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很多小说里，国民的劣根性总是被读者们不断地揪出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阿Q的精神胜利法，祥林嫂的絮絮叨叨，中年闰土的卑躬屈膝等等人物的形象，总让人对中国农民的印象非常不友好。
然而莫言小说里，农民的形象并不这样，他们更多的是淳朴善良，憨厚坚韧，实实在在地用自己倔强来开创属于自己的世界。
同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为何不同作家笔下的农民，以及他们对于农民的态度会有如此的不同呢？看完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或许在通俗易懂的语言中似乎有点明白了，这都与中国的土地有莫大的关系。
《乡土中国》属于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名著经典。虽是经典，读起来却很轻松，因为这本书原是费孝通1946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的讲义，后来应杂志之约，改写成了系列文章，集合成了这本书。
费孝通在这本书里所做的，不是田野调差或者个案分析，而是对中国基层传统社会进行解剖。
中国历来是农业社会，我们的文化生长于这样的社会中，我们的行为和社会结构也受到这一条件的影响。虽然我们早已宣称现代化，但是还有很多传统的习惯残留在我们的生活细节中，读这本书，可以看到它们的由来和原因。
例如说到农民的土气，这与农民的土地内质息息相关。
“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同时土地也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纽带。所有村落里的人生于斯，长于斯，所有的生老病死在乡村都是一个封闭的循环。这使得人们的相处变得稳定、封闭，继承好经验、传统就能使乡村繁荣、保持稳定。
不求新、不求变，也不需要知道外界的消息变化，这正是中国农民的固执，而“土气”源于乡人对彼此的熟悉，而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城市人鄙夷乡下人的词汇。
费先生这样说：“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问题。”
因为城市的发展，乡村的落后、闭塞常常成为“乡下人”受歧视的原因。在我们身边，生活中的商品换了一茬又一茬，从国货驰名商标到海外潮牌，后又时兴海外代购，从欧美制造、日韩制造，购买的品牌成百上千，品牌知名高档、包装精美，成为生活高品质的象征。
然而反观农村，还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农民还是使用那熟悉的“三件套”，后来才慢慢地融进了彩电、冰箱、摩托车。
信息的闭塞无形中划定了城乡的楚河汉界，许多久居城市的人对于农村的想象往往停留在无水、无电、不通公路的落后村野的印象里。
但无论是随父母回乡，还是随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农村生活条件的慢慢改善。从开始的“路通财通”到现在的微信、直播，快速的网络，便利的交通，功能齐全的生活设施，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必须要抬头看看外面的世界。
从不明白如何“应付”，到最终能学会“应付”，甚至从农村向往城市，到新农村建设中，人们的发展重新回归农村，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土地不再是牵绊农民的枷锁，而土气早就在农民身上慢慢消失。
又如说到乡下人的自私与狭隘，也就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他认为，这里“私”的问题是一个群己、人我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和西方的划法不同。
作者把西方的“划法”称为“团体格局”。什么意思呢？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团体内的人和团体外的人分野清楚；在团体内部，所有人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之分，那也是先规定好的。
比如家庭。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但是中国，家的范围就既可以是一个大家族，也可以是一个小家庭。
这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有一个“己”作为中心，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同一团体中各分子地位相等；一方面是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
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到底是原来的愚昧落后让外国人对中国的乡土有所偏见，还是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站“错”了位置鄙夷自己，或者都有存在的缘由，然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也许能让我们每一个人更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乡土，中国农民的特质与性情。和土地和解，才会真正摆脱国民的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