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个习惯的最初形成，可能仅仅只是因为好奇，可能只是想去尝试尝试，就像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面对五彩缤纷的多彩世界，忍不住伸出了一双稚嫩的探求的小手。可是，改变这个习惯，可能需要半生甚至是一生的时间，而且不一定能够成功。
习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他的奴隶。
四十年前，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一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学校奖励我十五元钱。那时候的十五元，可真正是一笔天文数字。当时，我们的助学金才每月两元。两年之后，我参加工作，每月工资也仅仅只有三十三元。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巨款从天而降，我如获至宝，想象着可以购买的几本书名，想象着给父母一个惊喜的欢快场面。激动与欣喜，至今有感。巨款骤然袭来，我们寝室上下铺的八名兄弟也异常激动。同为十六十七岁的年龄，一支支正待发育的身体，正是身体发育的阶段，就像一棵棵吸取营养疯狂生长的野草，高大威猛，虎视着眼前的一马平川。一下子见到这么多钱，纷纷试探着、劝慰着、引导着如何使用。在室友兄弟一波又一波强大的攻势面前，我很快就败下阵来，并毫无原则交出了选择的权力。商议一番，决定由我请全寝室的兄弟象模象样地去搓一顿。
有了钱钱撑腰壮胆，一个周末。我们涌进了县城一家像样的酒店，胡吃海喝，八名兄弟总共花费了四元八角。
好奇的年龄，无知的岁月，酒保饭足之后，我们还购买了两包飞马牌香烟。在进入庄严的学校大门之前，我们每个人的嘴上都第一次叼上了香烟，煞有介事地、有模有样地抽了起来。
技术上的不足，口感上的难受，两包剩余的香烟胡乱地塞在了我的枕头之下，兄弟们哪个想抽，自己伸手陶出尽管使用。
……
毕业后，我们大都被分配到山村小学教书。茫茫岁月，漫漫长夜，我们又百无聊赖地抽了起来。对我来说，那段时光，在那偏僻的山村小学，是无边无际的胡思乱想和弥漫开来的袅袅烟雾，陪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寂寥夜晚。
一年后，我成为了一名乡镇中学的教师。环境好了，条件优了，可升学的压力更大了，香烟再次成为了我生命中的重要伙伴。
再后来，我转行离开教师队伍，进城工作了。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惊奇地发现，同事们抽烟的档次太高了，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恐怕也不够他们的烟钱啦。
我国有着独特的香烟文化。一个人抽什么烟，可能与他的地域、职业、收入以及归属感息息相关。
分烟、敬烟的习惯几乎为我国独有。敬烟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礼节。陌生人之间套近乎时，分烟是与客套话同等重要的润滑剂。熟人相聚，抽烟时不顺手分给在场同伴一根，则有礼数不周之嫌。
既然抽了烟，入了这个圈，理所当然要遵循烟民习俗，践行烟民文化。自己抽烟时还要见者有份，逢人敬上一支，这就是敬烟。说是礼貌，说是排面，还说是豪情。这就是无法考究但一直沿袭至今的抽烟文化。
有的时候，敬烟也是成功人士低调炫耀的一方舞台。你看，成功人士潇洒地掏出高级的香烟，见者有份，每人一支。那陶烟的动作，特帅；那敬烟的姿势，特美；那一支支香烟，特醇。他一支烟的价钱往往相当于甚至远远高于我一包烟的价值。一圈烟撒下来，就相当于我用去了一条烟。我有时想，用他撒来撒去的香烟的价钱去购买我平常抽的香烟，足够我坚持十天半月了。
敬烟，不论好孬，不管味道，你方撒罢我上场。很多时候，一个人敬烟时香烟数量不够了，敬烟一圈未能圆满，立马就有抽烟的兄弟立即掏出香烟补上补齐。那个时候，如果某人脸皮足够厚实，心理足够强大，只管伸手接受别人敬烟而自己从不买烟从不敬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完全可以畅行无阻的。
我的标配的香烟是两毛一盒的红美蕉，別人敬我的烟都是好烟，我只能尴尬地掏出我的低端产品，礼貌地撒来撒去。尴尬也好，自卑也罢，我都不太在乎，但心痛那可怜的花不到月底的工资。我又不愿总是伸手接受别人的敬烟而一直当“白吃嘴”，也不可能因为礼貌而超出我的能力去购买好烟敬人。鉴于此，我第一次萌生了戒烟的念头。
戒烟真难啦。第一次，戒了三个月，复吸了；第二次，戒了六个月，复辟了。后来，我又戒烟了若干次，还使用了“最新科技成果”，但均以失败告终。更为可怕的是，每戒烟一次，烟量便增长一回。我便走在了一条戒烟——复吸——再戒烟——又复吸的奇怪道路上。久而久之，我如果再次宣布戒烟，妻子女儿的第一个动作不再是欢迎鼓励鼓掌，而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阳台上，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到了周末，在外地读书的女儿打来电话，简单地称呼和简单的过渡之后，准是迫不及待地发布她少抽点少抽点的命令。
吸烟多年，戒烟多次，烟堆里成长，烟雾中熏陶。
吸烟中，我体会到的是生活的无奈与压力；戒烟时，我感受到的是意志的缺陷与艰难。
烟文化，其实就是自欺欺人。
吸烟戒烟，就是我的人生味道；香烟文化，就是社会生活。
吸烟的借口很多很多，戒烟的难度很大很大。
一个连香烟都丢弃不了的人，其实就是自己败给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