡回忆说，“她的意思，我们知道。白天闹了架，晚上开会批斗，背语录，有题材了，让其他人看笑话。我们就不闹了。她把我们当孩子一样，总是往好的方面引导我们，为我们着想。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她见了会说，孩子怎么样？把孩子带好。”
“我在车间当小组长，常常提前到车间，下班晚。有时，我让她带一下孩子。给看着。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她会告诉一点小办法。”当年的一位小老乡回忆着周月林的好。
1976年又调到日化厂几个小老乡。周月林跟她们说：“你们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不要多管闲事。”她恐怕是看出了她们心直口快，怕小老乡吃亏，专意嘱咐。
一个刚来的就业人员，上街偷，还“吃佛带佛”。“一次，她把偷的钱放到别人的鞋子里，被发现关了警闭。出来后，周月林可劝她来着，让她走正道，如何做人，把她给劝哭了。”当年只有十四五岁，跟周月林一起从北京来到榆次日化厂来，如今也已70多岁的一位老人回忆说。
这位老人回忆道：“1972年，经人介绍，我嫁到了西郝村，户口也办到了村里。国家形势变化后，上级有了政策，我就不断找监狱要求落实政策。一次，在厂门口碰到周月林。老太太知道我的事。她还做我的工作，说：‘找政府，政府也得一点一点调查，弄清楚。’说要有耐心。劝我‘一时解决不了，也别泄气。’听了，心里特别舒坦。”
牙膏、洗衣膏车间，周月林曾在这里干活
“觉得她可神了”
后来，小老乡们陆续结了婚，可她们还会不时地去帮一下老人。“她在车间拧牙膏帽。看似不累。可拧得多了，手可痛呢。她手上贴了胶布干活，一点也不偷懒。我们看她可怜，就帮帮她。节假日，帮她洗洗被褥，衣服。冬天，我们给她挂门帘，按烟囱，天暖了拆烟囱，打扫打扫屋子。我们平时做了什么好吃的，会给她送去，让她尝尝。”一位小老乡说。
孤苦的老人，也引起了小老乡们的孩子的同情，孩子不用大人说，自己就会去帮“周阿婆”买菜，从院子里提了水送回屋里去。冬天，厂里给拉了煤，孩子去给她和煤泥，打煤糕，倒灰渣。而她总会买点糖果什么的给孩子。
“我们在厂里，也断断续续听说了她过去的一些事。一次，我们悄悄地问她。她就给我们讲她在苏区的故事，讲她怎么保护瞿秋白，怎样被捕。把我们听得都睁大了眼。就觉得她可神了。”30多年后，她们回忆起来，还是轻轻的声音，长长的口气，带着神奇的表情，似乎又沉浸到当年被周月林“可神了”的故事的感染中。
也是有说法的人
“其实，周月林与人相处也是有选择的。她们同来的，有与她年龄相仿的。有的老太太与她能说到一起，她们就近些。对有的她就很注意。一起从北京来的一个姓李的，一开始她们相处的挺好。那个姓李的经常帮助周月林领工资。后来，周月林就不用她领了。具体因为什么，人们不知道。可是，能看出来，对合不来的，周月林会不理，但不会说。”几位有同感的老就业这样回忆道。
周月林终究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日化厂十几年，打她的小报告，说她“跟某某近，经常嘀嘀咕咕”的有之，揭发她“不认罪”，“抵触”，“不满”的有之，反映她“劳动有时迟到，队长在时就紧张些”的也有之。她来到日化厂，每个月挣27块钱，粮食供应每月32斤。有时，她借钱给人，粮食吃不了，就干脆把内部粮票给了人。有人说她“拉拢”什么的也有之。她对这些人是不说不理，坦然处之，淡而化之。
结果，年底评议，就是说她不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为人谦让”，“没争端”，“生活上能帮助人”，“做人有涵养”，“不摆老资格”。
简朴的老人
那时的文化娱乐活动少。每个月看一场革命电影，是她们唯一的文娱活动。1972年，只有十七八岁，既当通信员又放电影，曾任监狱办公室主任，如今也60岁了的陈左峰记得，周月林的衣着穿戴很朴素，一看就像电影里的，从过去艰苦岁月过来的人。
平反后，厂里照顾周月林，专门给了她一间屋子，也就是一间八九平米的旧窑洞。 屋里，一个铺板，两个长条木凳登着。床板是公家的，被褥是自己买。一个纸箱子，里边放旧衣服。一个低矮的小方桌，上边放了吃饭的大粗碗，筷子，茶缸。竹皮暖壶、小锅锅，盆盆罐罐，摆置在一边。有一个小木凳，是她自己钉的。用的牙膏，也是厂里处理给职工的。有的产品不合格，两毛钱一支。一张她女儿给她买的尼龙躺椅，算是最好的家什。
监狱食堂有窝头，面条，包子，稀饭。那时，她们跟市民一样，粮食供应，每个月30%的细粮，八九斤白面。粗粮是玉茭面、小米、红面（高粱面）。后来，食堂几天卖一次大米，每人可以打6两。是那种白茬茬的蒸出来散散的大米，不好吃。
周月林可以自己做，但屋里的炉灶有限，更多是到食堂打饭。有时，从北京来的垒了灶，叫她也去做一点吃的。她却很少。一来她非常节俭，二来能不麻烦就不麻烦人家。非常自理。
“一次，我们去看她，见她屋里有一个小闹钟。她说：‘一次开会，有人批评她出工和学习迟到。买了闹钟，出工、学习就不会迟到了。’她老了，可也不想让人说她什么。”
监狱在小城正东。一条大土坡上来，再往南的一条路下去，一直往里。进一趟城，步行至少得三四十分钟。要买日用品或逛街，人们习惯称是“进城”。她很少“进城”。“她很少外出。我们上街，有时就问她，捎什么东西，帮她买。老太太的身体还可以，可也有病，还住过一次劳改医院。胃口不好，常买‘保和丸’，也好买点饼干吃。” 小老乡回忆道。
小老乡们平时一般是按照上海的叫法，叫她“周阿婆”，有时急了也叫她“老周”。她们有了孩子后，多是顺着孩子叫她“周阿婆”。“她没牙，舌头老伸出来。一次，我们看见，说：‘哎呀，周阿婆，你的舌苔怎么是黑的？’她却很平静地说：‘是在清河农场拉平车，让车把撞了胸，吐了血，就成了这样。’幸好，在这里她倒是没有干这些活。”
20世纪80年代初，服刑人员在进行队列训练。
当年周月林就住在类似的窑洞监舍的强制就业人员的宿舍里
在运动中
在“*革文**”那个非常的年代，运动中的各项活动同样波及到监狱。她也学毛选背语录，也早请示晚汇报，也观看学大寨图片展，写学习心得体会，也学刘马年，找不足，批判自己过去的“罪行”，克服年老无用的错误思想。可人们已无法知晓周月林在运动中的真实想法了。人们可回忆的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没什么表现”，“整天不吭气”，“批斗坏人，也不爱发言”，“不突出政治”，“胆小怕事”。从北京来的有的老太太正直，说她冤。她就急忙摆手，不让说，怕连累人家。
运动中，干部、社会工人，有的支持这个观点，有的支持那个观点，分成两派，今天你批判我，明天我批判你，大字报贴满监狱。就业工人不让参加，可从人们平时的言行中，也能看出他们的倾向性，这就难免生产矛盾，影响生产。而周月林却是只看报纸，听广播，不看大字报，开会学文件，也是只听不说。人们看不出她的倾向，自也少了许多争端。就是在她们人人过关的“区别划分”阶级敌我矛盾的运动中，也为她免去了许多争议。
即使这样，有时她也会不禁流露一句内心的苦闷：“剥权（剥夺政治权利）已到期，还没有解除，什么时候给我解除呀？”她知道话即出口，便会有耳在旁。她便在小组讲评会上主动说出来，说她对*党**的政策理解得不够，需要彻底改造。这样反倒没人再提了。
在监狱这个环境里，人们的话少。如果谁话多了，干部开会时会训：“茶壶丢了个底底，剩下一个嘴嘴。”意思是嫌话多。她更不多言，连看人的眼睛，也可谨慎呢。可有一回，人们知道干部是说她呢。那时，外边，瞿秋白一会是叛徒，一会是好人。可能是她这时写了申诉。开会，干部就批评：“有的人，叛徒，还心怀什么……”
她就这样，终于熬过了那段非常的岁月，终于等来了迟到的昭雪。
平 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疏散人员的状况有了改变，她们有的人员可以回北京了，周月林也再次写了申诉。
一天，一个小老乡到她住的小屋去看她。见一个平时跟周月林要好，一起拧牙膏帽，人很正直，好打抱不平的北京老太太，坐在她屋里，手里拿着一份周月林给她的材料。“两个人说着话，比较神秘的样子。后来，我隐约听说，这个老太太回北京给周月林递了一封信。”
何颂鸣回忆，周月林还到过一次北京。一次，她来财务上要借一个月的工资。那时她的工资一个月28元，够她上一次北京的。经批准借给了她。回来不久，北京就有了消息。何松鸣老人如今已80多岁，回忆起往事还感慨不已，说，监狱工作人员中就我与她是老乡。可那时讲阶级斗争，想帮她可也不敢。
让她喜出望外的是，这次很快，1979年11月15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判决，宣告无罪。老战友*颖超邓**来了信。信由秘书代笔，信中写道：“周月林同志：你好！你给邓大姐的信，收到了。她嘱我代复信给你。她说……得知你的问题得到平反，很高兴。望善自珍重。她问你好。”随后是山西省委给她落实了政策。她激动地说：“过去多次申诉无效。粉碎了‘*人帮四**’，我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我感到无限温暖，万分感谢*党**中央，给我平了反。”
现已59岁，曾担任监狱内警（防暴）大队长的王京平，1979年，他也就二十六七岁。他父亲王毅从1979年到1984年担任监狱*党**委书记、政委。一天，他回家看父亲。“一进门，就看见窗户底下，凳子上坐着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手里拄着一根木棍，正跟坐在对面炕沿的父亲说话。老太太看出了我们的父子关系，就很清亮地问：‘你家几公子？’父亲说：‘我家老三。’她便有点猫腰地往起站，父亲就让她坐，说：‘你坐吧。’我只见过她这一面，可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感到老太太挺有气质，眼睛看人，可有……我无法形容，（新昌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唐樟荣在新昌报社工作过15年，曾多次报道周月林在新昌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唐主任是用了‘坚毅’二字来形容周月林的目光。）就是感到那眼睛很亮，看你一眼，就能看透你的本色的那种眼光。一对目，就能感到不一般。”周月林的不凡，30多年后还让王京平感慨不已，“老太太走后，父亲告诉我，那人叫周月林。中央领导来信，专门找她。”
“平反后有点跩”
“可她平反后，我觉得她有点跩。”当年的小老乡，如今她们都已退休多年，可有的还生气似的，像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回忆说，“对我们有点跩了。干部们参加劳动，她也出来了，拿个铁锹，杵在那里，出洋相。她那么大年纪了，能干动？”
而有的不同意她老姐妹的说法：“我倒是觉得她没什么变化。是咱们心里有这个想法，不要去沾人家，又把人家拉下来。这与这里的环境有关。”
监狱的人员复杂。工资就不用说了，福利也不一样。干部、社会工人，就业工人，分得特别清。那时，监狱为了改善生活，在附近荒地搞生产，就业工人也参加了。可分东西的时候，不给她们。进出厂（监狱）门的出入证，干部、社会工人的是红的，就业工人是绿的。
“人们说有的就业工人转了社会工人，就觉得了不起。”一个小老乡说，“其实，倒也不是。你想呀，政治上解放了，思想上轻松了，精神上愉快起来，很正常。”
可有的干部还有意强化她们的“标签”意识，动辄说：“你的污点始终在那里。”话很刺耳，可见干部对就业人员的偏见。当然这是社会环境使然，历史时代使然，更是人性使然。别人过去的痛苦成了他们压制人的法宝。有的本该转了。却是先给预备上，下次优先，还要有意压一下。
“有一次，我当了先进。有的社会工人就不满意。她不说她几点上班几点走。我们都是7点上班，6点半就到。下午6点下班，6点半开会。”一个当年的小老乡说。
如此说来，她们到底还是把话转了回来，那个小老乡说：“也是的。老周对咱们的教育、影响到底是挺大的。几十年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心可平坦呢。做人正正派派，教育孩子积极向上。我三个孩子，两个*产党共**员，我很欣慰。”
平反后，周月林（中）与友人
恢复*党**籍，“只可惜一语之差，错失机会”
“周月林的平反材料是我写的。上级要她的表现情况。”李步卿说，“宣告她无罪后,省里来人征求她对*党**籍问题的意见,她说：‘我已年老多病……’放弃了恢复*党**籍的要求。她回来跟我这么说。我就说她，你错了。给你定了级，怎么能不要*党**籍呢？我这么说，她就似有所悟地看我。”李步卿认为，周月林并不是不要*党**籍，而是当时一时欠妥考虑，顺口说的。只可惜一语之差，错失机会。
陈刚曾就恢复*党**籍的问题专门问过周月林。“周月林说：‘年纪大了，身体又有病，不能工作了，而且，离开*党**的时间也太久了，就不要做*党**员了。’她的意思是，*党**员不是荣誉，是为*党**工作的。我就批评她，*党**籍是政治生命，政治生命还能不要？我告诉她，茅盾在*党**外几十年，恢复*党**籍，从1921年算起。她直率地说：‘我在监狱，怎么会知道？’她很后悔。”
陈左峰认为，她年轻的时候，那么艰苦，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自觉革命，说明她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后来，她在那么封闭的环境中生活多了那么长时间，面对突然而至的那么大的变化，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思维跟不上，话语欠妥，完全可以理解。
最痛苦的
当年的小老乡们回忆说：“有时候我们去看她，她会说，你们这些小囡……说着却掉下泪来。可能是我们与她的孩子年龄相仿，见了我们，让她想起儿女。”
在苏联，周月林与梁柏台生有一儿一女。他们回国，只好将一双儿女留在了苏联。刚解放时，她到上海总工会联系组织关系，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看见两个长相是中国人，却说俄语的年轻男女从她对面走过。她说：“那两个年轻人长得很像，就是我的儿女，是回国来找我的。可是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听得我们都挺难过。
后来，周月林又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可他们受她的牵连，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有一次，她大女儿和儿子来看她。儿子老老实实的。女儿，高个，朴素大方，模样好，是看了让人感到很舒服的那种。帮母亲洗洗涮涮，住了几天。孩子们走后，她眼泪汪汪的。平时，她的内心不外露，总是小心翼翼的，特别是不愿意提孩子。一说到孩子，她就很痛苦。这回，她知道了，女儿本来当教师，也下放到农场劳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她，她没怎么抚养。如今见到儿子，黑瘦黑瘦的，30多岁了还没有成家。她觉得很对不起孩子们，可她又很无奈。儿子说，妈妈的问题不解决他就不成家。她说，儿子很孝顺。可这样会耽误孩子。她就告诉儿子，她的问题快解决了，让儿子早点成家。儿子回去，找了湖北阳新农场附近的一个农村姑娘，于1979年结了婚。而周月林也在1979年11月获得平反。这或许是上苍对苦难的人们给予的慰籍吧。周月林的小老乡们都知道，平时，她生活简朴，就是想补贴孩子。她说，牵挂孩子，是她最大的痛苦。
最高兴的
平反后，周月林还一直住在监狱的一间小窑洞里，一个人过着孤苦的日子。1983年上级终于有了意见，她可以异地安置了。新昌县委获得这一消息后，很快派人将周月林接回了新昌。
平反，是省里来人，好像是一个处长，由监狱的一名干部陪着，在她住的窑洞里对她一个人宣布的。对此，周月林内心似乎还掠过一丝说不上来的不甚满意。而此时，北方的10月，早晚虽已有了凉意。可蓝天白云，艳阳高照，正是让人舒爽的季节。几十年来的所有坎坷和磨难，在这里十几年来的所有不快和郁闷，都统统化为了乌有。
小老乡回忆道：“周月林最高兴的当然是平反，回新昌。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去看她。她特别高兴，说新昌来人欢迎她回去，给她安排了住的地方。组织上总算认可她了，不是叛徒。她这一辈子总算不会带着冤枉离开了。我们说，周阿婆路上小心。她说：‘我在这里，你们对我很好。非常感谢。’”
后来当了副监狱长的袁福增、政治部主任申海潮曾到新昌县看望过周月林。老人在新昌度过了她幸福的晚年。
补记：
棋盘新村29号的普通奶奶
晚年的周月林（前排中 ）在新昌
大佛寺，位于新昌县城西南，南明山与石城山之间的山谷之中。这里山清水秀，岩石嶙峋，古树苍苍，飞瀑泱泱，曲涧微转，幽洞深邃。大佛寺以其弥勒石窟造像闻名，是我国早期石窟造像在南方仅存的遗迹，被誉为“江南第一大佛”。从景区入口处再往南二三公里至棋盘新村大佛桥，桥南两段几十级的上坡水泥台阶，路到山腰，背靠大佛山，有两排县里专为老干部盖的简易二层楼，尽里边的一栋29号，周月林当年就住在这里。
2014年仲秋，一个时阴时雨的季节，我们按事先约定，与小虹在大佛桥会面。车到桥头，刚拨通手机，一个个不高，大眼睛，说话清晰，举手投足中透出精明的年轻女子，便朝我们走来。
天空给我们留了一段走到她家的时间。小路仿佛怕惊醒了睡着了的老人般的宁静，一侧摇曳着的藤蔓绿叶，又似乎在轻轻地诉说什么。我们拾阶而上，小虹说，这路还跟原来一样。奶奶在时，拄了拐杖，可以自己出来行走。身体非常好。
进了院门，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迎面小二楼，小楼的东边是一间厨房，从西边曲折的外楼梯上到二层，也是没有套间的两个房间。里边一间摆了一圈沙发，中间茶几，就占满整个屋子，算作客厅。小虹说，奶奶活着的时候，先是住楼上，后来住楼下。说话间，“噼噼啪啪”的雨点就砸到院子里。
1979年周月林被宣告无罪，1983年有关部门同意她异地安置。正当周月林踌躇到哪里定居的时候，新昌县委获得信息很快将她接回了新昌。
为写《周月林在榆次日化厂的日子》，我们这次专程到新昌采访陈刚，同时，看望周月林的儿媳倪细花和孙女周虹，了解周月林在新昌的晚年生活
“奶奶的革命情节，还是很重的”
周月林回到新昌后，常有学者、*党**史专家来采访她。对周月林的访谈，为*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首先是澄清了瞿秋白被捕牺牲的真相，梁柏台烈士的资料征集也获得重大突破。全国妇联和江西妇联派人看望她，整理出《*共中**苏区的妇女工作》等回忆录。《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主编谭抗美来采访她，周月林参加“五卅”运动的经历，丰富了上海工人运动史。她与毛*民泽**同志的夫人钱希均的书信往来，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而更多的来访者，是想看看周月林究竟是怎样的一位革命者。周月林属于时代新女性，她年轻时激情澎湃，要用她微薄的力量来改变社会。可她又历经磨难几十年，人们便觉得她的经历传奇，想了解她。
周虹说，对来采访的，奶奶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不断讲述她过去的经历。县里有什么活动，也会来邀奶奶参加。在家，她会常常翻看一本《华夏妇女名人词典》，将介绍她的那一页，折一个角。有人来访问了，她会翻出那一页指给来人看，说，这是介绍她的。
没人的时候，她告诉过我她的俄文名字（诺云丝卡娅），讲她在苏联的故事。虽也说她解放后的遭遇，可我们从来没有听她说过一句后悔的话。心态非常好，不怨不恨的。如果重新选择的话，我想，奶奶还会选择革命。坚韧的性格决定了她会忠于她的那种信念。
小虹像是又听到奶奶给来访者讲述她过去的经历似的将奶奶的革命情节讲给我们听。
“跟普通奶奶一样”
周虹今年32岁，周月林去世时，只有14岁。她记忆中更多的是她与奶奶的故事。
关起门来，奶奶其实跟普通奶奶一样，普通奶奶怎样，她也会怎样。这话一下让我们看到了周月林可亲的一面。奶奶对我的管教比较严。小时候，我吃饭掉了饭粒，掉到桌子上，就是掉到地上，她也会让我捡起来吃掉。说米饭来之不易，不能浪费。
那时，经常有领导和各种来访者到家里来看望奶奶，特别是在三八、七一、十一的时候，全国妇联、省妇联的领导也来看望过奶奶；奶奶又常参加县里的各种活动，所以奶奶在当地的影响很大。可奶奶专门告诉我，到了学校不要讲。所以，老师同学并不知道我是周月林的孙女。
如今，颇有奶奶坚韧、果敢性格的小虹，在父亲去世后，自己开了一间小店，自立自强，和母亲二人平静地生活在这座小城里。
她睡午觉会叫我。找不到了，就问爸爸：小虹？小虹呢？我也淘，跟她开玩笑，有意躲起来了。天凉了，她坐的棉垫子坐热了，暖暖的。她起身到卫生间去。我就给她藏起来。她回来找，找不到，问我。我说不知道。她就问爸爸妈妈。爸爸生气了，我吓得不敢吭气了。冬天，她会像抱暖水袋一样抱家里的一只哈巴狗，说，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好暖哟。我有时给她抱走了，让她到处找。不听话，惹她生气了，奶奶也会骂，会打。一次，我淘，奶奶竟把她的拐杖打断了。
奶奶有工资，爸爸妈妈也给她钱。奶奶的钱不是装在身上的，而是藏在沙发底下，枕头下边。问她钱呢？她说没了。可一找，全找出来了。而奶奶从不乱花钱，就跟一般老人一样。
隔壁的老太太会到我们家来，和奶奶说话。奶奶也会出去跟她们坐在树荫下，说些家长里短。看上去，她们就是一样的。
“你喜欢婆婆吗”
周月林安置新昌后，儿子一家也来到新昌。不多言的媳妇清楚地记得在查林第一次见到婆婆周月林的情景。周月林径直问她，你喜欢婆婆吗？媳妇说，喜欢。周月林说，别人是不喜欢婆婆的。她们婆媳就这样见了面。
县里挺照顾的，将爸爸妈妈安排到县里效益很好的国营工厂上班。那时，爸爸妈妈上班，我小，就给奶奶请了保姆。奶奶的生活习惯，每餐吃什么，妈妈都要告清楚保姆，才放心。奶奶一般是一天吃四餐。在山西那么长时间，奶奶仍不喜欢吃小米粥，也不爱吃饺子。早上是两个肉馒头（包子），一碗混沌，或放了虾皮虾肉的面条。中饭米饭，糖包，喜欢吃海鲜。下午午觉起来，吃点心，是汤圆或饼干。晚饭喝大米粥。奶奶也喝一点酒，只喝黄酒，一两，白酒不喝。奶奶有一个习惯，要把鸡蛋炒半熟，然后把热米饭焖上去，再吃。奶奶活了91岁，这样的饮食习惯，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长寿秘诀。
不过，奶奶说，她的身体好，也是从小锻炼出来的。在工厂干活，革命后翻山越岭。在榆次日化厂，70多岁了还出工。她也会说，饭后一百步，活到九十九。奶奶能活到90多岁，也是有失有得了。
奶奶不喜欢洗头，说头发干得慢人容易生头风病。妈妈每次给奶奶洗澡，总是假装不小心把她的头发打湿，奶奶只好把头也洗了。每次洗完头，妈妈就用电吹风把她的头发吹干。有时还故意把她的头发吹得卷一点，跟烫过的一样，让奶奶好看一点。
奶奶的头发，是妈妈剪的。小虹指着玻璃相框里的一张，夏天周月林穿着合体的西服小翻领的衣服，头发剪得齐齐短短的，看上去很凉爽，很精神的照片说。
奶奶晚上睡觉怕冷。妈妈就给她准备了两个暖水袋，关掉电热毯的电源，然后让她上床。
奶奶还有一个习惯。晚上，她看见洗脚水没有倒掉，她会拄着拐杖用湿毛巾把木器家具全拍湿了才睡。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样就安全了。怕着了火。不知什么样的经历刺激了她，让她留下这样的习惯。如果她看不到盆里的水，她也就不了。这妈妈也依着她，帮她拍。
妈妈家里穷。我姨曾来看妈妈，说妈妈，你是享福的一个。妈妈说，如果不是跟了爸爸，她也会跟姨们一样，还在山窝窝里边，住在昏暗的茅草屋里，每日在水田里干活，或出去打工。妈妈说，我们是享奶奶的福。我们家是以奶奶为主的。家里最好的房间，是奶奶住的。上世纪90年代初，空调还不普遍，我们买了空调，也是装在奶奶的房间里。
笔者的来访，唤起了小虹对奶奶的怀念。讲述中，泪水几次溢出她的眼眶。这时，她含着泪看了一眼后窗外，有游人顺着小径上山的背影。我们仿佛看到其中有一位意志坚定，精神矍铄的老人，稳步向山上走去。小虹也像是从跟奶奶相处的日子回到现实中似地说，已经去世17年了，你们还来了解她。你们要是早来多好。
周月林（右三）与子女在新昌
“她的个*欲人**望很低”
新昌县委办原副主任梁光道曾说，周月林为什么历经磨难还长寿，是她的个*欲人**望很低，心特别宽。
平反的时候，山西省委给她落实政策，给她定行政14级。她说，我没为*党**做多少工作，只要晚年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她自己挑了17级，后来，组织上觉得实在太低了，才又给她调了级，在住房、医疗、用车和生活方面享受相应的待遇。
新昌的财政比那边好。她的工资不到一千的时候，这边就二三千了。县里让她把行政关系转回来，却没有。她的意思是，她没给新昌做什么贡献，县里对她已经很好了，不能再给县里添麻烦。
平时，县里问她有什么困难，她总是说，没有。她是有困难不讲。一次，绍兴市农业局20多人来采访看望她，也是问她有什么困难。她说，我现在很好，没有困难。可人家看她很简陋的家，就当场捐款，硬把钱给她留下。
说到现在的住所，媳妇说，当初组织上给了安家费，跟县里说一下，原本可以不在这山坡上，选一个平展展的地方盖上一串院。可婆婆不肯，说这里安静，空气好。不给县里添麻烦。
周月林到新昌的第一天，住在县招待所最好的房间里。见到县委组织部长，她一下就哭了，说她有了“家”了，称当年到榆次日化厂采访她的陈刚和袁相标是她“回家”的“搭桥人”。
陈刚如今已71岁了，可他还动情地说，回到县里后我常去看她，她也常来看我。半月二十天见不到，就到家里来找。家里找不到，她会找到办公室来。我以为她有什么事。她说，没有，就是想看看你。她没什么亲人，新昌就是她的“家”，我们跟她就像家里人一样。大年初一，我会带着两个女儿去给她拜年，把她接到家里来过年。
“陈刚来了”
1997年12月28日，一大早，媳妇给陈刚打电话，说，婆婆不行了，在医院里了。
1996年大年三十，也是“婆婆不行了”，陈刚和县里的有关领导赶了过来。可那次奶奶挺过来了。小虹说，我想，如果不是爸爸去世得早，奶奶还能多活几年。爸爸去世，给奶奶的打击太大了。晚年，奶奶的脾气挺躁的。爸爸对奶奶惟命是从。一次，爸爸没有依奶奶，奶奶就拿拐棍打。爸爸已四五十岁了，站在那里不动，就让奶奶打。
周月林九十大寿，县里准备给她办一个宴席。当地的书画家专门为周月林创作书画，其中一幅县*党**史办撰写的寿联正是她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九十老人多福多寿多贡献，五卅女将愈老愈坚愈精神”。因周月林的儿子去世，没办。
陈刚说：“我赶到医院，她已昏迷。媳妇俯身叫她：‘婆婆，陈刚来看你了。’她竟睁开眼，说：‘陈刚来了。’她看到我，她最后的心愿就放下了。她知道，我来了，她的后事就有人操办了，可以办好了。”
老人的后事，陈刚在他的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陈刚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花絮，他们打电话通知赣州妇联。一个年轻人说，不知道这个人。随后，他们打过电话来，让我们给他们代办一个最大的花圈。而且陈刚觉得，赣州*党**史办撰写的挽联里的“历经磨难，无怨无悔”一句，很能概括周月林的一生。
榆次日化厂发来唁电：“惊悉周月林同志病逝，来不及前往悼念，请代我厂处理后事，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并随唁电寄来丧葬费1000元，抚恤金7135元。
吃过午饭，阳光早已晴好。小虹邀我们登山，到大佛寺一游。我们顺着屋后当年周月林走过的小径，走上山顶。放眼望去，大佛寺外的亭、洞、池、岩、石、院缩小了它们的身量似的散建在石城山谷之中，静静地安卧千年。如果没有景区入口处大佛城的渲嚣，人们似乎感觉不到紧邻繁华闹市的大佛寺的存在。繁华与宁静，巨大与微小均被巧妙地统一在山谷之中，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兼胜，这可能也是人们游览大佛寺的原因所在。
我想到周月林。如果没有人追述周月林不凡而又普通的一生，人们似乎也已将她忘去，就像17年来少有人再记述她一样。可是，不凡而普通，恐怕正是一个人的魅力所在。如此想来，笔者之后，一定还会有人去追述她的故事，因为周月林注定是一个与历史大机轴息息相关，脉脉相通的人。
（写于2014年10月，2017年9月2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