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多年前，有一部电视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被片中主人公们的奋斗过程、质朴的初心所打动，被他们的梦想所激励。其中有一集，其主题名称便是《小留学生》，即使年代已相隔久远，如今在网络上还依然有人在讨论着这部纪录片中主人公的命运和现状。
20多年后，如今在日本生活的新一代小留学生们，又处于怎样的学习和生活境况之中呢？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于2018年8-10月，借用为这些初来日本的中国人中小学生们做课业辅导的机会，尝试了解他们来日的经过、在中国和日本接受教育的经历，并对其中的部分学生及其家长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访谈。本文将更多使用当事人视角，在描画日本中小学教育的一个侧面的同时，展现新一代小留学生们的思与盼。笔者期待通过展现他们的故事，引起我们对于海外中国人中的中小学生群体、对于留学教育问题的反思与关注。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2015年世界人口约为73亿人，而其中离开祖国而生活的人口达到约2.44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约3.3%。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在2018年底达到了266万人，其中大多数都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来到日本的。正如在台湾将高山族、布农族等称为“原住民”，将1945年台湾光复前来台的汉人及其后代称为“本省人”，又将台湾光复后来台的汉人及其后代称为“外省人”一样，为了与战前来日的在日韩国·朝鲜人和在日中国人等Old Comer相区别，20世纪70年代以后来到日本的外国人在有关人口跨国流动的研究中被称为New Comer。笔者尚未找到对这一概念相对应的确切中文翻译，暂且将之译为“新来者”。
研究者一般将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来者”的状况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半期的“出发期”，该阶段来日的“新来者”大概有4种情况：一是从亚洲诸国来日的从事服务业或*服务性**业的女性劳动者，最先是菲律宾女性，其后是泰国、韩国、台湾的女性；二是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的难民，在70年代末约有1万余人；三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改革开放后，由回到日本站稳脚跟的东北残留日本人孤儿，从中国东北带到日本一同生活的配偶、子代、孙代及其亲属；四是欧美系的商人。在此时期，日本在制度上对于外国人的差别待遇还很突出，因此“让外国人获得权利”、“包容多样性”成为时代的课题之一，以在日朝鲜人第二代为中心展开的“差别废除运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第二阶段为从80年代末开始的“扩大期”，这也是“新来者”飞速增加的时期。日本景气的经济所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吸引了大量“新来者”到日本充当廉价劳动力。该阶段来日的“新来者”有3种形态：一是“资格外就劳者”或超期逗留者等非正规外国人劳动者，主要由来自亚洲各地的男性构成；二是以就业打工为目的来到日本的南美日裔，这是1990年修正的入管法使得日裔子孙及其配偶能够自由进入日本并在日本停留所产生的结果；三是自我实现型的“新来者”，以来日留学生为主，与1983年日本政府提出的“留学生10万人计划”有关。
1991年以后的第三阶段被称为“停滞期”。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原先不足的劳动力一转而变得过剩，非正规劳动力逐年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南美日裔的增加，伴随跨国婚姻和日本企业的跨国发展而来的外国人雇佣情况大大增加。在80-90年代，“地域国际化”成为新的时代课题，日本各地的自治体都开始兴建国际交流会馆，并以“对应在日外国人”、“推进国际交流”为主轴开展国际交流事业。进入2000年以后，在日外国人的人口仍持续增加，而外国人口数的前五位分别是中国、韩国·朝鲜、菲律宾、巴西和越南。此后由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外国人口数从2008年开始转而持续减少，直至2013年以后又逐渐增加。从宏观的趋势上看，有学者将2000年以后称之为“多文化共生的时代”，日本人对于外国人的认识也逐渐从“劳动然后回国”转为“作为生活者的外国人”，将外国人视为日本社会的一员。
如果类比中国国内的打工经济兴起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图景，这些向日本输入人口的国家就相当于国内的中西部地区，而日本就相当于国内的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虽然中国和日本毕竟属于两个国家，在语言和文化习惯上多有不同；但是对于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而言，城市文化、城市人的价值和身份观乃至方言差异同样是陌生的。特别是因为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对于中国人而言，来到日本所产生的陌生感必然与来到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所产生的陌生感很不相同。因此，就作为劳动力流入地的日本和国内一线城市的比较而言，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实“异国”与“他乡”并没有本质区别。在这样的图景中，这些外来人口为何出现，人口流入地在政策上如何对待这些外来人口，外来人口是否想要、是否需要或如何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些外来人口如何处理与家乡和家庭的关系，如何安顿自己的身份认同乃至人生意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的问题。
如今距离“新来者”开始流入日本的20世纪70年代已经过去了30年以上，他们当中有不少都随着在日本的生活而改变了最初的归国计划，而选择了在日本定居甚至改变为日本国籍。对这一群体而言，他们的子女在哪里接受教育、如何接受教育的问题往往让他们深感烦恼。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属于教育问题，但其背后其实关联和汇聚着上述有关外来人口的所有问题，而教育只是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事关行为选择和当事人再阐释的载体。这就赋予了研究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群体教育现状以意义。当下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中小学生，就相当于国内来自于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子女。他们的父母或者在流入地定居，或者仍将流入地当做服务于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一个过渡性的跳板、一个暂时的客居之地。是什么支配着这些中小学生的行为选择，让他们来到异国他乡接受教育？是什么决定着他们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遭遇？他们又会根据自身的经历对中日教育的对比进行怎样的阐释？本文将借助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作为外来人口的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所面对的教育处境为切入口，推进我们对于外来人口这一群体的理解和认识。同时，本文通过呈现看待中日教育的当事人视角，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我们对于日本和中国教育的客观认识。最后，本文对于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群体教育现状的研究，也将为国内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既有研究通常表明，面对从未有过的外国人口增加，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也对“新来者”的教育问题予以重视，并认为日本在行政方面多关注外国人聚居地区的教育，为这些地区的外国人修建了民族学校和国际学校，使外国人可以再与日本学校的比较中进行自主选择。在同胞较多的地区居住的孩童，多可以在考大学和就职方面取得成功的人为榜样。同时，在民族社区发达的地区，同胞间较强的关系网络也有助于孩子的教育培养。而对于居住在非外国人聚居地区的“新来者”而言，他们只能选择接受日本的公共教育。与生活在外国人聚居地区的孩童相比，他们必会遭遇更多困惑，而既有研究却对他们关注甚少。本文的关注对象，则正是这群居住于非外国人聚居地区的中国人中小学生们。
我们为何来到日本？——小留学生的自我确认
根据笔者有限的访谈资料，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的父母，基本都是以打工挣钱为目的而来到日本的。笔者访谈的一位2000年代初来到日本的学生家长，为笔者描述了她所经历的中日经济差距。她当时以赚钱为目的来到日本，并在10年前拿到了永住资格。她说，那时候永住资格很容易取得，超过签证期限留在日本的“黑户”也很多，“很多家庭的很多人都留在这里，一半以上都是黑户。前十几年，在这里全部都是黑户”。这些“黑户”中的不少人，都指望着在日本赚够钱之后回国，以后再也不来日本。在那个年代，她的家乡福建省福清一个县城的房价才1500元/平米。由于当时中日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日本“赚一年的工资，就能回去买一个套房了”。她坦言，“十几二十年前，没有几个人来是为了在日本学习的。那时候日本经济也好，中国物价也低。那时候和现在差不多，一个月赚个20-30万日元，一年赚个200-400万日元，10多万、20多万人民币回国”。
如果说这些中国人中小学生的父母在来日之初都具有极其明确并且极其功利的单一目标指向，即在日挣钱、在家乡过更好的生活，则他们的子女对于“来日”这件事的理解就会因其所处年龄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一）被动型来日
在“九一八事变”76周年纪念日出生的耿景博，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在他大约3个月大的时候，曾在国内五星级酒店担任星级大厨的父亲就来到了日本东京都的西川口继续从事餐饮业。据耿景博的理解，父亲来日是因为“那时候在日本可以赚很多钱，比国内多多了”。而曾在国内担任经理职务的母亲，原本业务繁忙、经常开会，而在怀他的时候就把工作辞了，并在父亲来日几天之后也来到了西川口。耿景博出生后并没有随着父母来到日本。在他上小学以前，他与现年71、72岁的爷爷、奶奶共同生活。他4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日本，是被父母借休假之机接去日本游玩。在他的记忆中，东京都的西川口就是他对于日本的第一印象。上小学以后，耿景博离开了爷爷、奶奶，开始与二姑妈同住。二姑妈是汽轮小学的主任，而他也就在这所小学上学。一直上到六年级上学期结束，耿景博再次来到日本，于2018年4月起在东京都足立区丰川小学上五年级，而此时正是日本小学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对于自己为何会来到日本，耿景博回答说“爸妈让我来，我就来了”。
像耿景博这样的小学生，对于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掌控能力，并且对于自己命运轨迹的改变也没有任何做出自我阐释的想法。父母在烹饪料理方面有一技之长，获得了来日提高收入水平的机会。出于接替爷爷、奶奶和亲属对孩子进行教育和照料的考虑，在日本站稳脚跟的父母如果认为没有回国的必要，则自然会将孩子也接到日本来，在一家团圆的同时共谋发展。而留守在国内的孩子，似乎并没有感觉一定要来到日本。访谈中耿景博多次表示他要是继续在国内上小学，都快小学毕业了，但来到日本却还需要重新适应日本的环境和学习方式，不能直接进入毕业年级。在他看来，来日本或许是一种“多余”、一个本没有必要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中出现的“意外”。
当然并不只是小学生才会感受到这种命运无法由自己把控的被动感。出生并成长与江苏南京，2018年在日本上初二的王诗凝，对这种感受也深有体会。王诗凝的姑姑首先在东京开了一家美容店，随后王诗凝的父亲于2004年也来到了日本当厨师，把王诗凝和她的母亲留在了南京。在国内，王诗凝与外婆同住。由于王诗凝的母亲是出租车司机，其母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管自己的孩子。而其父日语并不好，在餐馆里他的日语就靠他弟弟的孩子（2011年来日）和他妹妹的孩子（2008年来日），或者靠在他店里打工的会讲日语的中国人，王诗凝都“难以想象他这14年是怎么过的”。王诗凝的母亲是2008年来日本的。王诗凝说：“我妈后来来日本的时候，我爸就特别怕我妈，之前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爸对我妈很愧疚，觉得把她一个人丢在国内4年很对不起她一样。”王诗凝的父母关系不是很好，据她的理解，她父母来到日本都是因为她姑姑在日本，而她姑姑的意思是：把王诗凝爸妈弄过来以后，再把王诗凝弄过来，就可以在跟前看着他们，防止他们吵架过激甚至离婚。
王诗凝认为她父亲最对不起的其实是她。因为她父亲去日本后，上小学的王诗凝开始要面对说她“没有爸爸”的同学。由于*京大南***杀屠**，南京人对日本特别敏感，很多同学家里爷爷那一辈都经历过，所以当王诗凝反驳说自己的爸爸在日本时，就会遭来同学的谩骂，说自己和家人是叛*贼国**。由于王诗凝家中的爷爷一辈出生晚，都没有经历过*京大南***杀屠**，而经历过大*杀屠**的太爷爷又在王诗凝出生之前就去世了，王诗凝自然对*京大南***杀屠**缺少认识。她只感觉到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思想也特别恶毒”，甚至拿美工刀在她身上划。当她后来对*京大南***杀屠**有所认知，并开始理解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与日本的牵连之后，她开始不喜欢日本，甚至“特别讨厌日本”。因为和外婆同住，缺少父母的监督，王诗凝形容她的国内初中生活是“简直快乐得都要*天升**了，每天开心得不得了”。然而，以前从来没来过日本的王诗凝，在某天突然“莫名其妙地听我妈妈讲：‘我要去日本找你爸爸了，你到时候自己坐飞机来找我’”。王诗凝反对说“我不去日本”，她母亲说“不行，你在中国的学校我已经帮你办好手续了，差不多8月1日就除名了，你就上不了学了”。王诗凝回忆说：“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简直是震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最后，王诗凝于国内初一刚结束的那个暑假，2017年8月1日，来到了日本。访谈时王诗凝对笔者说，她最近问她母亲“当时为什么来日本”，她母亲开玩笑地回答说“因为日本的东西好吃”，王诗凝说当时“我忍住了想要打她的感觉”。王诗凝至今仍认定她是被她的父母逼着来日本的，并对这件事充满了怨恨。
在日中国人初中生肖瑞的二姐，也属于被家人逼来日本的典型。肖瑞的二姐在日本出生，在很小的时候又被送回国内。她本来在中国考上了一个二本大学，她本人也觉得不错，感觉非常满意。但肖瑞的父母和其他亲戚都叫她来日本，虽然她非常不情愿，还是经常跟她说来了日本发展肯定好，在中国工作太难找。最后她被父母强制性地接来了日本，重新学习日语，并准备参加留学生考试。在访谈时，她的日语刚刚通过能力考试N2水平。据肖瑞说，他二姐不怎么和父母讲话，与人交流很少，“别人不找她聊天，她不会主动说话”。肖瑞只在有事情，或者吃饭的时候，才能跟他二姐说上几句话。
如果说上述事例中的当事人是已经在中国完成了社会化之后，才被动地来到日本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事人在更小的年龄阶段就毫无意识地被父母带到了日本。肖瑞的二姑丈的孩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肖瑞的二姑丈原先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二姑和她丈夫是通过中国人介绍才认识的，认识的时候他们都还在中国。他们结婚成家之后，二姑丈来到日本留学。二姑丈很能赚钱，在日本丰田做营销经理。买了房子之后，二姑就随着二姑丈来日本当家庭主妇，他们的两个小孩刚上幼儿园就被他们从中国带来了日本。由于孩子都在日本长大，他们都不会说中文，行为模式也已经日本人化了。但是他们的国籍还是中国籍，肖瑞说：“国籍他们不会改的，改的话会被家里人说的。”
除了这种彻底被稳定地日本化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被动地随着父母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来回奔波。肖瑞大伯的孩子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大伯最开始是和他父亲、大姑丈一起拉货，在福建省福清市做煤矿生意。后来听先去日本的二姑说，学厨艺在日本很吃香，于是肖瑞的大姑丈直接先去日本，大伯和父亲就都去福州学厨艺，学成之后一起来到日本。大伯的两个儿子原本在中国长大，分别从小学三年级、五年级（约8、10岁）开始在日本上学。在他们准备考大学的2011年，因为东日本大地震，他们的父母担心日本再地震，就带着他们全部都回国了，没有再在日本考试。大伯回国之后听说煤矿很吃香，又去做煤矿，并且也没有再让两个儿子去上学，而是让他们去学经营，跟着大伯去做煤矿生意。后来因为煤矿生意赚不到钱，大伯又回到日本做厨师，他的大儿子在福清市投资开美容院和饭店，二儿子又回到日本打零工，与肖瑞家同住。2018年，大伯得了甲亢，怕在日本治费用贵，吃日本这边的药回中国会不适应，就回中国了。大伯现在每天都打点滴、吃药，不能间断，并打算如果治不好就不回日本了。肖瑞评价说：“二哥（大伯的二儿子）比较孤独吧，快30多岁，就是被我大伯这样带来带去，最后连朋友都没有了。大哥（大伯的大儿子）结婚有孩子了，回国就比较好，他中文也讲得比较好。但是二哥中文水平差，讲话磕磕巴巴，自己也想再回到日本。毕竟他们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和三年级来的日本，母语差距就很大。”当肖瑞与二哥用中文聊天，会感觉与二哥交流有点障碍。虽然二哥还是懂得关心人，据说长得又高又帅，但不善与人交际。肖瑞说，二哥经常问他一些不知道的问题。比如说，他会问肖瑞“你知道○○是谁吗”，肖瑞说不知道，他就说“哦，你不知道”，然后他们俩的对话就结束了。肖瑞若追问他“○○是谁”，他会说“你不用知道”。
肖瑞二哥的事例典型地反映出，被动地在异文化之间来回穿梭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当青少年尚未在某个社会中完成语言习得和社会交际网络的建构时，突然让这一过程发生中断的“社会移动”。只会对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丧失感”和情绪上的不安，并有可能使其产生社会化的挫败感，阻碍他在新的环境中对社会网络的重新建构。
（二）半主动、半被动型来日
2002年出生的张贺，同样也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他的父母曾经在国内是开饭店的。2008年，当张贺上小学三年级时，父母刚刚考完他九九乘法表就来到了日本，张贺就开始了与爷爷、奶奶三个人的共同生活，甚至连父母在日本干什么也不知道。在日本，父亲在当厨师，而母亲是服务员，父母不在同一家餐厅。张贺小时候其实来过一次日本，并且住了2个月，但当时他“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对日本留下任何印象。父母获得永住身份之后，张贺于2017年参加完初四毕业后的中考，在7月末获得“家族滞在签证”来日。根据政策，如果一名中国人在初中阶段就从中国来到日本，可以直接插班进日本的中学校学习，因为尚且属于九年义务教育。根据年龄，只要该中国人拥有日本签证、有在区政府的登录，当地政府就必须以就近入学为原则给该中国人安排学校。如果到了高中再从中国来日，则可以选择去夜间学校，或者去一个面向外国人学生的中心学习，然后参加一个比普通的日本高中入学考试难一些的考试，最后可以插班进入日本的高中学习。张贺虽然在国内已经初中毕业，但由于年龄还符合安排进入日本初中就读的条件，于是他于9月进入东京都荒川区第三中学的初三C组上学。张贺对自己来日本的解释是：“因为日本这边作业留的不多，轻松一些，我就来了日本。我不想来日本，但又不想在中国待了，压力太大了，没地方去，就来了。”
与耿景博的表现不同，作为一个其实已经初中毕业的学生，张贺对于自己来到日本这一事实的体认则具有了更多的自我阐释。虽然其父母与耿景博的父母一样，也是在其小时候便来到日本打拼，终于取得永住身份，为他能够来到日本生活预备了前提条件，但他同时也将来到日本理解为一种自我意志的变现，使来日行为中渗透了更多他自己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而这种主动性和主体性是借助于他对中国教育的逃避而得以产生的，这种逃避带着他感情上的无奈，是一种被迫的、不得已的选择。因此，这种主动性同时也混杂着被动性。
福建省福清的女生苏婷之所以选择来日，也是基于相似的考虑。她之所以能够考虑来日就读，是因为她的母亲早先来到日本留学，并留在日本发展的缘故。苏婷的母亲在国内高中毕业后，在中国的一个“也不是很好的”大学上了半个学期，就于2001年4月来了日本。她来日后读了2年语言学校，就考上了骏河台专门学校（类似于国内的职业技术学校），因为比较喜欢英语，并且在中国时英语一直也很好，所以她选的专业是英语翻译。骏河台专门学校的学费比较便宜，而且只上半天，一周只有一天上一整天，学费才60万日元，因此很多人都想报这个学校，还需要有人推荐才能进这个学校，并需要通过该校的英语、数学考试。其实，她来日本的目的，就只是来挣钱的，所以“就想随便考个学校吧”。所以她从语言学校毕业之后，首先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同时再去报考学校。她报考过公立大学，“但是当时第二天考试，第一天我还在那边上班，完全没有准备，当然也就没有考上”。她没有报考私立大学，现在想来她觉得当初如果要报私立的话，肯定也能考上。她回想当时甚至有放弃读大学的念头，因为觉得大学学费很贵。她向笔者坦言：
“现在我觉得当时我想错了，应该好好读一个大学再出来就会好一点。那时候来日本的目的，就没有想过是来学习的。要是真的以学习为目的，还不如在中国好好学习了。那时候就想着哪个学校好考，上学上课不用上那么长时间就好。考专门学校，就是为了拿一个签证。”
基于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教训，苏婷的母亲更加关心苏婷的学习。苏婷在日本幼儿园上过两年，她从幼儿园开始学日语。到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母亲才把她送回国。后来她很久不用日语，就把日语忘了。苏婷的父母之所以让她在日本读小学，而是让她留守在爷爷、奶奶家，是考虑到“如果太小把她接过来，就怕她以后不想回国了。中国现在发展特别好，小时候就跟中国脱轨了，以后就更跟不上”。
苏婷在中国就读的是一所很好的私立重点中学，她在年级排名中上等。据说该校有一半的学生都可以考上重点高中。按照现在的成绩来说，苏婷是可以考上国内重点高中的。苏婷每年放暑假都会来日本，她感觉日语比英文还难。本来2018年9月在国内就要上初三，但暑假期间她来到日本，在预定回国前的10天左右，突然说她不想回国了。包括她父亲、她爷爷、她奶奶在内的家里人，都反对她在日本就读，认为她明明在中国学得好好的，万一在日本这边学不好、跟不上的话，最后会耽误了她。她母亲虽然责怪她“要是早就决定不回去了，暑假还可以提前补一补日语”，但立场却与女儿站在了一起，即鉴于国内严峻的考试压力，而选择在日本读高中。苏婷的母亲说：
“在中国中考要考体育。为了体育考试，每天拼命练习。体育中考有30分，所以天天体育跑得要命，天天做仰卧起坐，做作业都做到晚上11点多。每天早上6点起来，晚上11-12点才睡觉，就觉得压力比较大。虽然也可以到了大学，再来考日本的学校，但是中国高中的压力太大了、很累，不太想让她参与这种竞争。万一苏婷考不上好的国内大学，最后还是得到日本读大学，并且还要耽误2年上语言学校才有办法考大学。”
苏婷的想法是，先到日本读高中，以后读大学的时候再选择回国。苏婷的母亲并不太清楚女儿为何选择这个时点来日本，只知道来日本是她自己的选择，并推测她想来日本读高中可能是因为 “中国的压力大”，而之所以想回国读大学是因为觉得“国内大学生活比较丰富，可以住集体宿舍”。由于苏婷及其父母都是中国籍，且其父母取得了在日永住的资格，据说苏婷在日本高中毕业后可以回国参加“港澳台、华侨生联考”，该考试60-70%都是初中的内容，要比高考简单一些。在苏婷和她母亲看来，反正都是要考上好大学，也许来日本会更好考。苏婷母亲已经表态：只有当苏婷能够考上中国的好大学的情况下，才会让她回国上；而如果她考的学校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就选择继续在日本上大学。同时，苏婷的母亲还分析说，由于苏婷的中文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日语学好的话，就会比别人更多一个优势。而她的日语等读到了高三，就可能和日本人差不多了。以后就算回国，中国也认日本的文凭，她也可以去日企。
苏婷及其母亲已经反复确认过来日读高中的利弊：中国的学生一般英语、数学都会比较好，只是日语问题大，而学社会、理科等科目都需要有一点日语基础，因此由于不会日语，各科都跟不上，刚开始在日本上学压力肯定也是很大的；但与在中国压力大要持续三年相比，在日本压力很大的时间也许只要一年，等日语学好了，可能就会好一些。
逃避国内考试压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到日本读高中，而苏婷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还经过了与家人反对意见的说服和磨合，以及复杂的内心挣扎和反复的利益权衡，因此笔者把苏婷的事例也划入半主动、半被动型来日的类型之中。由于如果不从9月开始接上日本初二的进度，苏婷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日本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本该在国内进入初三年级的苏婷，9月在日本就将迎来初二的第二学期。不管母亲以外的家人如何劝她回国，她还是想留在日本读高中，并下决心说：“我以后后悔是我自己的事情，现在不让我过来，我以后不好的话会怪你们。在日本就算不好，我也不会后悔。”
（三）主动型来日
2002年4月16日出生的藤江王誉和2004年4月15日出生的藤江王晖是一对亲兄弟，都是福建省福清市三山镇三山村人。哥哥藤江王誉2017年在国内初三毕业参加完中考后，于7月来日，9月开始就读于东京都荒川区第三中学的初三年级。弟弟藤江王晖也在国内初三前的暑假补习期间来日，比哥哥晚20天来日，同年9年开始就读于与哥哥同一所学校的初二年级。他们的外婆是住在日本的中国人，外公是日本人。母亲是日本籍，在日本上的高中，父亲是中国籍。藤江是母亲的姓，母亲的中国姓氏是林，其日本名字便是在其中国姓名之前冠以日本姓氏，即藤江林○。对于自己的出生地，藤江王誉与藤江王晖之间仍存在分歧。藤江王晖认为“我哥在日本出生的，好像在横滨吧”，而藤江王誉会立刻表示反对“你才在日本出生的”。不过无论如何，正如藤江王晖所说：“我们应该一个是在老家出生，一个是在横滨出生，但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他们从小在中国长大。据他们介绍，在中国时，他们就直接姓王，他们的同学也直接称呼他们王誉、王晖，只是在对他们不满的时候才会冠以“藤江”这一日本姓氏去称呼他们，以示划清彼此的差异和界限。
藤江王誉和藤江王晖都是日本籍，他们的父亲之前因为他们在中国读书，并且自己也经常回国，所以没有改换为日本籍。以前规定如果父母国籍不一样，子女在18岁之前可以选国籍，他们就暂时选了日本籍。后来政策调整，取消了在18岁前可自由选择国籍的规定，他们也没去民政部门或大使馆再做更改，就彻底定为日本籍了。在日本弄户籍的时候，因为没有日本的姓，他们才直接使用了母亲的姓。他们住在中国的时候，拥有日本护照和中国旅行证。日本籍的身份使他们住中国的宾馆无法出示身份证。藤江王誉说，在中国厦门召开金砖大会的时候，他们班级刚好去厦门旅行，结果“整个班都住进宾馆了，就我一个跑到警察局去，警察问我要户口本”。正如没有日本护照的中国人中小学生，修学旅行中在机场必须独自脱离班级队伍通过“再入国”通道一样，这种身份上的差异，会在渴望相互融入的同辈群体中间产生出一种微妙的边界感和隔阂感。
对于自己的身份问题，藤江王晖认为，现在因为是日本籍，所以他们应该是日本人。但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对此并不太清楚。藤江王晖说：“以前在选择的时候，想着如果以后选中国籍，那就是中国人。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是日本人。”然而，“现在的同学又不觉得我是日本人”，因此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属于“有日本国籍的中国人”。到了现在，他们已经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什么困惑。
他们的父母起初在东京都荒川区南千住一起开居酒屋，父亲炒菜，母亲需要一直站着负责端盘子、收银。每到暑假期间，兄弟俩也会来日本玩，也并没有学习日语。有一个暑假，他们在日本上了2个星期日语班，不过也没怎么去学。藤江王誉说：“回中国之后，有同学问*日我**语怎么写，我就说我不记得，只记得一个る，然后就画两个圈圈给他，我也不记得两个圈圈在什么位置。”在藤江王誉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母亲因为脚不舒服想回国休息。且由于兄弟俩都在中国读书，父母也没打算继续在日本经营，就把居酒屋转让给别人，一起回国了。回国后，他们的父母最开始也没有什么使生活有起色的工作。由于母亲的亲戚和朋友都在日本，会带东西回国，并且每年她也会来日本旅游一下然后带东西回国，母亲就逐渐开始专职代购日货。最后他们的父母还是决定到日本发展，同时也把他们带到日本上学了。
可见，即使是与日本已经产生了家族血缘联系的藤江王誉和藤江王晖，虽然他们早已拥有了日本护照，但他们最后成为在日中国人中学生的一份子，也并非命中注定。甚至他们的父母也一度试图撤回国内，而放弃在日本的事业和生活。他们最终还是来到日本，也是跟随家族的最新决策而发生的命运转换。不过在他们眼中，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日，是因为“我们护照是日本的，如果2017年不来，上高中的时候就不能直接进高中了，还需要再考，或者要等大学再考过来”。至于为何小学时没来日本上学，他们的解释是“因为小学想好好把中文学好，中国发展很厉害，以后中文好还是很重要的”。虽然家族的决策安排是一个大背景，其中也充满转折和意外，藤江王誉和藤江王晖在态度上表现出对来日的主动接受，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更顺利地进入日本高中就读的问题。他们完全可以继续在国内就读，并不存在对国内教育的逃避心态，而来日接受教育则是他们的主动选择。
200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于佳睿，同样也可算做是主动型来日。而她之所以有来日的可能，也端赖其父于她5岁时、其母于她6岁时来日工作所做的铺垫。于佳睿至今不知道她父亲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只知道她父亲是获得工作签证之后来的日本，这也是托了她大姨和大姨夫在日本自己开公司的这层关系。于佳睿的大姨和大姨夫现在是日本国籍，并且在日本特别有钱，拥有一栋很大的两层楼的别墅式民宿，楼梯是从外面上去的，2楼出租，3楼是个大天台；还有4台车：1台阿尔法，1台宝马，2台工作用车；大姨自己家住着一栋好几千万日元购买的大房子。大姨和大姨夫共同经营民宿，旗下还运营着拥有很多员工的壁纸装修公司。大姨夫的父母都在日本，大姨夫的哥哥也在日本。大姨夫的奶奶是战后日本人残留孤儿，爷爷可能是中日混血，因此大姨夫现在日语说得跟日本人没什么区别。于佳睿的大姨是嫁到日本的，而她的表哥、表妹就是纯日本人了，几乎不会说中文。表哥比于佳睿大1岁，表妹则比于佳睿小3岁（会一点中文）。于佳睿和她表哥小时一见面就打仗、对掐，她脸上现在还有块疤是她表哥给她挠的。因为小时候被她表哥打伤了，现在见了面也不太说话。大姨之前不会说日语，现在会了。而大姨夫会说中文。于佳睿现在都不知道大姨和大姨夫是在哪认识的，但据说他们都曾经在黑龙江佳木斯的桦南县那边住过。于佳睿的母亲只有她大姨这一个姐姐，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在于佳睿母亲18岁的时候，于佳睿的姥姥就去世了，大姨的角色就跟姥姥一样。所以当大姨嫁到日本之后，就寻思先把于佳睿的父亲也接到日本来，让于佳睿的母亲暂时照看年幼的孩子，在其父站稳脚跟之后，再把于佳睿的母亲接到日本。
当父母都来到日本之后，对于佳睿的照顾就全靠她爷爷、奶奶负责。直到初三，她的爷爷、奶奶就一直负责接送她上下学。由于爷爷、奶奶已经60多岁，不再方便继续照顾于佳睿，她的父母就在于佳睿升入初三后做出决定，让于佳睿初三毕业后去日本。因此于佳睿初一、初二的时候学习好，但到了初三就不学习，开始在学校玩，因为她知道自己快来日本了。于佳睿从小学开始一共当了8年班长，到了最后，她就开始惹事了。谁欺负她的话，高年级跟她关系好的就会帮她收拾那个人。当时她所理解的“欺负”，就是不好好跟她说话，比如大声说话、犟几句嘴。后来导致整个年级的老师都认识她，全校800人之中至少500-600人都认识她，说她厉害、学习还好、长得也漂亮。
不过终究她觉得“这些都太乱了，不太喜欢这种环境了”，需要换个环境静静心。她自己也觉得国内的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看管不了我了”。当笔者问她长大了是不是也不需要看管时，她说“因为是小姑娘嘛，也需要看管的，青春期肯定得在父母身边”。因此可以说她是迎合着自己的志向和家庭的需求而主动来到日本的。
同样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肖瑞自己的事例。前面已经穿插介绍了有关肖瑞亲属的来日状况，子代基本都属于随父母的赚钱意志而被动来日。而肖瑞的经历则与他亲属中的子代群体有所不同。
图1 肖瑞的家庭情况
肖瑞的父母在他出生之前就来到日本，在笔者访谈时已来日20余年。肖瑞的父亲在国内的时候很爱赌博，在村里面被称为“赌侠四少”之一，赢得多输得少，但被肖瑞的爷爷“天天追着打”，后来肖瑞的爷爷索性不管他了。于是肖瑞的父亲初中毕业之后就不上学了，赌博赌了2-3年，然后边赌边拉货，挣完钱就去赌博。肖瑞的母亲是小学学历。父母在国内的户口至今仍属于农村户口。他们在老家农村有一套房，在福清市也有一套房子，但是“嫌太麻烦，没有时间去弄”。肖瑞的父亲是听肖瑞的二姑说“来日本打工好”，又看到二姑挣钱了，才去学了厨艺，并托二姑的关系来到日本，在日本打工做厨师长。等肖瑞的父亲在日本安顿下来的半年之后，肖瑞的母亲也跟着来到了日本。他们被利益诱导来日本，都是因为觉得在中国不能赚钱。刚来日本时，他们也没打算长住日本，只是打算先挣钱再回乡。肖瑞父母在福清市买房所用的资金，也是他们从日本赚的。如今他们在日本也买了一栋别墅，是肖瑞来日之后第2年通过*款贷**分期付款买的。由于父母都是永住签证，在日本有工作，肖瑞再过2年住满了5年，也可以拿到永住签证。
肖瑞有个大姐是1999年3月在中国出生的，在上小学二年级时，随父母一同来到日本。肖瑞说：“他们想生儿子传宗接代。我爸爸不是很看重儿子，但是我妈很看重儿子。我爸一听说生女儿，很开心的，整个人都会跳起来。但是我爷爷就会叫他生儿子。爷爷很疼孙子，很疼我，但是不是很疼我姐姐，我能看得出来。”后来肖瑞2001年在日本出生，还没过2个月，就被带回国了。肖瑞有个在日本的干妈，是他父母在日本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在日本定居的中国人，在日本拥有永住身份。肖瑞先是跟着他干妈的户口，被干妈带着回中国去，然后又去做中国的户口。肖瑞之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母亲带他去做亲子鉴定。他当时就纳闷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她母亲要认回他这个儿子。后来他的户口就转到他父亲的名下。据说肖瑞的二姐和他是同一个干妈，他二姐当时也是这么干的，都有经验了，并且他的做法其实是循他二姐的先例。肖瑞的父母都觉得，有了中国户口才是个真正的中国人。肖瑞刚出生被带回国之后，先是他大表姐来带，一直带到肖瑞5岁，28岁的大表姐觉得一个人带不过来4个孩子（大表姐、二表姐、三表姐的孩子，再加上肖瑞），最后只有让大姑从日本回到农村来带肖瑞。肖瑞3岁（2004年）开始上农村的幼儿园到2007年，6岁左右上村里的中心小学直到二年级（8岁）。
三年级后，肖瑞转到福清市上小学，住在城里的小姑家里。由于肖瑞没有城市户口，初中只有进入一所私立中学。初三时，肖瑞拼命学习，直到我学出了腰病，于2016年2月，也就是6月中考前夕来日本治疗。他说之前他的腰都没有问题，直到有一天，他跟家里人说他的大腿总是莫名疼痛，家里人以为是他体育课运动过于激烈。后来他弯腰都困难。他认为发病原因就是因为坐的时间过久，去了学校就一直坐着。下课老师说到处走走，其实根本没有时间。他做作业会做到很晚，其他同学都是作业抄来抄去的，但他会认真去做。他说他写字速度本来就很慢，老师讲课占去他们很多写作业的时间，作业就只有带回家写。每门课一小时的作业时间，对他来说根本不够。因此他会写作业写到凌晨0点、1点，又在早晨7点起来，睡眠完全不足，上课就趴着睡觉，也加剧了腰部的负担。当时他的身体素质本来也不好。最开始在国内治疗，但没有长久之效。比如去做针灸，突然会感觉腰挺直了很多，腰也不痛了，但是过了一周之后由于天天坐，腰还是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来日本最开始是为了治疗，后来他的父母觉得日本好像在教育方面比较好，就让他在日本学日语了。之前肖瑞的父母没有想过让他在日本上学。但他来日本治疗，促使他父母萌生让他来日上学的设想。其实肖瑞对日本也并不算陌生，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几乎每个暑假都来日本看他父母，拥有“家族滞在”的多次往返签证。暑假两个月我都在日本，爸妈去工作，他就写作业、看电脑，跟他姐玩，偶尔去看烟花大会、去迪士尼玩。之前肖瑞自己也没想过去学日语，后来决定来日本上学，又听家里人都说日语很简单，他才决定要试一下。
从肖瑞的来日经历来看，一方面他的家人都很支持他来日上学，另一方面他并不对国内的高强度学习心怀抵触情绪，同时也并不抵触日本和日语学习。而来日治疗可以说是促成他选择主动来日的一个重大人生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