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煜青

屈辱的“良民证”

1941年底日军占领英美法租界后，成年中国人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去办领良民证。有甘愿给小日本儿跑腿的人，帮着登记、申请、发证，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后来就做了保长、甲长。

领了良民证，不论个人是什么身份，统统地要做日本占领军的顺民。

日本侵华时期各地的良民证 | 网图

日本侵华时期各地的良民证 | 网图

那外国人呢？租界里居住的老外，哪国人都有，欧美人居多，亚洲人次之，但此时，正宗英、美、法三国的的侨民，不敢照实登记自己的国籍，多半谎称是欧洲小国家如丹麦等地方的人，以免遭厄运。

外国人当中有沙俄时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商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20年代，他们就成批地跑到天津来了，他们没有祖国，不为苏联政权所承认，虽说日俄战争时两国也曾是仇敌，但当下这些白俄没有“国籍”了倒也不受牵连，乐得没事儿。

日本人在天津街头检查良民证 | 网图

还有纳粹德国一心要灭绝的犹太人，从几年前开始，他们就满世界的跑，以寻找安身立命之处。最后唯有中国的上海、天津和哈尔滨等城市收留了他们。

日本与德国、意大利虽都是轴心国，但日本并不愿听命于希特勒，去消灭犹太人，因为日本自一战时的崛起，曾得到过犹太人的帮助，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仍旧在利用犹太人的财富和其对美国的影响来支持其侵华战争。

天津英法租界当局各机构的人员如东印度公司，以及许多外国洋行如怡和等在津的商人，以及发电厂、自来水厂等设施中的欧美投资者和技术人员，娱乐业的老板等等，才是日本统治者主要控制的欧美人。

日本人先是给所有外国侨民带上黄色袖章，上写姓名、血型和国藉，被监视居住和行动，再后就渐渐地越来越少见到白种人，直到都不见了踪影。但过了不长的时间，形形色色的小日本儿，男男女女，大人小孩，满街都是，再也看不到其它外国侨民了，当然，还有高丽棒子满大街窜。

我的母亲有一位挚友――施太太，上海人，她的丈夫施密斯先生是英国人，是英企在华的高级主管，他袖章上却写着葡萄牙人，借以避免遭受意外。

按英国人的*权人**思维方式，施先生曾认为整天带着袖章，被人监视、管制，有失个人尊严，还向日本当局抗议过。这种政治意识的薄弱导致他直接受了伤害，一家人都失踪了。

日本人的集中营

据后来的资料了解，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建立了20多个关押欧美各国侨民的集中营，其中一个是山东潍坊附近的乐道院集中营，这里靠近胶济铁路，运输比较方便，那里关押着近2000名欧美侨民，包括300多名妇女、儿童和中小学生，施先生一家就关在这里。

日军称此处为“敌国人民生活所”，集中营的四周建5米高的墙，墙上架一米高的高压电网。被关押的人，吃的是高粱米掺砂、少许肉食已霉得发黑。

天津的那些老外多半都被运到乐道院去了，集中营里还关有青年教师恒安石（战后任美国驻华大使），有英美*草烟**公司高级职员狄兰，还有新学中学教师奥运冠军埃里克，有曾是蒋介石天主教顾问的神甫雷振元，美国人司徒雷登，等等。

1944年，乐道院发生了一次千人大营救的事件，集中营里两名美国青年实施的“胜利大逃亡”，由当地中国农民和抗日游击队协助的，结成了中美军民反抗日军*行暴**的一段生死情谊。80年代那些美国人来华重访乐道院，寻找当年的中国朋友。

三年多以后，抗战胜利，施太太才又在自己的老房子里出现，施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了，施太太也老了许多，孤零零地与老女佣一起生活。她没有心情再请女伴们休闲地喝下午茶了，也完全失去了以往组织英式晚餐会的干练和魅力。

租界里的贵族们

租界里还住着另一些特殊的人群，他们是——庆亲王奕劻世袭爵位的载振及妻妾儿孙们；有清宫最后的总管太监小德张携四任太太及过继儿子；还有一些皇亲贵胄、文武官员等。

他们于清末民初，20年代就已在天津英租界拥有或豪宅或公寓或花园洋房，隐居赋闲，挥霍着劫掠贪腐来的民脂民膏，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后，租界里的贵族们没那么舒服了，这些遗老遗少们照样得靠着领配给杂粮过日子，也照样得遭罪听日伪的吆喝。

溥仪放弃了天津寓公的生活，被日本人牵着到伪满洲国当了儿皇上，天津这些遗老遗少也沾不上“皇上”什么光。

我们的邻居

再看看我们胡同的邻居们，他们是些什么人？沦陷后的遭遇又如何呢。那时我家住在英租界摩西道，也叫42号路（今称南海路）和安里：

一号 ，住着一个欧洲人，是英商房地产代理人，也是这个胡同的经租方，相当于物业与房租的管理。他被日本宪兵抓走了，去向不明，家具财产全部被搬走。后来那房子空置了许多年没人住。产权问题不清楚，1949年被人民政府没收。

二号 ，住着一个国学老学究，成年不见下楼来。他有两个成年儿子，但都没结婚，家里大门整天紧闭，没有一点儿生气。小院儿很少阳光，也无人打理，野草丛生。在他家花格墙外，就可闻到潮湿发霉的味道扑鼻而来。

1947年，小儿子穿一身国民*党**青年军的军装，在胡同里晃来晃去。没人问他什么时候参军的，是抗战时？还是胜利后？

三号 ，是一个大家庭。老爷子是地道天津卫买卖人，有好几个儿子，可全不住在这儿。孙子一大堆，常来常往的，每天吃饭的人特多。半地下室的厨房里，总飘出来阵阵肉包子出笼的香味儿。

以前，我和他家的孩子们，总爱站在厨房窗子的铁栏杆外,欣赏厨房里特大号笼屉搬上搬下的热闹劲儿。可后来，院子的木门经常栓着，我也不好意思进去了。

有一天，他家四岁的小豆子跟我说：“姐姐，我告诉你，我家没蒸窝头。”

哦，明白了，已经没有肉包子吃了，他家大人嘱咐过不准在外边说吃窝头，其实，各家都在吃这种饭食，配给的发霉玉米面就是主食，只是大家都爱面子，不愿说出去罢了。

他家小儿子原在燕京大学读书，中间去了西南联大，算是抗日了，汉奸光顾他家要抓老爷子到日本宪兵队，幸亏那几天老人不在家，后来听说是“破财消灾”了事。

四号 ，住着原籍是福建省的一家人。老太梳着灰白发髻，瘦瘦得干净利落，对邻居见面很客气，平时深居简出。老爷已过世，原是北伐军一名儒将，出身侨乡，曾去日本、欧洲留学过，这个家庭的氛围相当传统又非常洋派。

老太有俩儿子尚在学校读书。长女原本在燕京大学读图书馆管理系，北平沦陷后，她回到了天津，在一家私人的天和医院做护士，挣钱养家。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姐，也因此错过了一段良缘而一生未嫁。

家中还有一老仆，姓张，家乡人，其实是个老兵，忠诚随伺他的长官及其家小,自己却未曾娶妻生子,他个子不高，体格健壮，是老太全家的保护神。

他不会做北方饭，擀了一张圆面皮，摊在笼屉上，堆满菜肉馅子，将面皮合上捏住再蒸熟，就是包饺子吃了。老兵住在半地下室，不会说北方话，因此也不愿与邻居攀谈，但他见到我时表情还算和善。

五号 是我的家。父亲是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母亲管家，有祖母同住。我三岁时，随父亲从青岛调动来天津，租住在这英租界摩西道和安里，初期我们兄妹三人，随后又添了弟、妹们，家里就有了帮佣，当时属于中产水准的生活。

但沦陷后的近四年光景，是童年的我一生中最苦难的日子。中国海关是委托英国托管，设税务司，一切按英国公务员条例管理。日本侵占后从英国税务司（海关高层领导）全面接管了中国海关。

六号 ，住着一对生活富裕的老夫妇，有个读大学的儿子。老夫妇基本不与外界来往，有男女仆人做家务。日本兵进租界,，老太太严重受惊吓，得了病,，从此瘫痪在床。

七号 ，邱先生家，很有故事，以后将有专门篇章介绍。

八号 ，房主本是一位寡居女教师，丈夫留下此处房产，本可以让她安居一辈子，但日伪政权后，此房被一个伪保安队长强占了，女教师下落不明。

胡同里八户人家都是面积相同的英式联排住宅，带半地下室和阁楼的四层洋房。唯有九号院是一栋大体量的花园洋房，男主人原是英商开滦矿务局的高等华人，属洋买办级别，拥有六个女儿，家庭生活方式完全西化。

男主人出入有专用轿车，我是小孩子没注意过他的真面目，我们两家太太有礼节性来往,两家孩子们有过两次共同的室内游戏，仅此而已。

租界沦陷后，开滦煤矿成了侵略者的军产，这家人也搬走了，搬到民园旁的大理道，住进了一所小洋楼，我去玩过一次。

九号 ，这里空了多日，庆幸的是尚未被哪个日伪汉奸们看中，大概因它位于胡同深处,不如临街显眼排场好炫耀吧，但是一天无人居住，邻居们心中一天不安,不知将会搬来什么样的人家或机构呢。

完

作者朱煜青，1933年出生，1936-1955年住在南海路和安里五号（现南海路五号）。浙江小学、南开女中、天津大学毕业，因参加一五计划国防工业建设离开天津。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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