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我国自2011年起对上海和重庆两地进行个人房产税试点，特点是整体的征收幅度都不大、征管力度不太严格，基本靠自行申报。十多年来的准备终于有了确定无误的落地信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制度最为重要的一次改革。
我国在建设初期过度强调工业化而忽视消费品生产，包括耐用消费品（住房）生产，居民住房严重供给不足。改革开放后大力支持消费品生产，并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免收税的方式支持鼓励房地产发展。而这导致过去20年间，房地产的增速超过国民经济其他行业，房地产“十年九调”却居高不下。
房地产税改革-影响
对房价的影响
从国外经验看，房地产税的推出会在短期内影响市场预期，但人口、经济、产业等可能是影响长期房价走势的主要变量。根据征收房地产税的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案例，房地产税并不必然带来房价下跌，而是随市场不断波动。
从供给和需求关系来看，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在于增加了持房成本（持有房产需要交税，负担加大），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炒房成本，使得投机需求下降。从历史来看，不收房地产税使得持有房地资产的机会成本为零，就会有人手持更多的房地资产，手持相对更少的实体产业资产，从而出现房地产业发展更快，而实体产业增长受到抑制的现象。
应用房地产税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一定的调控主要为了引导住房合理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会让拥有多套房源的房主抛售掉其中一部分，减少了一部分投机行为，从而更多地满足住房刚需。
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加，中国*国体举**制的有效性，其基石就在于分税制带来的巨大财政能力上。但也带来了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过于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和地方债台高筑的问题。地方政府通过出让高价土地获得税收，持有房产的老百姓更不愿意房地产价格下跌。
今年9月15日，杭州第二批集中供地，10宗地块中9宗因为报名房企的数量没有达到规定的3家以上，无法进入正式竞价环节，最后只有一宗地顺利卖掉。这样的大流拍情况，在合肥、成都、沈阳等地，都相继出现。在这前所未见的土地频频流拍（土地财政供给不足）、房价成为巨大负担的背景下，房地产税的征收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一些喘息机会。但据查阅其他资料发现，一些大佬通过已有房地产试点政策税收计算得出，征收房地产税远比不上“卖地”来钱快，也不能完全补足“卖地”所得。
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房地产税改革，是中国经济长效象征机制与走向共同富裕的合理政策工具选择。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定调“提低”——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调高”——调节高收入者收入。因为我国税收结构中间接税比重过大，使得税收具有较强的累退性（主要是指纳税人的税负随着收入的增加负担变小，收入越多，税负相对越低），使收入差距扩大。因此，提高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力度需要减少间接税的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直接税是指税负不能转嫁，直接向个人或企业开征的税，与间接税相对应。间接税是指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只是间接地以公众为征税对象。
作为直接税种和重要的财产税，房地产税可以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的调节，还包括资本利得、财产性收入的调节。居民的财产会带来收入，而收入也会变为财产，而财产差距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据测算，2002年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差距就已大于收入差距，到2013年，财产分配差距远超过收入差距，房地产税正是这一方面的重要举措。
实际落地的考量
2018年6月16日，自源部发布消息称，统一地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已实现全国联网，我国不动产登记体系进入全面运行阶段。这意味着居民房地产情况“全透明”，不动产的全国联网时代已经来临。
但这指的是政策实行之后的房地产信息登记全国同步，但对于联网之前的几十年的不动产数据统计远没有那么容易，已经靠房地产实现财富积累的一部分人的财产溯源如何完成？距离不动产登记完成，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此外，基于房地产数据全透明之下的房地产税， 征收工作的进度会因当地地方财政情况及推行力度而不同。比如北京、深圳、广州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由于不动产登记工作基础良好，地方高且地方债压力不大，所以推行速度应该会比较快。然而，一些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由于地方财政复杂，不动产种类众多，历史遗留问题繁复，推行难度会大增，这是对当地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当然许多特殊地区，可能会把房地产税免征标准设置得很高，甚至不征收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改革-收入差距与分配
历史进程分析
对于基尼系数的估计中，基于收入差距的主要变化趋势的共识，不同的研究有不一样的结果。虽然2013年前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公布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但相关的研究显示，20世纪80年代早期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30左右，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国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到2008年达到最高水平。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基尼系数： 范围为[0,1]，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国际惯例把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图1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 图源：李实，朱梦冰《中国经济转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
1981年-1985年：改革开放早期，收入差距缩小归功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由于农村改革先于城镇改革，农村土地承包制实施以后带来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
1985年-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开始不断扩大，这一阶段各个收入阶层的收入在整个收入分布中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收入差距扩大源于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更快。
2008年-2015年：收入差距缓慢下降。有些学者认为住户抽样调查样本不能完全反映超高收入群体（极少数群体，可能没被抽样到）的收入情况，由此估计的收入差距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不平等。
图2中国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动，1984~2009年 图源：同图1
历史因素
1.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环境等原因，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主要是要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低价收购农产品，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利润，再通过严格控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把工业利润转化为财政收入。
林毅夫等（2013）认为，不均衡的发展战略带来的产业结构的错位发展，政府不当的发展战略才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如果一味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鼓励和支持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更高的收入不平等、更高的城乡收入差距、更差的经济绩效和更低的城市化水平。
2.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
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明确将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几十种相关制度安排，如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这种制度造成了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把农村劳动力禁锢于农村和农业、对其流动的限制），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城市居民享有各种特权和福利），城乡隔离、“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的选择导致改革前城乡居民较大收入差距的长期存在，也形成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刚性和改革后的城市偏好。
3.不完善的经济转型
我国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一些人利用自己所有的有利资源，如掌握重要的经济信息、获得特定的市场准入权、对重要紧缺的商品享有控制权等等，进行种种形式的设租与寻租活动，牟取了*轨双**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
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这种超额收入被称为“租金”，谋求这种特权以获得租金的活动，被称作“寻租活动”，俗称“寻租” 。比如，企业向政府争取优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维护自身的独家垄断，就属于合法的寻租活动。行贿和*私走**就属于非法的寻租活动。
4.税负调整手段不足
中国的税收制度是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不利于针对富人加税，无法通过税收这个重要手段来调控贫富差距。在我国以发展为重的改革开放初期，较为适用。在民众纳税意识不强的时候，间接税有隐蔽收税的优势，征收阻力较低。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调节收入分配的直接税改革已经在逐步展开，房地产税的改革试点就是标志之一。直接税和间接税各有利弊，在不同发展阶段会起到不同的效果，需要审时度势地去合理运用。
收入再分配相关政策
1.政府社会保障政策
（1）基本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
（2）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实现全民医保
从居民收入构成上看，社会保障政策对农民收入不能产生直接影响，虽然它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福利和生活质量。
2.社会救助和转移支付
2007年之前，中国扶贫战略主要是通过发展地方经济来消除贫困，称之为“开发式扶贫战略”。2007年以后，除了地区开发式扶贫之外，救济式扶贫模式得到了采用，其中一个标志性政策转变是农村实现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国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减贫，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在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和提高人类福祉水平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总结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比如城乡差距缩小速度减缓、难度加大；南北差距较大，取代东西部差距成为新特征；居民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而房地产价格趋于稳定之下，财富格局很可能被“锁定”，也就是所说的“财富阶层固化”。如果极大的收入差距长期存在，当代的社会阶层很可能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和婚配等形式传递给下一代（财富的代际传递），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
但长期来看，一些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可能会得到改善。比如户籍制度改革，会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分割问题；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可以改善资本市场的扭曲；乡村振兴计划及土地市场改革可以缓解城乡差距；再分配机制改革也是缩小差距的重要手段，即本文提到的房地产税改革属于其中之一。我们应对中国建立起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抱有希望和信心。
参考文献
[1]林毅夫，陈斌开.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经济学(季刊)，2013，12(04):1109–1140.
[2]李实，赵人伟.收入差距还会持续扩大吗[J].中国改革，2006(07):44–46.
[3]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征房地产税，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N].环球时报，2021:015.
[4]李实，朱梦冰.中国经济转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J].管理世界，2018，34(12):19–28.
[5]罗楚亮，李实，岳希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2013—2018)[J].中国社会科学，2021(01):33-54+204-205.
[6]李实，SICULART，TARPF.中国收入不平等:发展、转型和政策[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04):21–31.
[7]李实，岳希明，史泰丽，等.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变化[J].劳动经济研究，2019，7(01):9–31.
[8]知乎专栏：重磅！不动产登记全国联网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177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