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我听过很多人讲过“带血的钞票”这件事，版本众多，说法不一，主线却差不多，都是讲两个朋友某甲和某乙，合伙到外地做生意。当时改革开放不久，有生意头脑的人并不多，做买卖的只要肯吃苦，大多可以赚到钱，就算在市场卖服装练摊儿，弄好了一天也能挣个千儿八百。这俩人起早贪黑，从年头忙到年尾，老话说天道酬勤，再加上二人运气不错，临近年关一拢账，钱是真没少挣。等到回家的时候，二人把辛苦一年赚来的钞票全装在一个提包里，准备回到家二一添作五一人分一半。不料某甲见财起意，不想跟某乙平分这笔钱，于是在路上找个偏僻所在，乘某乙不备将其杀害，又残忍地将尸体大卸八块，分别掩埋到各处，然后拎着提包，独自踏上归途。
途中一晚，某甲住到一家小旅店里，关上房门数钱，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前前后后天衣无缝，却发现某乙的鲜血流进了提包。那一提包钞票都是十元面值的，当时最大的面值就是十元，俗称“大团结”，正面青灰色，图案是工农兵和全国各族人民，背面粉红色，图案是*安门天**城楼，所有这些钞票都被鲜血浸透了，洗不掉又舍不得扔。某甲望着带血的钞票，心里头七上八下，脊梁背上一阵阵发冷。随后这一路都不太平，接二连三发生了不少怪事。等某甲回到家中，无意当中一照镜子，居然看到全身是血的某乙站在他背后死死地盯着他。原来是某乙死后阴魂不散，一路跟到家中……
一般讲到这个地方，听者基本上已经听得入神了，正是又惧怕又想接着听的时候，讲述者突然抬高嗓门儿，做出厉鬼掐人脖子的动作，能把人吓一大跳，屡试不爽。据传还真有人因为听这个故事，被吓得心脏骤停致死，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人吓人，吓死人”。
“带血的钞票”来源于真实事件，报纸上有过新闻报道。当时有很多人到广州进货，蛤蟆镜、喇叭裤、港衫、旅游鞋、双卡录音机、流行歌曲磁带之类的，带回来绝不用发愁销路，不少个体户坐火车往返做生意，从南方进货到北方赚钱，进货时全都是现金交易。那时候银行储蓄所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无法实现通存通兑，更没有什么借记卡、信用卡之类，出门在外都是带现金，有人怕丢，就在*裤内**上缝个口袋，把钱装在里面。个体户去外地进货，怎么说也得带个几千块钱，只能用报纸包好，放到提包里拎着，走路时包不离身，睡觉时拿包当枕头。
当时有两个合伙做这种买卖的人，赚了一大笔钱，其中一个图财把合伙人杀了，分尸藏匿之后，独自带上侵吞的钞票从广州回家。此人并非惯犯，作案之后难免做贼心虚，整天提心吊胆，总以为有鬼跟着自己，最后承受不住心理压力，到公安机关自首了。此事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乎，从个体户发家致富的反面典型，变成了一个专门吓唬人的段子。其实这个故事还说明一个道理，几个人一起做事，本来都约定好了，但结果有人偏偏不按规矩出牌，这样的人纵然一时占了便宜，将来也得倒霉。用句老话说，就是“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我第一次听这段“带血的钞票”，还是听我表哥讲的。表哥这个人，我不止一次说过他，上学的时候除了学习不好什么都好，长大了除了不会挣钱什么都会。之所以提起这个话头，是想说以前一到放暑假的时候，表哥就带我一起玩，他是我们那一片的孩子王，在众多小孩、半大小孩中一呼百应，别人不会玩的他会，别人不敢玩的他敢，上野地里逮蛇、下臭河沟子摸鱼、做弹弓子打家雀儿、占茅坑蹲老头，连猴屁股也得多把手，简直淘出了圈儿。
那阵子他经常带我去一个姓赵的老头家里玩，据说这个老爷子挺厉害，周围相识的人都尊称他“赵工”。我和表哥也跟着这么称呼，而不像寻常那样叫“大爷”。在那个年代，成年人彼此互称“同志”，“先生”这个词几乎被废止了，一般的尊称是“师傅”，“老师”这个称谓还特指学校教员。称谓中带个“工”字，大多指工程师或高级知识分子，能够被这样称呼的人少之又少，比“师傅”高出好几十个档次。听大人们说过，赵工当年曾在海外留学，20世纪50年代初拍过电影、当过导演，“*革文**”时戴了帽子、挨批斗，又被下放到*疆新**的戈壁荒滩上进行劳动改造，受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可以说那一代人经历过的坎坷挫折，他一次也没落下，七灾八难全赶上了。很难想象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能有赵工这样的心气儿，活得有滋有味。
有一次表哥想让赵工讲讲以前当导演拍电影的故事。赵工却告诉我们他从没当过导演，此事说来话长，大部分人不知道内情，因此以讹传讹。这跟看电影、小说、连环画一样，越是说来话长，我们就越想一探究竟。
赵工生于东北一户商人家庭，20世纪40年代留学海外，在新中国宣告成立之后，他和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一起满怀热情地返回祖国，因为精通俄语、英语，上级把他派到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翻版组从事翻译工作。从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开始，他参与翻译了多部译制片，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调到电影厂厂部当了一名干事。在电影厂的大院里，赵工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有一天，老厂长将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有一个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一行三人来到中国，准备去当年的关东军要塞拍摄纪录片，让他全程担任翻译，同时也是中方工作小组的负责人。
老厂长命令赵工务必做好三件事：一是全力配合摄制组，圆满完成拍摄任务；二是关东军要塞位于深山老林，随时会有豺狼虎豹出没，再加上路滑山险，一定得多加小心，要保证摄制组全体人员的安全；三是要有大局意识，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也别问，不能让老大哥挑出毛病来。老厂长最后拍着赵工的肩膀强调：“小赵同志，这是一次艰巨的政治任务，组织上高度重视，所以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纰漏。”赵工连连点头道：“请老厂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一大早，摄影队的人就到齐了。整个小组一共有六名成员，中苏各有三人，苏方是大胡子导演格罗莫夫、摄影师契卡、年轻的女助理娜佳。中方这边也是三个人，干事赵工中等个头儿，长得浓眉大眼，分头剪得整整齐齐，蓝色卡其布军便装浆洗得很干净，脚下穿着一双温州皮鞋，擦得干干净净，负责此次拍摄任务的翻译工作。别看他是个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可是说话敞亮，办事麻利。警卫员小陈名叫陈为民，个头不高，敦敦实实，小圆乎脸儿，老家在山东，说话一嘴的山东口音，当过两年兵，但没上过战场，自以为是个老兵，其实就是个新兵蛋子。小陈主要负责摄影队的保卫工作，穿草绿色平纹粗布军装，双钩领系得严严实实，纽扣被刻意刷了一层绿漆，有利于隐蔽，挎着一支苏制PPS-43冲锋枪。
除此之外，还有个熟悉地形的向导，此人一身洗到发白的旧军装，脚底下穿一双解放鞋，身板结实，宽肩阔背，走路呼呼带风，说话高门大嗓，脸部轮廓明显，鼻梁挺直，一双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两边的腮帮子很凸出，在部队里战友们就叫他“大腮帮子”，这个外号一直带到林场，真名反而被人忽略。很多人以为他是朝鲜族，其实并不是。他是个参加过抗日战争、东北剿匪、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兵，如此资历，脱下军装后却回到山里当了个普普通通的猎人。
纪录片摄影队的任务十分简单，只是到老爷岭猛虎山要塞拍摄关东军和前苏联红军交战的废墟，虽然那一带山高林密、多有野兽出没，但是有大腮帮子作为向导带路，手里还有*器武**，倒不至于遇到什么危险。对于他来说，钻山入林是家常便饭，这趟任务不过是带众人进山走一趟，是个相对轻松的差事。
出发之前，中方几人相互熟悉了一下，大腮帮子唠嗑时喜欢蹲着抽手卷烟。他身经百战，一肚子深山老林里的故事，和知识分子赵工搭班子，可谓“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两个人在一块儿取长补短，关系处得不错，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不过大腮帮子并不喜欢前苏联人，当年前苏联红军的确打跑了关外的日本鬼子，可到最后扒铁路、拆工厂，趁火打劫把能抢的东西全抢走了。
赵工看得出来，大腮帮子对对方的成见很深，甚至可以说怀有敌意，但都刚刚认识，他也不便多问。经历过战乱年代的人，谁还没点秘密？大腮帮子不愿意像小陈那样称呼赵工为赵干事，他行伍出身又是山中猎人，可没那么文气，就直接叫“老赵”，他说这才显得近乎。其实赵工那时候还很年轻，比小陈大不了几岁，就稀里糊涂成了“老赵”。
六个人组成的摄影队到齐之后，赵工为大家互相做了介绍，各自带上行李背包，即刻乘车出发前往老爷岭。当时谁也没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就从这里开始了！
本文节选自天下霸唱新书《天坑追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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