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后，德国控制下的波兰领土被划分为两个区域。在被吞并的领土上，德国的目标是将本地人民德国化和歧视、驱逐不受欢迎的居民。
他们颁布的一项措施规定13至15岁、健康状况虚弱的儿童也被认为有资格，而要家人被驱逐出境的儿童可以从10岁以上开始工作。经过种族检查，儿童被分为有权被德国化的儿童和被送去强迫劳动的儿童。
1942年春，这些政策措施导致10至14岁的年龄组被大规模招募。东普鲁士农民抱怨说，两个10岁的孩子不能“适当地等同于”一个成年男性。有相关法律规定，在12岁之前，儿童有权接受有限的学校教育，但在这一年龄之后，没有任何法律措施保障到儿童和成人的工作量会有所不同。儿童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是在受托人和雇主之间谈判中确定的。
波兰童工在工作时需要服从一长串警察命令。他们必须在衣服上佩戴编织的“P”标志，宵禁后不能离开住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受到限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休假等等。若是不服便从会受到惩罚，并可能导致被送往16岁以下儿童的工作再教育营或青少年集中营。
强制外国劳工补偿的话题在1990年代初出现在德国的政治议程上。1992年，波兰-德国和解基金会成立，其目的是向前集中营囚犯、强迫劳动者、囚犯和儿童分发补偿。1998年，美国法院要求那些雇用强迫劳动的德国工业对战时强迫劳动进行经济补偿的威胁，触发了政治参与的增加。
由于来自西欧的前劳工已经获得了经济补偿，该倡议是专门为来自中欧和东欧的所谓“被遗忘的受害者”设计的，而儿童是否能够拿到这笔补偿则被着重关注。据统计，59，641名妇女和49，075名男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12至16岁的儿童，在21世纪初仍然活着，因为他们是集中营幸存者，被迫受雇于该行业或属于被驱逐的家庭。
在战争中幸存的儿童被描述为国家脆弱性的化身：自古以来，儿童始终是一个国家寄希望于未来的最大的财富。在所有的许多战争中，即使是最野蛮的战争，也关心儿童的保存和保护。这些不成文的道德法则得到了尊重。德国曾经儿童犯下的罪行是人类良知上最肮脏的污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周年之后，波兰纳粹罪行调查总委员会委托进行研究并组织写作比赛，以记录德国的战争罪行。鼓动读者反对法西斯主义：
让这些记忆和材料再次提醒我们什么是纳粹主义。让他们提醒西欧的工厂主、地主和农民，他们今天的繁荣除其他外，是基于一个波兰儿童的折磨和眼泪，是基于一个波兰女孩与家人和祖国残酷分离的逆境，是基于成人和儿童的奴隶劳动。
保护斗争和殉难委员会曾建议波兰如何在集中营等战争地点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记住平民的痛苦。
波兰前童工讲述了他们离开家前往一个通常不为人知的目的地，这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痛苦破裂，导致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社会规则世界中长大。例如，他在马佐维亚被运送到中转营。他回忆起自己在宿舍里等待种族考试的情景：“那一夜简直是一片可怕的模糊。为什么妈妈会生下我？像我这样愚蠢的人怎么会为德国人工作？我看到我的整个生命在我眼前闪过。
在挑选儿童进行劳动后，大多数在当地市场上展出。许多人详细叙述了像牛一样被出售的经历，因为这体现了伴随他们后来的劳动经历而来的屈辱。因为儿童的脆弱性，几乎没有人愿意买我们。每个农民都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走开了。
哈琳娜回忆说，她尽了最大的努力被选中。她想成为好女孩，她想被选中，就好像他们在挑选足球比赛的球队一样。但身处极其陌生的环境，她只能通过从她小时候熟悉的情况中采用行为和期望来应对它——即玩游戏并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帕尔达描述了他在挖战壕时如何被视为非人：即使在倾盆大雨中也在挖战壕，导致山体滑坡，这种悲惨的事故经常发生，不少人们被活埋。
前童工的目击者证词是回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影响中未能解决问题的门户，并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不仅让人了解了法西斯的残忍程度，也推进了童工非合法性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波兰人传记叙事》
《勃朗宁克里斯托弗·收集的记忆：大*杀屠**历史和战后证词》
《奥地利的强迫劳动：1938-1945》
《驱逐出境和赞萨贝特》
《政治与实践》
《去文化与德国文化》
《儿童城》
《区域历史的转变》
档案《强迫劳动》
《纳粹占领的波兰的犹太儿童》
《营地中的青年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