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贸易使团的频繁往来，使两国的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当然，这一时期日本积极摄取大陆先进文化仍然占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汉字的传入及使用。在邪马台女王国时期，日本尚无自己的文字。但《魏书·倭人传》明确提到邪马台国与曹魏之间有外交文书的来往：景初三年(239年)卑弥呼遣使魏都，明帝“诏书报倭女王”；
正始六年(246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两年后带方郡使张政“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谕之”。“诏书”、“表”、“檄文”均是用汉字写成的文书，说明邪马台国倭人中已有能解读汉字诏书、撰写汉字表文者。倭五王与中国南朝交往过程中多次遣使上表求封，说明日本人使用汉字作为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工具，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在南朝宋升明二年(478年)，倭王武遣使朝贡时，向顺帝呈献了一份体裁骈俪，具有魏晋风格的华丽表文，足以了解倭人接受中国文化的程度和对中国文学修养的深度。汉字的传入，同时为日本人创造现在的日文字母，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八世纪以前，日本一直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在汉字影响下出现了假名。
著名的学问僧空海，长期留学中国，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回国后编写了《篆隶万象名义》一书，这是日本最早的汉字辞书，对日本人民学习汉文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儒学在日本的流传及应用。隋唐时期，日本的遣唐使为了更好地完成肩负的文化使命，担任使节的官员，大多选拔通晓经史、擅长诗文的好学之士充任，他们到达唐土后，必然充分利用这一宝贵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文化。
例如，多治比县守请求参谒孔子庙堂，礼拜寺院，藤原清河等被准许参观唐的府库及三教殿，使他们收获不小。遣唐使中也有为学中国儒学，拜唐儒为师，向其学习儒学经典者。中国的儒学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后，被应用于政治上，成为大化改新的指导思想。日本统治者尤其重视儒家的忠、孝、礼、义，将它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儒家经典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祭孔之礼也越来越隆重。
由此可见，大化改新后儒家思想一直受到日本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儒学从七世纪初传到日本后，在日本得到广泛流传，直至现在对日本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仍产生深远的影响脚J。第四，汉籍在日本的传播。遣唐使节在唐期间，还尽量搜罗中国书籍，或雇人抄写，或接受唐人赠送，或自己出资购买。日本使团输入大量汉文书籍，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超出历代。
粟田真人、空海等人归国时带回的书籍中包括中国著名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有《晋书》、《文选》及诸子文集等。在中国史书的影响下，712年，太安麻吕用“万叶假名”编著了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记》3卷。入唐学问僧玄防一次携归佛教经论5000余卷，约相当于唐代一切经的总数；号称“入唐八家”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在中国求得数以千计的经卷，还携归大量佛像、佛画、佛具，加速了佛教的东传。
第五，佛教的东传。圣德太子执政时，派遣隋使学习佛法，并仿照隋朝以佛教安天下的做法，实行了弘扬佛教的政策。据《宋史·日本传》载，圣德太子在607年遣使入隋，“求《法华经》”，以为制疏之参考书。佛教随着大批学问僧入唐求法和唐僧东渡弘法，在日本迅速兴隆起来。唐朝初期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盛行，所以由日本朝廷支持的日本僧侣入唐学习的也是这些宗派，并将这些宗派照样移植到日本。
804年，最澄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唐在浙江天台山学法。805年回国，携回佛教典籍230部460卷及佛画、佛具等物，在比毅山丌创日本天台宗。日本以比教山和高野山为两大中心的山岳佛教兴起。中国僧人鉴真应日僧荣教和普照的邀请，六次东渡，终于在753年乘坐归国的遣唐使船到达日本九州。之后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传授戒律，把佛教的律宗传入日本。第六，文学艺术的汲取。
日本遣唐使团在文学艺术等方面也积极吸取大陆先进文化。贾岛的《哭盂郊诗》写道；“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自居易为元稹写的墓志铭中，也提到元诗“无胫而走”，这都说明了唐代诗文远播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盛况。公元十一世纪，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已在日本广泛流传。公元九世纪中叶，日本僧人圆仁游学中国，从他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知道，仅他一人就带回诗文集三十多卷，其中有《自家诗集》、《杜员外集》、《李张集》、《庄翱集》、《仆郡集》、《两京新记》和《诗赠格》等作品。
《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所载的汉文书籍中有不少是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作品的大量传入，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了平安时期，又先后编成《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三部汉诗集。这些作品大部分是贵族们采用中国五、七言古体诗的形式写成的应景诗，带有中国魏晋文学的流风余韵，与唐初宫廷文学相似”。平安初期，出现了追慕晋唐书风的“三笔”(嵯峨天皇、空海、桔逸势)。
在音乐方面，唐朝的乐器和乐曲随着遣唐使和留学生的归国也带到日本。702年，7本仿唐设立“雅乐寮”。到平安时代，传入日本的唐乐与日本原有的音乐融合形成“雅乐”。838年，入唐的准判官藤原贞敏向善琵琶的刘二郎学艺，回国后曾任雅乐助。在绘画方面，唐朝画风传入日本，经过日本画家仿效绘制和传播，形成了“唐绘”。明代150年期间的官方勘合贸易，给两国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物文**交流。
担当遣明船外交事务的五山禅僧，在把存在于中国禅林的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移植到日本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带着日本方面的使命入明的僧侣，大多是擅长于诗词文艺的人物。他们尽管在明时间不长，不过一二年，但竞有在中国博得很高声誉的入。相国寺普广院的僧入仲芳中正，以博学而闻名，善长楷书，1401年随初期遣明船入明时，曾奉成祖敕命书写“永乐通宝”钱文(仅见日本文献，事实真伪待考)。
1468年随天与清启为正使的遣明船入明，在受到明画影响的同时，还在水墨画方面开拓了独自的境地，在明期间皙受尚书姚公的委托为礼部院作壁画，明帝看后认为是稀世之宝，命他任天童山的第一座。作为明朝使节赴日的僧侣，也大都是学问道德都闻名的高僧，尽管留日时间短促，却广泛地与日本的文人特别是五山僧侣交往，为日本同行题词、写序、润文、讲学等等，为日本的诗文、学术带去了很多新鲜的刺激。
1373年赴目的明使仲猷祖阐和无逸克勤，特别长于诗文，仅在京都逗留两个月，但在逗留期间曾与五山僧侣往来，受托删改诗文，撰写诗轴的序。1402年赴日的禅僧道彝天伦和教僧一庵一如，在京都也只逗留六个月，却和曾经到过明朝的绝海中津往来，并为其题诗作赋。在勘和贸易时期，日本从明朝输入了大量优秀的古画、珍贵的纺织品及精巧的手工艺品，这些物品都直接促进了日本美术、工艺技术的发展，丰富了日本贵族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容。
第七，自然科学的吸收。在遣唐使的随员中，有许多通晓各种技艺的人才，他们充分利用入唐学习的机会，学习各种技艺。据日本史籍记载：838年，医师菅原棍成以遣唐医师及请益医的身份随遣唐使入唐，向唐的医师请教医经中的医问，返国后为针博士，并被任命为天皇的侍医：在同一次遣唐使中，还有被任命为遣唐阴阳师兼阴阳请益生的春苑玉成，在唐曾得《难义》一卷，返曰后以此教授给阴阳寮的学生。
东渡日本的中国人也为自然科学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贡献。759年，鉴真及其弟子按照唐朝寺院布局建造了唐招提寺，成为日本迄今最为典型的唐代建筑的遗存。寺内的雕像，与盛唐时期的雕像风格一脉相承，影响了以后的日本雕刻艺术。鉴真还通晓医药，到日本后传授医道和制药方法。鉴真大师对日本文化各领域都有积极的影响，不愧为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
第八，教育制度的引进。日本朝廷参照唐朝的学校制度，创造了一套适合日本国情的教育制度。大化改新前，日本没有学校，公卿子弟在学者门下受教。天智天皇二年(663年)设置大学寮，高向玄理、曼为最初的博士，担任教授。后又设置学头(后改为大学头)官职。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在京城设大学，在地方设国学。文武天皇(697—707年在位)在《大宝令》中详细规定了大学、国学的制度。
学科是卒乐、明经、明法、算术、音韵、籀篆六艺。教科书是《礼记》、《左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等七经，外加《孝经》、《论语》，台称“九经”，几乎与唐一致。大学、国学的任职教员，大多数是从庸朝归国的留学生。例如对中国法律、礼仪、儒学、祭礼、军事、建筑等有研究的吉备真备归国不久，被任命为大学助(大学头的副手)，授正六位下，专门从事传授中国文化。
第九，服饰及饮食文化的移植。隋唐时期，日本的遣唐留学生长期生活于唐土，从社会生活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唐的服饰文化和饮食文化等不免有所感染而移植到日本。例如，养老三年(719年)起，日本全国人民衣服改为右襟；唐饼普遍为日本民间所食用，饮茶习惯亦传入日本：打球、蹴鞠、双六、围棋、弹棋等游戏活动也传入日本。日本通过积极吸取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并加以创新，在某些方面已超出中国，反过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皇朝类苑》记载，由于中国的古代典籍因经过唐末战乱多有阙损，而在日本却保存完整，以致吴越王钱弘傲反而需要遣使去日本寻求在中国已残缺不全的佛教天台宗教典。由此可见，日本对保存中国典籍做出了一定贡献。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逆影响还表现在日本书籍的西传方面。据唐僧明空所撰《胜鬓经义疏私钞》记载，唐大历七年(772年)，入唐僧诫明(一作戒明)、得清等八人至扬州，以圣德太子所著《三经义疏》中的《法华经义疏》4卷、《胜鬓经义疏》l卷献呈龙兴寺大德灵祜…列。
如果说《三经义疏》等日本典籍传入中国，只是有唐一代数百年间罕见的个别事例。但到十世纪前后，唐末到宋初，中日典籍交流出现了新的局面，即从中国方面的单方面输出，日本方面的积极接受，开始变为中日双方的双向交流，特别是明勘合贸易时期，五山僧侣著述的西传尤为兴盛。古代中日两国间的官方贸易活动除了对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两国的外交关系，促进了两国政治经济交往的发展。
从古代中日宫方贸易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两国建交完全出于双方的共同需要。尤其是日本方面，除了政治、外交目的之外，还有一定的经济目的。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满足统治阶级上层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本朝廷迫切需要维持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是只要有可能，日本朝廷就力图与中国王朝保持朝贡贸易关系。
从这个角度讲，伴随着中日两国官方交往而形成的经济贸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关于这一点，在明朝勘合贸易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明洪武皇帝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华夷思想的立场出发，重新构筑新王朝和各外国的关系，只以藩属或臣属的政治关系为基础允许对外贸易。明朝朝廷只承认朝贡、赏赐关系及其附属的贸易关系是正常的贸易，不符合朝贡形式的贸易都是*私走**贸易，严加禁止。
朝贡贸易是以政治、经济不可分为原则，只有遵守这个原则，才能够进行。为了推进同明朝之间的通商贸易，追求经济利益，足利义满不得不接受明朝方面的这种要求，按照朝贡的形式甘受明朝廷赐封的“171本国王”称号，同明朝建立了册封关系，日本再次被纳入中国王朝的册封体制。在前期勘合贸易中，日本为了博得明廷的欢心曾按照明廷的要求讨伐倭贼，并将其送交明朝朝廷发落。
义满死后，世子义持认为这种关系给日本外交留下了污点，而以公武两方的批判性舆论为背景，采取坚决拒绝同中国建立邦交的行动，中日关系因此而一时中断。其弟义教当上将军后；认为从幕府财政上考虑，对中国贸易的获利不容忽视，因而只能是遵循其父的先例恢复与明朝的邦交。可见，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促成了明日友好邦交的建立，并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两国的友好交往。
总之，中日两国间的贸易交往，使两国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对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伴随着官方贸易交往，大陆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被广泛传入日本，加速了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日本生产力的进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日本在经济、文化方面的逆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中国以积极的影响。不仅如此，中日两国间开展的经济贸易活动，还有助于两国外交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促成两国友好邦交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