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片中塑造的药贩子、患者、患者家属、警察等角色，刻画的都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列夫·托尔思泰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部影片似乎想要通过患者群体说明“不幸的家庭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没钱而吃不起药。
影片一开始，徐峥扮演的男性保健品商贩程勇，即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人到中年惨兮兮。他经营的印度神油店生意惨淡，然而房东催促着快点儿交房租，老父得了重病等着做手术，前妻要带着儿子移民美国，几个都亟待需要钱解决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五花大绑一样捆住了这个胖乎乎、油腻腻的中年男人，让他动弹不得。
白血病患者吕受益闯入神油店后，程勇的困顿生活出现了转机，很快被“松了绑”。吕受益告诉程勇白血病患者需要一种叫“格列宁”的药维持生命，瑞士生产的正版格列宁4万元一瓶，很多人吃不起，印度仿制的格列宁便宜，据说药效是一样的，可以多买点回来卖。一开始程勇并没有接受吕受益的建议，吕受益还是厚着脸皮给程勇留下一个联络号码，和一个嘴角咧到耳根的人工微笑，样子却像是哭。直到程勇的店被房东强制关门，只想赚点钱的他，铤而走险，从印度买回了100瓶格列宁，每瓶进价500元，标售5000元，售卖范围仅限本省。
程勇和老吕走街串巷推销了好几天，可一瓶药也没卖出去，不禁有点沮丧，这时老吕想到一个人——六大病友群群主刘思慧。镜头一转，程勇看到了夜店舞台上火辣的钢管舞女郎。作为一个女儿患了白血病的单亲妈妈，她不惜委身风尘挣钱为女儿治病。刘思慧召集各群主到程勇这里买药，成为了程勇展开贩药渠道的关键。程勇给病友群的患者打八折，每瓶格列宁售价3000元。就算这个价格也仍然有人吃不起，黄毛是其中之一。
这个贫困的农村少年，留着黄色杀马特式长发，在一个四处流着肮脏血水的猪肉铺打工，估计也是听说了药的事，直接来程勇的神油车上抢了3瓶，程勇追上他一顿胖揍。当程勇和老吕在黄毛租住的昏暗、拥挤、混乱的出租屋里把东一粒西一粒的格列宁装进瓶子后，又把药扔回了黄毛怀里。原来黄毛抢来的药不全是为了自己活命，他还分给了别人，他说生病后就没再回过家，家人以为他早死了。故作轻松吐露的一句话，暴露了在穷苦的现实面前，人性本就经不住考验，穷人家的孩子生了病，可以自生自灭，父母不出来找也情有可原。
吃到甜头的程勇，专门请了心怀善意的教堂刘牧师（白血病患者）做英文翻译，一鼓作气拿下了印度格列宁在中国销售的代理权。影片中有一幕是程勇、老吕、刘思慧、黄毛、刘牧师笑逐颜开的走出神油店，一字排在街边上，扬起古惑仔式的神气下巴，目视前方。差别在于陈浩南、山鸡、大天二、大头仔、包皮的黑帮五人组，展现的是“人类生活的极端处境在极端的*力暴**与欲望场域里全面绽放”，程勇卖药五人组看到的是病人的生存困境，想理直气壮的诠释“为了救人而违法有什么错”。
有人哭闹着找上门，说老母亲吃了程勇他们卖的仿制药引起不适反应，要讨个说法。在程勇他们的追问下，才知道患者同时吃了别的药，从而牵出假药贩子张长林，他售卖的德国格列宁，2000元一瓶，比印度格列宁还便宜。卖仿制药的和卖假药的扭打在一起，“正义的力量”战胜邪恶的力量，张长林落荒而逃。但这场仗远没有结束，同为药贩子的他们都需要思考他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以及离法律的制裁还有多远？
影片的前半部分，就是这样一群本不相干的小人物，因为印度格列宁，打过架、喝过酒、流过泪、冒过险，彼此联结在一起，笑点多过泪点。
假药贩子张长林闯入神油店后，程勇的平凡人生出现了转折，很快成为“救世主”。苦于张长林的报警威胁，害怕坐牢的程勇决定“金盆洗手”，全身而退。张长林接手印度格列宁的销售代理后，挑高药价，被患者举报，再一次落荒而逃。吕受益因为没药吃，绝望到自杀，好在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但是病情已经严重恶化。听着吕受益化疗时的哀嚎，程勇如坐针毡，只好再一次到印度买药。
这里有一个隐喻镜头，在喷洒消毒剂的印度街头，尘土飞扬，看不清路，程勇拿出手帕捂住了嘴，随后他听见了清脆的铃铛声，若隐若现中看到有人搬运两尊佛像从他身旁经过。佛像分别是湿婆和迦梨，都代表着毁灭与重生。程勇曾经代购低价药，给了患者生的希望，后来亲手毁了这个希望。目睹了吕受益忍受病痛的非人折磨，看到两尊佛像，程勇似乎想明白了什么，他慢慢的放下手帕。当程勇买药回来，吕受益已经死亡。这一次，格列宁每瓶进价500元，标售500元。
低价药流入市场，引起瑞士格列宁医药公司的强烈不满。周一围扮演的警察曹斌负责追查瑞士格列宁代理商委托的印度仿制药案件，这不是周一围第一次扮演警察，早在电视剧《红色》中，他扮演的性格耿直、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警察铁林就深入心里，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好评。这次扮演的警察曹斌依旧性格刚毅正直，但在追查案件过程中，听了不得不买印度格列宁的老奶奶哭诉“我求求你别在追查印度药了行吗？我病了三年，四万块钱的一瓶药，我吃了三年后。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们非说它是假药。那药假不假我们能不知道吗？那药才500块钱一瓶药贩子根本不挣钱。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你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他当即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不再追查此案。面对上级领导严厉的质问，他说“所有的处分我都接受，这案子我真的办不了。”面对价格低又能救人命的仿制药，警察面临的法律困境、医药公司的商业困境又该如何看待呢？
印度政府迫于压力，查封了仿制格列宁的药厂，程勇在厂商那拿不到药了，短期内只能在药店里买零售的，每瓶进价2000元，程勇这次标售500元，剩下的钱由他自己补贴，并且让刘思慧联系外省有没有患者要买。
印度格列宁药降价的过程，也是程勇人生蜕变的过程。程勇由最初受利益驱动冒险代购印度格列宁的中年油腻小商贩，变成了舍弃小我，为患者分忧的“救世主”，他像一束光，给了患者光明的希望，患者渴望追逐着这束光活下去。
黄毛也听了程勇的话，剪去了黄头发，买了车票，准备卖完这批药就回老家看看。警察的到来，让这个表面沉默暴戾，实际重情重义的少年，生命永远的停留在了二十岁。程勇哭着质问曹斌：“他只是想要活着，犯了什么罪？”
影片的后半部分是悲剧，吕受益、黄毛以及更多不知名的患者的死，应了“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祸人**。”这句台词。
影片结尾，程勇把儿子送去了美国，影片开头那个动手打妻子的无赖不见了，多了患者站了长长一条街目送的“囚犯”。站在被告席上的程勇冷静的陈词：“看着这些病人，我心里难过，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他们就只能等死，甚至自杀。不过，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希望这一天能早一点到来。”
“愿世界变好，不是因为救世主，而是因为追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