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一击：“主宰公司的命运”
到了1977年，伊坎已经准备好从“不为人知”的角落走向华尔街的舞台中央了。20年间的思索和观察最终汇聚成了一幅完整的蓝图。通过“主宰别的公司的命运”，他为自己树名，成就了自己的财富——他的成功并非依靠蛮力或者财力（说老实话，当时这两样他都没有），而是依靠一个在华尔街屡试不爽的收购战技巧——委托代理权[17]争夺。
一直以来，争夺股权委托代理都被企业界的刺头和各式各样的掮客加以运用，来获得股东的支持，以驱逐现在的管理层，使他们自己成为公司管理层。这些斗争有点像政治竞争，双方都宣称自己更适合管理公司，能使其盈利，达到提升股东利益的目的。
伊坎认识到，虽然委托代理权的争夺可以用来获得对公司的控制权（从而最终使企业盈利更多），然而仅仅通过表现出有争夺控制权的意向，就已经能够带来相当可观的利润了。对那些资产价值远远超出其股价的公司，伊坎会大量吸纳它们的股份，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提出争夺委托代理权。伊坎往往会提醒股东们注意公司内在价值和市值之间的显著差异，成百上千的上市公司都存在这样的差异，因为华尔街给股票估值的基础是公司盈利的潜在能力和资产价值。在伊坎看来，应为这种差异承担责任的是公司的管理层，他们不是过于傲慢，就是能力不足，无法让企业的财务业绩达到最优。
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的话，手头有大量现金的收购者会看到伊坎确定的收购目标的内在价值，于是就会参与收购战，把目标公司的市值迅速抬升起来。或者出现另一个同样吸引人的局面：被收购的企业管理层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选择支付远高于伊坎收购价的价格来回收股票。无论是哪种局面，伊坎这个始作俑者总能斩获数百万美元的战利品。
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伊坎开始了其生涯中第一场对企业控制权的重要争夺战，并且赚取了可观的利润，他相信这些财富是给那些有才华的战略家所准备的，他们不仅能够发现行业中的机会，更有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的魄力。伊坎现在站在新型金融工程的最前沿，而这种新型金融工程足以给美国的资本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首先向拜尔德华纳公司发难，这是家迅速衰退的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同时还有另一家公司遭殃，这家公司位于俄亥俄州的寂静小镇曼斯菲尔德，是家用炉灶和烘箱的生产厂——塔潘。
伊坎准备展开收购的对象拜尔德华纳信托，是一家位于芝加哥的企业，由约翰·拜尔德执掌大权，他本人在当地的商业圈子里十分有名。在芝加哥，拜尔德家族几代以来一直十分受人敬重，不仅是因为这个家族的经商头脑，也因为他们广泛参与各种市政和慈善机构活动。由于这个传统，约翰·拜尔德在当地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被认为是当地社区的一项财富。
可是这些对于卡尔·伊坎来说，都无关紧要。
就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不动产投资信托那样，拜尔德华纳广泛地投资办公大楼和购物中心，一开始也受人追捧，股票价格一路高歌猛进。可是当1975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之后，不动产投资信托的股票价格也急转直下。1978年5月，伊坎开始吸纳拜尔德华纳的股票的时候，每股价格是8.5美元。
事实上，并非只有伊坎一个人看出了这里的门道——趁低吸纳不动产投资信托的股票，抄底捞鱼一网打尽。房地产市场已经明显呈现复苏的迹象，在信托的价格依然低迷的情况下购买，基本可以保证在短期内一定会有明显的收益。鉴于市场价格被严重低估，投资者可以放心的是，价格继续下跌的风险基本为零。理论上，他们只需要等到这个被低估的价格被市场纠正的时候，“低买高卖”从中获利就行了。
“作为一个不动产投资信托方面的专家，我也购买了大量的信托股票。”律师马尔文·奥尔山说，“有段时间，我是通过伊坎公司来购买这些股票的。因为这个公司的规模很小，我总感觉不是很放心，所以我总是要求他们把股权凭证直接邮寄给我。
“然而4个月过去了，我也打了数通电话，却还是没收到凭证。所以我直接打电话给伊坎本人索要凭证。我们谈论了很多话题，他问我为什么要买不动产信托的股票，说他想直接投资拜尔德华纳，还问我的意见是什么。
“有研究报告称拜尔德华纳的股票值15美元一股，但是我告诉卡尔，如果破产清算的话，每股价格可以达到22美元。我不清楚我和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但是之后他开始购买该信托的股票，并且要求我做他的代表律师。”
如果股票价格封顶在拜尔德华纳的账面价值，即14美元一股的话，伊坎每股可以赚到5.5美元，也就是说他先前投资的回报率大约在65%。
“不动产投资信托就好像房地产资产类的封闭式基金。”金斯利说，“因为拜尔德华纳的价值被低估，我们自然有理由这么做，而且我们相信这其中一定有利可图。”
但是伊坎还有另一个动机。吹响收购拜尔德华纳的收购战号角，将其包括可出售的不动产和建设*款贷**在内的8000万美元资产变现，他作为进攻方，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为将来的收购战提供资金储备。
伊坎最初进入股票市场只是出于兴趣，渐渐地他开始表现出了更大的野心，在吸纳股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开始扮演“维权投资者”[18]的角色。这也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伊坎的标志性手段。他的策略是：先积极引导股东的情绪，培养他们对企业管理层的对抗情绪，然后通过争夺代理权来促成改变。这里说的“改变”指的无非是将信托以达到或者接近其资产价值的价格卖出。
当伊坎取得20%的不动产信托股份的时候，他开始申请在董事会上拥有一席之地。成为公司的内部人员，可以帮助伊坎进一步寻求买家或者将信托资产清算变现。但是信托的董事会并不想改变现状，他们两度否决了伊坎加入董事会的请求。
“我第一次和伊坎见面的时候，他径直来到我的办公室，张嘴就说他想进董事会。”约翰·拜尔德说，“你看，我之前完全没听说过这个人，直到他开始收购我们的股票，我对他才开始有所耳闻。我甚至不知道他那天来见我之前是否有预约。所以对于他进董事会的提议，我不想就这么轻易接受。
“相反的，我问他有什么经验是可以为董事会做出贡献的。当然，他的回答完全不能让我满意，因为事实上，他对房地产一无所知。他只是一味地说，他现在有我们20%的股票，有权获得一个董事会的席位。”
这场不留情面的会面对伊坎来说却并不意外，他早就对那些公司管理层形成了一种成见，即这些管理层只不过是一帮被宠坏了的所谓精英集团，他们的薪酬和公司的运营状况毫无关系，伊坎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要跟这些人对着干了。在拜尔德华纳的收购案中，伊坎发现了不动产信托管理层的一个明显的击破点，并加以利用，号召其他股东站到了自己这边。
伊坎宣称，公司的财务业绩显然受制于拜尔德华纳信托和拜尔德华纳公司之间过于宽松的管理费用规定。拜尔德华纳公司是一家私人股本拥有的房地产企业，是信托的创立者。很显然，一部分信托融资获得的建设*款贷**被用于拜尔德华纳公司的客户身上，而拜尔德华纳公司可以从中赚取佣金。更严重的是，大约1/3的信托*款贷**现在仍然处于拖欠状态。
面对财务压力，管理层做出了一个决定：暂停一期的红利发放。这个决定可能犯了一个致命性错误。由于投资信托的投资者们本来看重的就是稳定的收入，因此这个决定让投资者十分不安，甚至怨气满满。而伊坎一直在寻求切入点，这下被他抓住了。
“由于外部环境困难，很多不动产投资信托都会暂停至少一期的分红。”拜尔德说，“但是股东们仍然对此非常不满意，于是伊坎利用这个契机获得了股东的认同。当得知我们运行出现困难的时候，他就找到了我们头上，利用我们当时的困境来进一步获取他自己的利益。”
伊坎为和他同一阵营的股东“战友”所描绘的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受益的对象是那些贪婪的董事会成员自己，而公司真正的股东们并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投资回报。但是就在伊坎准备大展拳脚开始委托代理权的争夺，力图把他本人和其他同一阵营的股东送入董事会的时候，信托方面也展开了先发制人的攻势，表决同意以每股19美元的价格将信托资产变现。
表面上看，这样的形势变化对伊坎来说十分理想，毕竟考虑到伊坎的收购成本，他可以从中获得令人满意的回报，但是变现的具体执行方式使伊坎十分恼火。根据计划，变现的过程将持续3年。一旦伊坎接受了这个拖沓的变现计划而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至少在36个月内，伊坎投入的资金将被套住。更为复杂的是，到那个时候，伊坎的投资就掌握在董事会的手里了，尤其是董事会只占有2%的股份，变现是否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实上，他们还有意利用这样冗长的变现过程延迟或阻碍有序清算，来报复伊坎。
对于世故的卡尔来说，这件事让他完全开心不起来，他问自己：“如果他们以19美元一股套现没有成功怎么办？如果他们只是通过这样做来报复我怎么办？董事会用3年的时间来做本来可以几个月就完成的事情，如果我的投资中途出现变数怎么办？”
伊坎就是这么个人，永远会做最坏的打算，永远不相信对手，所以他决定扼杀董事会的这个计划，同时想办法挤进董事会，迅速解决信托市值和资产价值之间的差异问题。于是，伊坎和他组织的投资者集团开始进一步加大收购信托股份的力度，达到了34%的占股份额，这个占股份额足够终结董事会的变现提案，因为提案的批准必须获得超过2/3的股东同意。
在另一条战线上，伊坎开始了委托代理权的争夺，和之前不同，伊坎这次是要把整个董事会的班子都变成自己人。为了促成这一彻底的变化，伊坎成立了一个股东委员会，声称最能够代表股东，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纯洁而高尚的圣人形象来为自己拉拢人心。
“如果委员会名单被选出来，”伊坎宣称，“无论是伊坎公司还是我本人（无论是作为委员会会长还是干部），都不会从信托拿一分钱工资，也不会拿任何顾问费或者董事费。我唯一的兴趣在于提高信托股东们所持有股份的价值。”
战斗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伊坎、他的秘书盖尔·高顿和这个年轻公司的其他人员直接打电话给信托的股东们，向他们游说，他们才是公司真正的主人，他们必须坚持一个理念：公司的管理层是应该为他们服务的。孜孜不倦地游说股东，不管他们是在公司还是家里，都不停地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详细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些都成为伊坎在委托代理权争夺中的标志性策略。虽然伊坎从来都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但是在高度利益的驱使下，他可以成为一个十分有效率的推销员。
“我们和股东们讨*公论**司内的民主制度，一些小的股东以前根本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但通过讨论，他们对这些问题也重视起来。”高顿说，“对了，肯定会有一些人会让我们收手，交给管理层去做决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听到的都是客观和公正的回答。”
1979年5月22日这天，股东大会进行投票选举，伊坎成了大赢家，他把董事会的现有成员全都踢出局，从而掌控了信托。对伊坎来说，这次赢得特别漂亮，因为对手曾经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当伊坎要求拜尔德向证监会提交13-D表格（这是投资者拥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5%的时候必须向证监会报备的文件）的时候，拜尔德不屑地说：“那是什么玩意？”
在争取股东支持的过程中，伊坎始终把焦点聚集在董事会平庸的表现上，他向股东披露，信托董事会曾经同意在信托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向拜尔德华纳公司支付150万美元的管理费，而董事会里竟然有4个是拜尔德华纳公司的雇员。伊坎提出收购后，信托的股价已经上升到14美元左右，这也向股东证明了他可以使信托的股价上升的能力。这些都为伊坎赢得了股东的支持。
6月1日，伊坎被选举成为信托的董事长，这家不动产投资信托也从原来的拜尔德华纳信托更名为湾水不动产和投资信托，这个“湾水”就是伊坎童年时住的那个湾水社区。1979年年底，经过股东的批准，伊坎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该公司将不再是信托公司，而是变成其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湾水不动产和资本公司。这使得这个机构可以从事更广泛的投资业务，包括有价证券业务。通过在伊坎公司设立的经纪账户，湾水将成为伊坎加快收购步伐的一个有效渠道。
“伊坎一完成对这家不动产信托的收购，就开始将它的资产清算变现。”拜尔德说，“这非常符合他的做事策略，我敢肯定，他从刚开始买我们的股票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这么做了，他会用资产变现的利润来支持他后续的收购。”
而此时伊坎庞大计划中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也已经准备就绪了。
1977年年末，伊坎开始以每股7.5美元的价格收购塔潘的股票。购买的时机无可挑剔，塔潘原本是家强大的企业，从公司成立伊始到现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由塔潘家族的某位成员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的。不过由于在空调和暖炉市场的一次考虑欠妥的收购，以及受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公司的业务一直不妙。40年来，塔潘第一次出现了亏损，造成了其股价的滚筒式下滑。
塔潘的产品种类有限，在家用电器行业里相对来说是个小辈，在各个方面都比不过行业里的老大，比如通用电气和西屋电气。但是塔潘管理层的目标，是在家用厨房电器的利基市场里盈利，就好像美泰克专做洗衣机和烘干机那样。这个目标为将来的重新盈利打下了基础，而且房地产市场也正在明显回暖。
伊坎很早就选择塔潘作为收购对象，有两个关键的理由：第一，伊坎认为转机即将到来，只是塔潘的股价没有能够反映出这样的转机；第二，塔潘的资产价值为大约20美元一股，是塔潘现在股价的2倍。资产价值和股价之间的这种差价，使伊坎看到了他盈利的源头。一旦有人愿意收购塔潘或是它的资产，只要收购价格介于伊坎收购股票的价格和塔潘的资产价值之间，伊坎的投资获得可观回报就有了保证。作为伊坎“作战室”的参谋，金斯利为伊坎制定了塔潘的收购策略。
“当我们在塔潘的股票上建仓的时候，其他人都热衷于魔法厨师的股票，”金斯利回忆说，“但是我认为，魔法厨师的市盈率太高了，未来肯定会走下坡路。魔法厨师现在正处在一个周期的最顶峰，而塔潘则位于周期的最底部。我当然更愿意在最底部建仓了。”
这也反映了金斯利对于那些没有更多下行空间的股票的偏好。大体来说，市盈率太高的股票不对他的胃口。相反的，他更倾向于买那些被人冷落的股票，就好像塔潘一样，股价相对于资产价值都被打了折扣。
这次的收购展开过程也将成为伊坎的标志性方式。他先礼后兵，首先给塔潘公司打了一个友善的电话。1978年1月5日的早上，伊坎和金斯利一起打电话给塔潘的总经理唐纳德·布拉休斯，告知对方，他已经收购了10000～15000股塔潘的股票，并且他还在考虑投入更多资金的可能性，资金来源包括伊坎本人和伊坎公司的大客户。
整个简短的交谈过程中，伊坎显得很愉悦，也很实在。他向布拉休斯询问了塔潘的大致信息，包括产品和制造基地等无关痛痒的细节。这其实是伊坎的策略，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交谈麻痹对方，让对方以为自己没有恶意。了解伊坎的人都知道，在金斯利把公司的现状剖析得细致入微之前，伊坎是不会去碰这家公司的。另外，伊坎天生就怀疑一切，如果你认为他会轻易相信管理层的话而开展投资，那才可笑。
这个时候，他的对手还没有察觉到，自己其实已经掉进了陷阱。布拉休斯在给董事会主席W.R.塔潘发的内部信函里提到，伊坎“看上去很高兴，因为我们花了挺长时间给他介绍了公司的情况”。
伊坎这个时候还没成为令人生畏的“公司掠夺者”，布拉休斯的这个信函充分说明了一件事：公司管理层对伊坎的真实用意毫不知情。卡尔·伊坎难道会因为他所投资的公司的高管花了些时间来和他交流就感到“很高兴”吗？绝不可能。作为股东，伊坎始终认为塔潘和布拉休斯只是为他打工的，只有股东高兴，他们才可以继续在公司里做管理者，他们必须对他的要求积极响应。但是当下，他不妨扮演一下这个“谦谦君子”的角色，先进行试探和观察，在下一步行动前先探探路。
虽然布拉休斯没察觉到危险，他还是告知迪克·塔潘，他的一个手下暗地里对伊坎公司做了一些调查，结论是“尽管我没觉得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注意他们下一步的动向”。
2月22日，伊坎和金斯利再次致电布拉休斯时，这个警告的重要性就陡然明显了起来。这个时候，伊坎已经吸纳了超过7万股塔潘的股票，而且在这次交谈中，他第一次提到“收购”这个字眼。他若无其事地指出，他购买这么多股票的部分原因是，塔潘很可能会成为别人收购的对象。他告诉布拉休斯，伊坎公司“已经购买了很多低价股票，现在因为形势好转升值了不少。有些情况下，形势的继续好转会继续拉动股价，但是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也可以由别的买家买下股票，让股票的价格翻番”。关于这次和伊坎及金斯利的谈话，布拉休斯在公司备忘录中提到：“他们认为我们很适合由合适的买家来买断公司的股票，这也是他们投资我们的一个额外因素。”但是当塔潘的总经理直接问伊坎有没有考虑过收购塔潘的时候，“他们说绝对没有，这不是他们主营的业务范围，也不想将它纳入他们的业务范围里”。
根据布拉休斯所述，伊坎向他保证，他购买塔潘的股票纯粹是站在投资的出发点上。伊坎接着迅速将其对塔潘股票的持有规模上升到了300万美元。他非常清楚，他不断地购入股票会让人产生一种遐想，人们会猜测，塔潘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收购，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市场连锁反应。一方面，市场里的套利者会竞购塔潘的股票，希望在将来塔潘被收购的时候能够搭个顺风车，也捞一笔；另一方面，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家们会纷纷推荐自己的客户购买塔潘的股票，从而确保自己丰厚的佣金收入。这在20世纪80年代将会成为一种模式，那就是哪怕一家公司仅仅是表现出了将被收购的迹象，这也会导致这家公司真的成为被收购对象。“即便是谣言在先，谣言也会成真”，只是这个收购方有可能是谣言里的收购方，也可能是另一个敌意收购方，或者是一个“白衣骑士”。
但是在伊坎专注于塔潘的时候，收购和兼并的浪潮还没有像后来“咆哮的80年代”的时候那样达到巅峰。如果伊坎期待着竞购塔潘的投资者会蜂拥而至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很失望。在伊坎持有股票的9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个竞购者参与。当时人们更多的猜测是在魔法厨师的股票上，基本没有人能够像金斯利一样发现塔潘的价值与机会。
伊坎在其敌意收购事业的早期开始，就表现出在逆境中顽强生存的能力。恰恰是这样的挑战才给了伊坎更大的空间来发挥他的智慧，寻求新的方法或者搜寻方案中缺失的部分，来保障他目标的完成。毫无疑问，伊坎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但是他和华尔街上那些普通的机会主义者不同，那些人遇到问题很快就放手不管，什么都是“浅尝辄止”，然后转向下一个问题。而伊坎决心要做个维权投资者，并且从不放弃寻找解决难题的办法。从伊坎最初开始从事这项事业以来，不管前景多么黯淡，或者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不轻言撤退，这些不仅为他赢得了名声，也增加了别人对他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伊坎开始对塔潘有所行动了。5月初，伊坎在纽约主办了一个午餐会，与会的除了布拉休斯和塔潘的副总裁威廉·布洛克，还有一位弗雷德·沙烈文——一家联合大企业沃尔特基德公司的总经理。沃尔特基德公司占有伊坎公司20%的股份。伊坎此次想说服沙烈文收购塔潘，作为沃尔特基德生产烹饪相关产品的部门的一个补充，但他没有把这项动议写入会议日程里。实际上，这次，这个从套利转型到收购的年轻人，要充当投资银行家的角色。
1978年5月9日早晨，当布拉休斯抵达纽约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伊坎确认会议日程，他这时才发现沙烈文也会来参加午餐会。伊坎告诉他，沙烈文是塔潘的一个大股东，他也有兴趣来和公司谈谈。
在伊坎看来，会议进展得很顺利。沙烈文在会上详细地谈到了旗下生产烹饪产品的部门，并且表达了收购塔潘的意愿。但是当伊坎正在兴头上时，布拉休斯的反应却很冷淡。因为一直到最后关头，他才得悉沙烈文要来参加午餐会，这只能意味着一个事实：在没有和塔潘开诚布公的情况下，伊坎单方面策划了这起收购。想到这，布拉休斯简直要气得冒烟了。尽管布拉休斯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塔潘是家上市公司，任何收购方案都需要经过管理层和董事会的讨论与商量，但是有一条底线——公司不会被出售。
让伊坎更觉棘手的是，沙烈文回应说，沃尔特基德坚决反对敌意收购，甚至承认公司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敌意收购——美国轮船航运公司的收购，可能是当时出了某些差错，现在该公司也已经被出售了。布拉休斯听他这么说，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会议之后，布拉休斯在公司备忘录里写道：“沙烈文理解我们不想出售公司的意愿，因此也不会进一步压迫我们。沙烈文还说道：‘如果任何人向你们提出收购，而你们没有兴趣出售，或者你们需要友善的帮助，你可以来找我们。’”
如果布拉休斯觉得会议结束之后就可以把伊坎抛之脑后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从做事风格上看，伊坎更像是彼得·福克主演的老电视剧《神探可伦坡》中的角色。在你以为他已经放弃这件事情，当你确信他已经走得远远的时候，他却又跑回来了，而且问一堆问题，提出各种猜测，甚至有暗中的威胁。在纽约的会议临近尾声的时候，伊坎表示他计划同平常一样再买入一些塔潘的股票。至于买多少，伊坎表示他要加大股票持有规模，直到足够向证监会上交13-D表格进行报备。伊坎再次向布拉休斯信誓旦旦地保证，他收购股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投资的需要。
布拉休斯在其回忆备忘录中记录道：“伊坎一直强调，他购买股票不是为了试图去收购，也不是买断股票的开端——只是因为塔潘的股票价格目前为8美元一股，被低估了，它还有很大的升值潜力。同时他也表示，我们不需要为13-D表格担心，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要收购我们。”
虽然在布拉休斯最后对会议的总结里，他认为会议各方还是很友好的，敌意收购看似不太可能发生，但是他还是给出了危险信号，表示“我们显然无法确认到底会发生什么”。
会议之后没多久，伊坎就开始加快脚步寻找买家。他打遍了华尔街上那些银行家、有钱的投资者和企业投资人的电话，试图激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收购被低估的塔潘股票。5月26日，在致电布拉休斯的过程中，伊坎提起，他从他的渠道得知，某个日本的微波炉厂家正在设法收购一家炉灶生产厂家，以此来拓展其产品线，扩大其营销能力。伊坎想通过这个消息来引诱塔潘对盈利性的买断产生兴趣，但是布拉休斯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公司在生产炉灶和微波炉，因此对于塔潘来说，和一个微波炉厂家的战略组合“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也无法满足塔潘的长期需求”。
很明显，布拉休斯对于和日本合作没有什么兴趣，而伊坎又的确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单方面提出对塔潘进行收购的日本公司，于是这个想法只能被迫终止了。
1978年的整个夏天和初秋，伊坎使出当年在期权交易中培养出来的营销手段，不停地寻找公司，不断打电话、和客户见面。尽管他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有兴趣收购塔潘的买家。似乎除了有金斯利协助的伊坎，没有其他人能看到塔潘的价值。
不过伊坎依然毫不气馁。他不断给塔潘施压——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1978年11月3日，他再次购入4万股塔潘的股票，并且告诉布拉休斯他还要继续买。伊坎很清楚，不断增加他在塔潘的股票持有数，也增加了塔潘对伊坎展开收购的担忧，这可以迫使管理层不得不重新考虑，要么把他手上的股票买回去，要么接受第三方的收购（当然，第三方也会把伊坎手上的股票高价买走）。
在伊坎看来，继续购买塔潘的股票等同于购买一个基本没风险的塔潘股票期权。由于股价依然只是徘徊在其资产价值的一半左右，所以下行的风险很小。一种可能是，如果塔潘被收购、资产被分拆出售的话，伊坎也可以获得不错的盈利。另一种可能是，如果塔潘经营状况好转，股票价格就会上升，伊坎也可以从中盈利；同时他也仍然期待有人来买断塔潘的股票，从中获利。这个时候，伊坎给塔潘的管理层释放了两点信息：首先，伊坎坚决地不断增持股票，这对于公司的控制权来说显然是个不小的威胁；其次，他还是不承认他会马上展开对塔潘的收购。对于那些仍未起疑心的人来说，伊坎看上去还拿不定主意。但是事实上，这些都是伊坎进攻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做可以迷惑对手，使其无法判断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
11月3日，在布拉休斯和伊坎进行了关于他继续增持股票的谈话后，布拉休斯在备忘录里提到：“当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买股票的目的时，他说是为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他说：‘你大可不必担心，好好享受你的周末吧——这并不是为了买断或者收购股权。’”但是让布拉休斯确信不能掉以轻心的是，伊坎接着提到，他会继续增持塔潘的股票，然后“当然会向证监会提交13-D表格”。
尽管布拉休斯还是倾向于相信伊坎的话，相信他是个纯粹的投资者，但是他的担忧也越来越明显了。
“这个时候，我明显感觉到这一切都是有计划的，”布拉休斯写道，“我们必须谨记，他曾经提出过第三方买断的建议。毫无疑问，如果有人提出以更高的价格进行股权收购，他肯定是很乐于接受的，而且收购价格肯定要高于他购入塔潘股票的价格，每股会高7到8美元。”
11月16日，《华尔街日报》和塔潘的一位股东分别打电话来，提醒塔潘的管理层，伊坎很快就会向证监会递交13-D的表格。于是在第二天，为了确认是否消息准确，布拉休斯打电话给伊坎求证，并向他透露了之前的两通电话，也提到另外一条新闻报道，说伊坎最近从沃尔特基德公司手上购买了4万股塔潘的股票。
就在布拉休斯试图阻止伊坎向证监会提交表格的时候，伊坎却含糊其辞，这也是伊坎的另一个一贯做法。伊坎随口应付，看起来他自己也被这事情弄得晕头转向，把他的对手也搞糊涂了，不知所以。当然，这只是假象，布拉休斯直到最后才会意识到，原来这一切都是伊坎精心布下的阵，他其实早就算好每一步应该怎么走了。
就算坐在伊坎的对面，布拉休斯也察觉不到这些。11月17日，在他和伊坎交谈的备忘录中清楚地描绘了伊坎是如何编织这张大网的。
“他说他对整个形势感到很困惑，他并没有向证监会提交13-D表格，因为他的律师还没有回复他。但是他却指出，这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他还会继续增持塔潘的股票，但是他肯定会打电话告知我们他是否提交了表格，以及提交的时间。”
在和布拉休斯的谈话过程中，伊坎像一个大战略家一样，把他下一步计划中的各种可能都一一枚举。他一会说他可能会增持股票，一会又说也不一定。他说他可能会向证监会报备，但是也可能不这么干。他计划只做一个被动投资者，但是他又在不断增持股票。他希望有个第三方来收购塔潘，但是他也提出塔潘的管理层自己买断股票的可能性。
“他问了管理层一大堆问题，问我们怎么不自己买断这个公司——说我很可能因此快速成为百万富翁。”布拉休斯回忆道，“他问我们，为什么不以公司的资产做抵押来借钱，然后把这个公司买下来呢？”
在谈判中铺天盖地地谈论种种可能，正是伊坎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所采取的做法。伊坎究竟想要什么？他会怎么走下一步棋？伊坎留给别人的各种可能性，使得没有人能够猜出他的真实意图。对手想猜透他的心思，他就再增加一些新的可能性：有一些路可能走不通，但是总有一些是可行的。普通的谈判者总想要在其中寻找出规律和联系，但这些都是伊坎的陷阱，等着别人跳进来。
尽管伊坎向塔潘保证说他一旦递交13-D表格，就会打电话通知塔潘，但是塔潘还是让他们在华盛顿特区的代表律师——优秀的琼斯·代·雷维斯和波格公司，积极关注一下证监会方面的动静。他们或多或少都认为伊坎会递交表格，剩下的仅仅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递交表格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在11月27日这天得到了解答。塔潘在这天收到了13-D表格的副本，10分钟以后伊坎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仍然坚称，他持有股票只是因为“他们的股票便宜，所以这是个不错的投资”。
1978年年底的时候，伊坎又以8.625美元一股的价格购买了44000股股票。这时，关于塔潘要被收购的消息在华尔街甚嚣尘上——伊坎和罗克韦尔国际公司都是传说中的买家——但是所有的这些传言都被塔潘管理层否定了，因为他们再次寻求并得到伊坎的保证：他没有收购塔潘的企图。事实上，1979年1月2日这天，伊坎告诉布拉休斯，如果这些股票因为收购的传言而再升值2到3个点的话，“你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试想越来越警惕的塔潘管理层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吧。整个1月，伊坎都在“捉弄”塔潘，他对塔潘公司说，有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投资人找到他，想以15～17美元一股的价格购买他手上的股份。伊坎还提到，这位买家最近在另外一家公司的收购战中败北，所以这次他决定先和被收购企业的主要股东达成一致，再展开收购。不久后，伊坎又提醒布拉休斯，罗克韦尔国际公司将收购塔潘的传闻传得铺天盖地，如果塔潘面临敌意收购，沃尔特基德公司也许仍然有兴趣充当“白衣骑士”。在这整个过程中，伊坎不断给管理层出主意，提供选择，散播恐慌。
2月20日5点10分，伊坎的第二阶段进攻开始了，在伊坎和布拉休斯的通话中，伊坎询问他是否考虑在董事会增加一个成员，使董事会成员达到10人。毫无疑问，伊坎提名的正是他自己。同样毫无疑问，布拉休斯拒绝了这个提议。
在给塔潘高层的备忘录中，布拉休斯说道：“我向伊坎解释，塔潘的董事会是限制在9人规模的，其中只有2名成员是代表管理层的，在去年甚至前年，董事会就决定了这个名额的限定。
“我还向他解释了塔潘董事会明显具有很强的能力，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董事会运作十分有效——独立、有专业能力并且表现一直很好。就我个人而言，没有再增加一个董事会成员的必要。”
自从伊坎开始从事争夺企业控制权的事业，他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正面形象，向那些故步自封、思维陈旧的管理层发起冲击。塔潘下意识地拒绝伊坎加入董事会的请求，也恰恰说明了这点。为什么不在董事会里增加一个睿智而又精明的金融专业人士呢？利用伊坎在投资银行界的经验和他提升股东价值的能力，难道塔潘不是真正受益的一方吗？
但是相反，管理层把伊坎当成了一个威胁。出于股东利益，为了公司经营业绩的需要，伊坎肯定会干涉公司现状，可能会安排兼并或者第三方买断股票，不管怎么说，这些做法是得不到现任管理层的支持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美国的企业界，这样的做法都是不被接受的。
尽管他们不承认，但这些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成员们的确把企业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了。一旦有外部人员威胁到他们的领地，他们会想方设法把外人驱逐出去。这种内外分明的思维模式其实违背了公司的民主精神，也违背了公司治理机制下管理者对企业股东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在董事会里安插一个不安分子——一个积极寻求收购或者促成第三方买断股票的人——并不为企业界所接受，但是从股东的角度看，这是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需求的。很有可能的是，只有这种不安分子才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不走寻常路，通过兼并、分拆的途径发现获利的机会。当然，这种情况下，那些拿着超高工资却表现平庸的管理层，绝对不是受益的对象。
这并不是说伊坎就如他所说的那样，真的完全代表了股东的利益。伊坎首要的目标，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永远是利润。真正推动伊坎的，是他对更多财富的渴望，而有时候，受益的人除了他自己，也包括其他股东。随着塔潘收购的推进，这一点会渐渐浮出水面。
在尝试加入塔潘的董事会失败的几周后，伊坎得知公司计划发行一系列优先股。他担心塔潘会利用发行优先股筹集的资金来进行反收购。这样做将会使塔潘现在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公司股价一定会下跌，而伊坎所持有的塔潘股票也将蒙受损失，同时更会把潜在的投资者吓跑，让伊坎的完美计划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些都会把伊坎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同时，股权收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找到一个愿意收购塔潘的投资者也机会渺茫，如此一来，伊坎能够威胁管理层的*器武**将被夺走。
于是伊坎决定进行绝地反击，阻止公司的优先股计划。
“我们直到收到公司邮寄出来的一份股东投票表决书，才知道公司将发行一系列优先股的计划。”金斯利说，“我马上就对伊坎说，‘如果我们要采取什么措施的话，必须越快越好。’”
塔潘开始筹划发行优先股的股东投票时，伊坎也开始着手行动。伊坎给布拉休斯发了一封信函，向他索取塔潘的所有股东名单，同时宣称公司发行优先股是为了保障公司管理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股东的利益。公司将在1979年4月23日召开股东大会表决优先股发行方案，而当时距离会议召开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伊坎只有这短暂的时间向其他股东阐明反对发行优先股的理由。
起初，塔潘的管理层想努力使伊坎相信，发行优先股不会对伊坎的利益造成任何威胁，因为公司并不打算使用新发行的证券来妨碍股权收购。但是伊坎是什么人？他会把对手主动提出保护他的利益的话当真吗？肯定不会。这种做法只会让他更加警惕。他回答说：“如果你杀了30个人，你说我没有想过要杀他们，可是结果会有两样吗？”
在职业生涯起步阶段，伊坎就觉得信任是一种脆弱而又危险的妥协，尤其是在商业谈判中，没有任何意义。伊坎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每个人，不管对方说什么。进行交易时，他更喜欢做最坏的打算。在走下一步之前，他会先审视棋盘，然后想：“对手可能对我造成的最坏结果是什么？我可以如何保全自己？”在制订计划的时候，伊坎通常会抓住三个要点：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弱点在哪里？我的影响力又是什么？
1979年春天，伊坎在审视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他的目标——从对塔潘的收购中获得可观的利润——一直没有变。他作为公司主要股东和变革催化剂的影响力也没有变。但是如果优先股得以发行的话，他对公司的影响力就会逐渐消失，而同时他所持有股票的下行风险也增加了。伊坎并不打算相信管理层所谓的意向，于是他决定要在董事会赢得席位，增加自己的胜算，先否决发行优先股的计划，然后组织更为猛烈的进攻，把塔潘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销售出去。
他的决心很快就有了回报。伊坎仅仅做出要全力以赴进入董事会的姿态，就足以让管理层做出关键性的让步了，他们随后便同意了撤销发行优先股的动议。然而如果塔潘和布拉休斯认为仅仅这么做就可以让伊坎放弃进入董事会的想法，那就错了。恰恰是当敌人开始撤退的时候，伊坎反而会越战越勇，穷追猛打。
3月30日，布拉休斯在和伊坎的谈话备忘录里提到：“关于董事会席位的问题，伊坎说他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可能就要继续走下去了。像他这样拥有那么多股票的人却进不了董事会，他觉得怎么也说不过去，再说他进董事会对公司发展也是有利的。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不能获得董事会席位，希望我们不要再设置障碍，他有足够的股份来获得一到两个董事会席位。总的来说，我尽力劝说他放弃委托代理的争夺，但是我觉得并没有什么效果。”
事实证明，的确没什么效果。1979年4月11日，伊坎在他给塔潘所有股东的公开信中强调了他进入董事会的必要性和出售公司的必然性：“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你们在1979年4月23日的股东大会上能够推选我进入董事会。作为塔潘最大的股东，我希望公司能被收购，或者以接近每股20.18美元的价格（1978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账面价值）被公开竞购。”
为了有效地激起股东们的情绪，伊坎通过聚焦公司的财务记录，向大家展示了一个低效率、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团队。
“在过去的五年中，塔潘在现在的管理层带领下，在销售额达到13亿美元的情况下竟然亏损了330万美元。而同一时期，W.R.塔潘先生和布拉休斯——塔潘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却获得了高达1213710美元的工资和奖金。”
信里还附了幅图表，揭示了公司业绩和管理层报酬之间的不一致。逐项来看年收入和薪酬，1974年这一年，公司损失了700万美元，而迪克·塔潘和布拉休斯共获得83096美元的工资和131806美元的奖金。
在这些数字的铺垫下，伊坎道出了关键的结论：“如果我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企业，业绩收入和资产净值出现明显分歧的话，我肯定会把这个公司出售给其他人。我想这个道理放在塔潘身上也是可行的。”
伊坎接着提到，虽然公司已经放弃了发行优先股的提议，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样的提议将来仍然可能会出现。伊坎宣称，管理层自己也承认了，发行优先股“可能会阻止将来对企业的现金或者其他类型的收购”。伊坎许诺，如果他当选进入董事会，“将来一旦又出现这样的提议，他会立刻将它扼杀在萌芽阶段”。
股东投资公司最基本的目的便是赚钱，为了迎合这一目的，伊坎宣布：“作为塔潘的董事，我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建议找一个投资银行（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来帮我们寻求潜在的买家，能够以20.18美元一股的价格（1978年年底的账面价值）收购我们公司。
“虽然管理层告诉我，他们不希望塔潘被别的公司收购。但我敢保证，当选之后我会让那些潜在的买家们知道，至少在董事会里还有一个董事——那就是我——并不认同管理层的想法，如果有任何表达收购兴趣的第三方，或者有真实可靠的收购报价情况，我会负责向全体股东通报。”
在信的结尾，伊坎请求大家的支持——在截止日之前把委托代理投票的文件寄给他或者他的委托代理律师——卡特组织。
最终，一切尘埃落定，伊坎顺利进入了董事会。
当选之后，伊坎马不停蹄地敦促他的同僚们对塔潘的资产展开拍卖。在他出席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上，伊坎施压要求公司出售位于加拿大的分公司，塔潘-格尔尼。这家公司一直经营不善，却在蒙特利尔市的市中心拥有高价值的房地产。伊坎的策略是：将分公司清算变现，把不动产转化为现金。同样地，伊坎注意到塔潘在加州阿纳海姆的生产厂雇用了很多墨西哥工人。鉴于这个生产厂的价值，也因为美国国境以南的墨西哥劳动力十分廉价，伊坎提议把这个工厂卖了，然后把制造工厂搬迁到墨西哥。
与此同时，伊坎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可以买断塔潘的第三方。但是董事会里其他人都反对他的提议，鸡圈里的狐狸是无法取得鸡的信任的，伊坎也同样无法说服其他的董事来支持他的方案。面临这样的一致排斥，为了吓唬一下华尔街的同行们，也为了证明他在董事会里的影响力，伊坎采取了另一个他的标志性的手段：他要找到更大的力量来反压迫。于是，在塔潘的问题上，他威胁管理层：如果寻找买家没有任何进展，他会考虑第二年再选出一个董事。由于之前伊坎成功加入主董事会，董事会不得不重视这个威胁。
目前为止，伊坎还是在继续搅局，把塔潘介绍给一堆潜在投资者，这里面包括杠杆收购的投资者、私人投资集团和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一些主要企业。在整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无数点子，向很多有兴趣的潜在投资者和买家推荐，大多数投资者和买家至今还不为我们所知。1979年7月的一天，伊坎告诉布拉休斯，有个潜在投资者向他提出杠杆收购。8月份，他又透露他一直与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保持着联系。涉及谈判，伊坎的话总是笼罩着神秘的色彩。
布拉休斯回忆在8月的这次谈话中，伊坎说他提到的总经理“对收购塔潘非常有兴趣，但他不想公开这个人和这个公司的信息，因为对方要求他对此保密”。“我告诉他，如果要安排会谈，我至少应该知道我即将要面谈的这位是什么来历。于是他说会去问问这个人是否愿意透露姓名。”
通过所有这些暗示，伊坎给管理层释放了一个信号：有个买家随时都可能会出现，而他自己也绝对不会放弃任何机会，直到公司被收购。管理层所面临的是两个方向的选择：公正对待一个友善的收购（或面临敌意收购），或者是自己找个友善的买家。
一旦管理层意识到这个情势，即便他们对此很抗拒，伊坎也依旧是真正的赢家。无论管理层做出哪个选择，公司的命运最终还是被掌握在伊坎的手里。
塔潘和布拉休斯显然宁愿公司被一个“白衣骑士”收购，而不是让伊坎把公司清算变现，于是他们跑去瑞典和伊莱克斯秘密协商。伊莱克斯是欧洲的巨无霸家用电器生产商，两个公司之前一直在商讨成立合资企业，以使塔潘进入休闲车市场，生产汽车用的炉灶和制冷系统，而伊莱克斯则负责提供冰箱。但是现在考虑到塔潘正被来自华尔街的“狡猾的独狼”伊坎威胁，塔潘向伊莱克斯的常务董事汉斯·沃生提议：伊莱克斯愿不愿意收购塔潘？
协议很快便达成了，伊莱克斯同意以每股18美元的价格收购塔潘，而此次收购令伊坎所持有的321500股塔潘股票获得了270万美元的利润。
伊坎在塔潘收购中赚到的利润和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所赚取的利润相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但是这证明了他关于公司价值观的哲学思维是正确的。很明显，公司的内在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外界刺激带来的转变是可以缩小这种差距的，这也为伊坎本人和其他股东创造了迅速而巨大的利润空间。
伊坎和金斯利的理论在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里得到了验证：让市场聚焦到公司内在价值与市值的差异，然后就会有人——一般是管理层或者“白衣骑士”——来把你持有的股份买断。这是个很好的办法，简单有效。
甚至迪克·塔潘本人也成了这种思想的信徒。“我们最后开了一次董事会，董事们表决同意把公司出售给伊莱克斯。”塔潘回忆道，“伊坎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会议晚上的某个时候我还提到：‘伊坎其实帮了我们一次忙。伊莱克斯将会注资给塔潘，而公司也获得了超过市价50%的溢价。’”
塔潘确信现在是个好时机，他环视了一下会议室，向伊坎传递了个信息，希望他可以有所回应。
“我说：‘如果你还有别的类似的交易想带上我的……’就在那时，伊坎说：‘好，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个。’”于是，塔潘就成了这个老对手的有限合伙人，他给了伊坎10万美元的资金。很快，他拿回了他的投资，还收到了不错的额外收益。之后，他又参加了一系列伊坎主导的交易。
迄今为止，塔潘唯一的遗憾是在获利的时候，他把10万美元的最初投资拿回来了。“我和伊坎合作得很好，如果我不把当时的10万美元拿回来，而是不断利滚利，我现在可以赚到更多。”
塔潘的收购是伊坎第一个大收获，但是他并没有时间庆祝胜利。在此后的一次次收购胜利中，这也成了一种模式——卡尔·伊坎不会庆祝，而是直奔下一个收购对象。
“我过去常常想，我们应该开个派对，来庆祝我们的胜利，但是卡尔似乎对这些没有丝毫兴趣。”高顿说，“卡尔永远不会说：‘我这次取得了成功，要休假两周。’”
尽管在伊坎马拉松式的工作习惯上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他成了有家庭的男人。经过一段短暂的追求，卡尔·伊坎和丽芭·特里巴尔在1978年结婚了。丽芭是一名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芭蕾舞演员，1968年移民来了美国。1977年，两个人在汉普顿的一次聚会上认识，当时的丽芭在霍夫斯特拉达公司做室内设计师，是一个年方三十的美人，有着精致而又轮廓分明的脸庞，低调中流露着性感。两个人的婚礼在伊坎朋友的曼哈顿的公寓里举行，随后亲友和家人们一起在21俱乐部开了庆祝派对。
工作狂伊坎是没有蜜月的，在婚礼的第二天，伊坎就回去工作了。
当一再被询问他为何如此专注于工作，专注于创造更大的个人财富的时候，伊坎的脸扭曲得像个问号，他似乎无法解释是什么在推动着他。但是随后，他提到了一篇文章：《高度商业发展下的特殊危机》，这是《经济学人》前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一个多世纪前写的。
“我们经常觉得，那些投机交易中的唯一动机，就是想要迅速致富，或是仅仅想获得更大财富。以至于一旦投机失败，下场就很糟糕，常常冒出丑闻。可是这恰恰是我们最大的错误。我们从未否定过想要致富的愿望或者是想要赚钱的热情，我们只是考虑到，在相当程度上，这是造成鲁莽投机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算不上是主要原因。
“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在遇到国际争端的时候，那些能够带领庞大*队军**的人，通常也更好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大规模商业组织的人，或者认为自己可以处理的人，当然不是希望看到像战争那样惨烈的结果（即使是胜者也难免），而是享受那些商业企业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就业机会。他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带有偏见，而且自己还不觉得。他们总是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去问胆小怕事的顾问的意见，而后者提供的往往是更为谨慎的建议。”
显然，伊坎认为他的“商业”能力太强，以至于无法为市井之人或者那些“胆怯顾问”所限制。这些人是无法理解他的视野的，也许其中也包括了他的妻子。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根本不需要再工作了，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该干什么呢？”丽芭说，“在正常家庭里，丈夫工作是为了家庭在经济上的需要，所以他们一直在忙。”
“可是在我们家，无论他赚再多的钱，也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多影响。主要是，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但是他说，主要是好玩。”
即便是在伊坎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开始展露出和其他在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的收购大师们有所区别的个性特点。和他同时代的那些人往往会咬紧他们的“猎物”不放，并认为不用向任何人辩解，卡尔·伊坎却认为有必要说清楚他每一个行动的动机。他会不断向媒体强调，他的动机并不仅仅是个人财富的积累，也是为了去除公司管理层和股东们之间的隔膜，让公司的常务董事们和董事会对股东负责，而不是把股东的公司当成他们自己的小金库。
“我强烈认同公司民主，股东有权利从他们的投资中获得期望的回报。”1979年6月，伊坎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的时候说，“当一个公司的业绩很糟糕的时候，我们必须对管理层做点什么，来确保股东的利益。”
伊坎在动机的框架中加入“股东权利”，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父亲迈克尔·伊坎对强盗资本家的不耻，和对有产和无产阶层之间的天壤之别感到的不公，其实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伊坎。在卡尔·伊坎看来，真正的寄生虫不是那些从事收购的人，而是企业的高管们。这个思想和他个人对金融的兴趣一拍即合。不管他变得多富裕，他还是会做一个或是自认为是侠盗罗宾汉，而不是强盗资本家。
另外，伊坎确信，既成的大企业已经扭曲，并将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置于危机之中。如果董事会放任企业高管，放任他们个人利益至上的行为，美国的股东们不会比早期殖民时代的处境好多少——那个时候的人们被迫交税，却没有话语权。除非这些股东在参与企业事务的时候有真正的话语权，否则美国的公司民主就只是谎言。
伊坎认为，他自己现在扮演的角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理想方法。“一个拥有上市公司30%的股份，然后为公司股东争取利益最大化的人，在体系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说，“因为他不像那些首席执行官，他进入董事会的目的不是坐在高级飞机上享受或是成为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他也不在意有多少人、多少部门向他汇报工作，向他致以敬意。他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好那30%的投资，让这30%的投资不断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公司来说是如此有价值的力量。因为如果他对公司目前的状况不满意——如果公司盈利下降或者出了一些其他问题——他会确保它们迅速得到改正。因为他在场，首席执行官就不能偷空去钓鱼或打高尔夫，也不能带夫人去巴黎度假。他没办法干这些事情，因为除非公司一切进展顺利，否则拥有30%股份的那个家伙会说：‘喂，你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不在公司？’”
“要让企业正常运作，你需要这样的责任心。但是如今的这些大上市公司里，管理层往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对股东根本没有尽什么义务，这也是经济没有发展的原因。”
基于他对财富的追求和对公司民主的信仰，伊坎将会加快其对这些商业巨擘的进攻，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也难免会和世界上这些最大、最有权势的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