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3年:佛的倒掉和耶稣的重生

843年,长安。

皇帝唐武宗下了一道“杀沙门令”,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死300多名和尚,理由是怀疑有奸细扮作僧人藏身京城。

再之后,唐武宗强行让僧侣尼姑还俗,除了极少数地方可保留一个小型的寺院以外,其余所有佛寺全部拆毁,人员全部重归政府编制。

唐武宗灭佛不仅收缴了数千万倾良田,还迫使26万僧侣还俗,4600所寺院被拆。

前后历时7年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是中国历代灭佛运动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

而就在同一年,万里之外的东罗马帝国皇太后狄奥多拉摄政,宣布恢复圣像供奉,大批圣像破坏者以异端罪被处死。

历时百年的毁坏圣像运动就此结束。

相同的年代,中西方两个大帝国,不约而同和宗教势力较劲,非要分个你死我活。

843年:佛的倒掉和耶稣的重生

唐武宗李炎,是唐穆宗的儿子,唐文宗的弟弟。

唐文宗18岁的时候,经宦官扶持登基。

他年轻气盛,曾一度想联合朝臣废除宦官当政,却终究因道行太浅,系列密谋被宦官无情绞杀,更赔了一大批官员被赐死。

唐文宗做皇帝十几年,始终被宦官挟制,碌碌无为。

在他任上,闹出了所谓的“牛李*党**争”,两派政治态度不同的官员各自为阵,相互攻讦。等他31岁的时候,便抑郁而终。

临死前,他想指定的接班人也被把持宫廷实权的宦官无情拒绝,转而扶立李炎继位。

李炎不是个善茬。尽管他刚上任伊始,也在宦官的摆布下,杀了不少潜在的政敌,但獠牙总是藏不住的。

很快,李炎便把李德裕从淮南节度使任上调来京城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实际上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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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不是普通人,他就是“牛李*党**争”中的派系核心人物。早在唐文宗时期,便已做过同平章事,之后因政治斗争去职。宦海沉浮几十年,现在他重新回到了权力核心。

李德裕是个狠角色。在重新得势的几年里,他干了几件大事,让同僚刮目相看,让唐武宗更为倚重。

李德裕回京城第二年,卢龙镇牙将陈行泰发动兵变,杀卢龙节度使,并要求中央任命他接任。唐武宗接报后怒不可遏,决意出兵讨伐,却被李德裕摁住。

李德裕判断陈行泰难以服众,采取拖字诀,静观其变。果然,仅两个月后,陈行泰便被手下*杀暗**。李德裕利用各地节度使之间的矛盾,让雄武军节度使讨伐叛军,卢龙之乱平息。

会昌元年,回鹘的一个部落投奔唐朝,李德裕力排众议,给了这个部落大批粮食,让其安顿下来。次年,回鹘可汗要唐朝把这个叛逃的部落送回去,并索要大量牲畜。朝廷没搭理,回鹘便进犯边境,烧杀抢掠。

李德裕认为敌军多骑兵,唐军多步兵,应出奇兵突袭回鹘。在他的周密调配下,唐军大败回鹘。唐武宗大悦,给李德裕加官司徒。

李德裕威信日盛,唐武宗也没闲着。

扶持李炎上位的宦官仇士良自恃功高,对李德裕很是忌惮,多次试图煽动禁军驱逐李德裕,但被李炎震慑回绝,仇士良大感意外。毕竟,当初唐文宗事情,皇帝软弱无能,仇士良说一不二。

会昌三年,唐武宗经过顺利操办数件大事,确立了自己独立执政的地位。仇士良气焰渐消,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李炎没再假客气挽留,干脆利落地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仇退休没多久便死去。

宦官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暂时遏制。

内患消除,外有权臣支持,唐武宗终于可以腾出手办自己一直想办的事情:灭佛。

皇权和宗教势力的对立,在唐朝其实远没有西方严重。

714年,唐玄宗李隆基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还俗僧尼一万二千余人;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

李隆基禁佛有几个原因,一是武则天时期,为了打击向来崇尚道教的李姓,有意识地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使得佛家势力快速发展,李隆基上位,为了消除武则天的影响,自然要对佛教予以遏制;

二是经过几十年发展,佛教僧侣数量激增,寺庙大肆兼并土地,逃避收税,使得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危及根本。

李隆基对佛家总的态度还算没有赶尽杀绝,遏制为主。但在同时期的西方,东罗马帝国,皇家对基督教的态度就没那么客气了。

717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三世登基。他在历史上之所以留名,最显赫的政绩便是开启了上百年的圣像毁坏运动。

东罗马的皇帝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且并非源于血缘,更多的是军阀*力暴**夺政。这个利奥三世也一样。

他出身于叙利亚地区的军伍,骁勇善战,一路晋升至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军区司令。

这个地方的战略地位非常微妙。身处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中西部地区,西面拱卫着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南面和最近几十年新兴起来的阿拉伯帝国针锋相对。

可以说,利奥身居要职,手握重兵,是帝国的大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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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年,阿拉伯帝国*队军**向北进发,试图一举攻下君士坦丁堡——需要说明的是,阿拉伯和东罗马的军事对立,将是未来300多年间,小亚细亚地区最主要的政治存在。

而当时的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三世是个平庸胆小之人。

他在715年11月才进入君士坦丁堡做了皇帝,估计是阿拉伯人看到如此庸才当了皇帝,感觉有机可乘,很快便攻了过来。

狄奥多西三世皇椅还没坐热,便遇到如此棘手之事,顿时慌了手脚。

他只能利用利奥这个军区大将军来抵挡强敌。

但“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看来利奥也是认同的。利奥并没有急着和阿拉伯人打仗,他反而乘乱,把矛头先对准了狄奥多西三世。

717年初,利奥俘虏了皇帝的儿子作为要挟,软弱的狄奥多西三世被抓住了软肋,只得退位。他最后和儿子一起去了古城以弗所,成为神职人员,侍奉基督,了此残生。

皇位有了,利奥终于打起精神应对阿拉伯人。话说这阿拉伯人已经追到了城下,打算攻城夺政。

但这个时候的穆斯林显然没有天运,利奥沉着应战,并且用了一种在当时看来很神秘的*器武**“希腊火”,打退了阿拉伯人的攻势。

所谓的“希腊火”,其实就是以石油为主要原料的液态燃烧剂。

阿拉伯人损失了大批舰艇船只,人员伤亡惨重,只得收兵遁走。

而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最终被穆斯林攻破,还要等到七百多年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率军袭来。

打退敌人,马上得天下,利奥喘了口气,决定收拾旧山河,好好治理国家,做个好皇帝。

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连年征战,国库没钱了。

仗刚打完,军官士兵需要分地分钱,老百姓的民生需要花钱,可国库空虚,钱从何来?

利奥转身一瞅,各地的教会倒是财富堆积,金山银海,土地连片。

那就不能怪皇帝不客气,教会变待宰的羔羊,就你了。

唐朝的皇族和儒家历来对佛教是有看法的。前者笃信道教,后者对神神怪怪都颇有微辞。

开国皇帝李渊称帝后,把道教提高到“本朝家教”的地位,李世民更是说过“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在武则天时期,为了去除李姓权威,有意识地抬高佛教的地位,以和道教抗衡。到了唐宪宗,也就是唐武宗的爷爷,因其个人爱好,也延续了崇拜佛教的习惯,引发民间的信佛狂潮,这就让很多儒家官员不满。

大文豪韩愈就曾写出《论佛骨表》上书唐宪宗,直指狂热拜佛对朝政民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唐宪宗阅后震怒,把韩愈贬至蛮荒之地潮州。

而唐武宗本人,则是信道教的。

早在他做藩王的时候,勤于“道术修摄之事”。等他即位后,马上召自己的哥哥唐敬宗最宠爱的道士赵归真入禁中,在三殿修建道场。

当时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信号:武宗设斋请道士、僧人*法讲**,却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

人们都明白过来,新皇上不喜欢佛家。

登基第二年,武宗又把衡山道士刘玄靖招来,封为银青光禄大夫,让他和赵归真一起在皇宫修炼;

大臣刘彦谟上疏劝谏,被武宗无情贬职。到了会昌四年,武宗更是拜赵归真为师并在宫里修建了高百尺的望仙台。

武宗对道教的迷恋崇拜,引发越来越多的朝臣不满。甚至连宰相李德裕都委婉地向武宗表达过反对过度迷信道家的态度,武宗依然置之不理。

而过度宠爱道教,迷信赵归真,也无形中埋下了灭佛的潜在念头。

赵归真除了给武宗灌道教修炼的*魂迷**汤,还时不时向武宗讲佛家的坏话。

赵归真和武宗说,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教派,蠹耗生灵,应该尽早除去。史书记载,武宗“颇信之”。

除了赵归真,还有罗浮道士邓元起、衡山道士刘玄靖等人轮番给武宗*脑洗**,希望皇帝能排毁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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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道家人物讲坏话,吹耳边风,只是外因。真正让武宗下令,李德裕做执行者的灭佛运动,远不止信道抑佛那么简单。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悄然孕育发展,逐渐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宗教力量。

南北朝时期,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大僧被当权皇家奉为国师,荣宠有加,普罗大众信奉佛教的热潮逐渐扩散。

南朝梁武帝时,仅首都南京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梁武帝本人更是三次出家为僧,让臣子给寺庙花大笔银子为他赎身。

僧侣脱离生产,却又占据数额巨大的土地,雇佣大量劳动力和奴婢,形成特殊阶层。

劳动力都跑去当和尚,寺庙也都不用缴税,大量战备物资铜铁等被用来铸造佛像。这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

北周武帝时,曾禁断佛、道,把寺宇、土地、铜像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

到了隋朝统一中国,休养生息之余,佛教死灰复燃;武则天宠佛抑李,佛家更是气焰冲突。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再次重演。

唐代宗时,曾有官员建议,僧道不满50岁的,每年要交纳四匹绢,并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服徭役。但这种小打小闹显然动不了佛家的财富根基。

到了唐武宗一朝,接连和回鹘用兵,讨伐泽潞,中央财政囊中羞涩,再加上武宗本人宠信本土道教,儒家主流知识分子对佛教也是横竖看不顺眼,多种原因搅合在一起,终于让武宗指派李德裕向佛教痛下杀手。

基督教的来由和历史比较复杂。简单说来,就是在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地区时期,在被统治的犹太人社群中间逐渐发展出来一种新的宗教。

基督教先在底层人民当中低调传播,逐渐扩散到士兵和中上阶层。直至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出于政治考量,和政治对手一同颁布了《米兰敕令》,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到了四世纪末,罗马帝国皇帝更是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大量民族宗教传统和地方神话被整合到基督教的神话中,一些艺术家和工匠受到罗马的艺术风格影响,开始描绘栩栩如生的神灵形象。

对于绝大多数知识水平有限,甚至不识字的信众来说,空泛地想象圣灵,似乎有些难度。把圣灵具体形象化,似乎可以更好地和他们沟通。

进入东罗马帝国时代,社会上圣像崇拜、圣像塑立越来越普遍。

但是,圣像崇拜在一些自我要求很高的教徒看来,人们对神的崇拜变成了实体偶像崇拜时,就是道德的沦丧。

要知道,在基督教的经典文献《出埃及记》、《利未记》等当中,都对偶像崇拜做出了严厉的禁止性规定。

但是,利奥三世大张旗鼓发动圣像毁坏运动,可和道德要求没太大关系,关键还是皇权和宗教势力的争夺战。

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末分裂,东西两部分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老罗马教皇一直以纯正基督教传承人自居,而君士坦丁堡教宗则认为自己是和皇帝在一起,自然地位更高。相互之间谁都不服谁。

我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历史上东罗马帝国的教权基本没有对皇权造成过很大的伤害;对皇帝的威胁主要来自于留在罗马的老教皇。

当罗马帝国的中心向东方转移的时候,日耳曼野蛮人领袖克洛维率先通过战争统一了法兰克地区。而他在历史上的名声,更多来自于皈依天主教,并和老罗马教皇结成联盟。

这个时候,羸弱的教权还需要强大的皇权来撑腰。

5世纪,蛮族西哥特人冲击罗马旧城,西罗马帝国覆灭。而在保卫西罗马帝国的过程中,教皇纵横捭阖,出力甚多,无形中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在接下来数十年和蛮族的抗争中,历任教皇更是一马当先,罗马主教俨然成了传播教义和抵御外敌的首领。

进入6世纪,罗马教廷的独立性更加突出,已经隐然和东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

到了7世纪,罗马教会更是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罗马主教甚至一度公开反对皇帝下发的敕令,至7世纪末,一位罗马主教公然煽动*队军**反叛朝廷。

843年:佛的倒掉和耶稣的重生

教会权力不断提高且不受皇权控制,是利奥三世发动圣像毁坏运动的直接原因。

而更现实的因素在于财富。

教会在成为国教后的数百年时间,得到了大量地产、金钱和粮食,兴建了大批教堂和修道院;教会通过接受捐赠、遗产和经营庄园等途径,每年有巨额收入。

东罗马帝国连年战争,*队军**人数急剧下降,纳税人数量快速减少。帝国钱袋子要空了。

所以,和唐武宗的动因有不少相似之处的利奥三世,在726-730年间,两度宣布诏令,禁止圣像崇拜,中止了各地一切关于偶像崇拜的活动,同时大批教会的土地被充公,修士还俗。

730年,他召开宗教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位上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并修改了有关的宗教法规。远在罗马的教皇额我略二世强烈抗议,并宣布开除帝国皇帝利奥的教籍。

740年,利奥三世去世,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把圣像毁坏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大量的圣像艺术品焚毁,教堂内的圣像雕刻被石灰水洗清。

这场宗教和文化领域的运动,把帝国上下所有人都卷进来,民众分为支持派和反对派,爆发了激烈的斗争,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身在罗马的教皇则乘机大量收容从君士坦丁堡逃出来的信徒。

整个帝国,在抽象的偶像崇拜与否的撕裂中,度过了漫长的百余年。

东罗马帝国开始轰轰烈烈毁坏圣像100年之后的842年,唐武宗下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还俗,私人财产全部“充入两税徭役”。

据记载,仅京城长安一个地方,就有3459人还俗,而佛寺仅留四所。

844年,皇帝更是下令,寺院房屋不满200间的全部拆除,并令其僧尼全部还俗。

845年,开始清点全国所有寺院及僧尼的田地、奴婢、财产。

中国本土和尚要还俗,从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难逃此劫。日本圆仁和尚《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的见闻:根据武宗的命令,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

当年,全国共拆寺4600百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收回田地千万顷。

上行下效,中央出台政策,各地的执行当然会过度灭佛。

幽州镇节度使张仲武为了取悦皇帝和宰相李德裕,发了规定说,有游僧入境就杀头。

凡此种种,佛徒一时间成为丧家之犬。

而在此次灭佛运动中,佛家典籍的损毁程度极其严重,给后世佛教文化传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之前唐肃宗时期,佛家大僧不空大师曾通过皇家力量,大规模地把佛教八宗典籍一次性集中到了长安兴善寺,开展翻译和整理工作。此等盛事,一时被传为美谈。

可到了唐武宗开始灭佛,集中在长安兴善寺的海量佛经、注疏,被很“顺利”地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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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佛教八宗典籍损失殆尽,失去了后世传法的根基依据。此次法难过后,中国佛教八宗陷入了长久的衰退之中。

正当人们猜测武宗的灭佛运动到底会持续多久,却传来了皇帝驾崩的消息。

唐武宗李炎长期服用道家长生丹药,性格暴躁乖戾。

845年,武宗开始患病,但身旁的道士说,这是成仙前的“换骨”,皇帝用不着担心。

846年年初开始,李炎病情恶化,不再上朝,甚至李德裕求见也被拒绝。

同年4月,李炎驾崩,年仅33岁。武宗的灭佛运动戛然而止。

武宗死后,在宦官的扶持下,他的叔叔唐宣宗继位。

宣宗生性内敛,是个向佛之人。在武宗灭佛时期,他沉默隐忍,不发一辞。现在轮到他执政,很快便废止了武宗的灭佛运动,各地的僧侣陆续还俗。

而一马当先灭佛的李德裕,也被宣宗贬斥海南,不久便客死他乡。

和唐朝灭佛运动匆匆结束不同,东罗马帝国的圣像毁坏运动持续百年之久。

这当然和两国的宗教影响力不同有关。

在中国,宗教始终没能和皇权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始终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占据过主导权;而在东罗马帝国,几乎每个人都被裹挟在宗教的阴影之下。

780年,君士坦丁六世继位,圣像毁坏运动已经持续五十多年。这个时候的皇帝年龄尚小,他的母亲伊琳娜摄政,掌握实权。

伊琳娜的想法和前面几任皇帝不同,她认为教徒崇拜圣像是天经地义的。

当然,伊琳娜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难改造的就是人的灵魂。她不动声色地搞了几件事,让事情逐渐有了转机。

首先,她任命自己的亲信当上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其次,把自己的亲兵替换掉首都支持圣像毁坏运动的部队;再次,她召开了第二次尼西亚宗教大会。

要说起第一次尼西亚大会,那可是鼎鼎大名。

324年,君士坦丁大帝统一罗马帝国后,在尼西亚这个地方,亲自召开有300名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系统解决了大量长期陷于纷争的神学和教会体制问题。例如,三位一体的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了共识。

数百年来,尼西亚会议在基督教义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伊琳娜在时隔460年之后,重开尼西亚宗教会议,显然野心不小。

这一次宗教大会有380名主教参加,会议指责毁坏圣像运动为异端行为,教徒可对圣像予以尊敬,恢复圣像崇拜。

时至今日,天主教还有一个“正统信仰凯旋节日”,就是为了纪念此次大会中,圣像画像被纳为正统教义。

但强大的社会行为惯性,不会因为一次宗教大会而转向。

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伊琳娜和日渐长大的皇帝儿子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到最后,两人已无母子情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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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年,伊琳娜发动*变政**,逮捕皇帝,并下令把儿子的眼睛刺瞎,自立为女皇。

802年,贵族们团结起来,再次发动*变政**,把伊琳娜赶下台,圣像毁坏运动卷土重来。

当然,历史也没有忘记伊琳娜。在现在的东正教义中,因为她热衷恢复圣像崇拜,后世僧侣称她为圣伊琳娜。

但历史的重演,有时候来的很快。

842年,皇帝米海尔三世登基。这一年,他才两岁。主要是因为他的倒霉爸爸死得早。就这样,他的母亲狄奥多拉效仿数十年前的伊琳娜,也成为摄政皇太后。

而狄奥多拉皇后同样赞同圣像崇拜。她的*攻反**路径,和伊琳娜皇后高度相似。

狄奥多拉也任命了一个自己的亲信做大主教,以替换支持圣像毁坏运动的老主教。这个举动,在后世看来,成为了终结百年圣像毁坏运动的标志。

毕竟,斗了上百年,累了。

这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有比争执到底要不要崇拜圣像更重要的事情。

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对东罗马帝国的武装侵袭,让整个帝国的神经极度紧绷。抵御外敌让相互对立的人们终于站到了一个战壕。

在一致对外的氛围中,圣像毁坏运动悄然熄火。

但狄奥多拉的命运和伊琳娜一样悲惨。

857年,长大成人的米海尔三世发动*变政**,囚禁了自己的母亲,亲自掌握大权。但圣像毁坏运动再也没有死灰复燃。

对比唐朝和东罗马帝国的宗教毁灭政策,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发生在外敌环绕,国库空虚之时;都是宗教势力和财富达到顶峰之时;都是以最激烈的*力武***政暴**作为捣毁方式。

但这两次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运动,同时又有巨大的差异。

圣像毁坏运动给西方世界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东罗马帝国几任皇帝的一手操弄下,罗马教廷和君士坦丁堡教廷之间的隔阂越发不可挽回,双方展开了长达两百年的相互攻讦对骂,最终导致了11世纪初的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形成了西面的天主教和东面的东正教。

843年:佛的倒掉和耶稣的重生

同时,因为限制了圣像雕塑、绘画上的发展,大量工匠、艺术家从君士坦丁堡逃亡意大利地区,间接地把希腊文化带到了拉丁文化区,为日后的文艺复兴埋下了伏笔。

而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持续时间短暂,只是解决了当时的财富流转问题。等到武宗死后,佛教便又逐步兴盛起来。对中国历史和宗教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深远广泛。

没有遭受宗教全方位的影响控制,灭佛运动仅限于当时当事,这或许是中国世俗文化之幸。

在同样遭遇9世纪的宗教毁灭运动之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流向,从此分野巨大,各自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