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梅雨

泉州人出洋历史溯源

泉州是福建的主要侨乡，也是全国著名的侨乡之一。

泉州人的出洋始于何时？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据研究，泉州人出洋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菲律宾历史记载，远在秦朝时期就有中国人到菲律宾。目前，菲律宾的华侨，泉州籍的占绝大多数，因此有人认为，最先到达菲律宾的很可能就是泉州人。据长期定居菲律宾的华侨说，目前吕宋和其他埠头，有些当地的土人，叫讲闽南话的华侨为“秦仔”。这就不谋而合地说明，菲律宾的这一记载是持之有据的。

俄罗斯有一个研究华侨的学者曾经说过，华侨旅居东南亚大抵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还有人研究了从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出土的石雕和陶器以后这样断言：“中国给予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最少在汉初，这就是说，最迟在纪元前一世纪。”还有一位叫韩槐准的学者，在其所著《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瓷》中提及：“马来半岛南端之柔佛河流域，曾发现大量之印纹硬陶片。”有人将其中的雷纹、方格纹、编织纹、长方格纹、杉叶板纹及曲尺纹等实物照片，拿来与晋江流域出土的同类古物对比，发现其纹理是极其相似的，从而推断那里的古代文化，与泉州有非常深刻的渊源。

到了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政权，以孙权的吴国政权对海上交通航运事业最为重视，曾派卫温和诸葛直带领由一万人组成的船队，到过台湾等地，还派朱应和康泰，到印度和南洋的些地方。当时，泉州在吴国的版图之内，又是个航海事业发展较早的地方，上述航海活动的参加者，是很难将泉州人排除在外的。

从以上史料看，虽然眉目不是太清楚，证据也不太充分，但是它是追溯泉州人出洋历史的最早资料，值得重视。

出洋原因初析

泉州人有2000年左右的出洋历史。有人对泉州人出洋的原因，作过初步分析，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泉州濒临东海，很早以前就与外国有通商往来，“泉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与外国人做生意，是泉州人出洋的最主要原因。五代时，泉州的留从效政权，就将“陶器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而还。”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泉州海商邵保经常往返占城（今越南中部）进行贸易。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今印尼巨港）。纲首就是商船队的领队。这些记载说明，泉州人早期出洋，是与到外国做生意密切关联的。

二、政治方面的原因。到了南宋，北方半壁江山沦于金人之手，封建统治者偏安江南，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虽然给泉州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但也带来了徭役赋税繁重，土地兼并剧烈的祸害，人民的生活并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晋江曾经爆发过朱聪、郑庆的水上起义，受到南宋政权的残酷*压镇**，遗部及与此有牵连的人，便大批逃往南洋。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曾于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发动东南兵丁二万余人出征爪哇，从泉州后渚港启航。这次出征是不成功的，最后以撤兵告终，不少病卒和残兵被弃于西加里曼丹和东爪哇等地。后来，这些人就留在那里定居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海外孤儿”。

三、社会方面的原因。泉州及其所属各县，“枕山负海”，“地狭人稠”，山地占全市面积的70%以上，只有沿海及泉州附近略为平坦。“仰粟于外”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一些无地少地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寻找谋生的出路，出洋而去者代不乏人。特别是碰到灾荒年景，“一岁不登，则嗷嗷待哺矣”。为了逃荒而出洋的，也屡见不鲜。

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出洋是负有使命的“贡使”，或者是为了传教而去的。这种情况数量不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海外奇遇种种

在泉州地方史志中有这么一段话：“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毫无疑问，这是对泉州人早期出洋历史的恰当描述。

泉州人在海外，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有泉州高僧昙静同行。与此同时，还有另一高僧释智宣游历30余国，光在印度就住了25年，直到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才返回中国，住在南京。

五代时，有泉州人陈文轨等100到高丽王朝呈献土物。据《高丽史》记载，时间是在高丽显宗己未十年，换算中历是在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到高丽去献土物，而且一去就是100人，可以想见，在那个时代，泉州与高丽的交往，已相当深。

到了南宋初，泉州有个海商要到三佛齐（今印尼巨港），中途遇到大风，航船触礁，“一舟尽溺”，独此人得一木头，浮水三日，到了一个荒岛上。于是舍木登岸，走了几十步，发现有路，正迷惘间，有一个“体无片缕”的女人向他走来，虽“言语啁唽”无法听懂，却对人甚为友善，拉着他的手去到她居住的石室中，当夜两人就睡在一起。天明，这个女人独自外出，又怕他走掉，还搬来石头在洞口堵住。到日落时，又带了一些奇珍异果回来。从此以后，他便留在岛上，与这个女人共同生活了七八年，生了三个孩子。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发现有一艘泉州人驾驶的船经过此岛，登船一看，还是旧时的相识，于是坐了此船回到泉州。离岛时，那个女人“极口悲啼，扑地气几绝。”

宋代还有另一泉州人叫王懋元，少时孤贫，服役于寺僧。师父教他涉猎南蕃各国的书，因为勤奋，加上秉赋聪颖，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他随海舶到占城（越南）去。占城国王一见他就很喜欢，后来知道他“精通蕃汉文字”，就把他留下来，延为“馆客”，优礼有加，实际上成了国王的顾问。后来，国王把女儿也嫁给他，使他终于成了占城国的“驸马”。他在占城住了十年，回来时，成了百万富翁。

上面所举，仅是泉州人早期海外奇遇之一鳞半爪，但从中可以窥见我们的先人，在八九百年前，就多么富有开拓精神。

从“住蕃”到“过蕃”

现在，泉州人称出洋为“过蕃”，叫出洋的人为“蕃客”。可是以前的出洋却叫“住蕃”，而“蕃客”却是称住在泉州的外国人。这些叫法的变迁，反映了泉州人出洋历史和海交历史的变迁。

什么是“住蕃”？据宋朱彧《萍州可谈》称：“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此谓之住蕃”。宋赵汝适《诸蕃志》也曾记载：“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苏门答腊西北）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故临国（印度西南沿岸）。”这里说的“住冬”与“住蕃”是一回事。就是说，那时出洋的人，多数为商人，他们并不在海外定居，经常是住一个冬天就回来了，有的“住蕃虽十年不归”，仍然带有临时性，而且飘泊无定。后来，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出洋的人就在那里定居了，与当地人结婚者有之，全家迁到海外者有之，所以出洋的叫法也变了，从“住蕃”改称“过蕃”。

至于“蕃客”，长期以来，却是泉州人对来泉州经商贸易的外国人的称呼，转称泉州到外国去的人为“蕃客”，则是近百年来的事。翻一翻泉州人的族谱，在早期，如果族中有人出洋，常常是写“客于蕃”，如果是死在南洋，则称“蕃死某某”。“蕃客”在早期文献中，是很少见的，如果见到，则常常是指来华的外国人。如《宋史·食货志》记有：“大食（阿拉伯）蕃客罗辛贩乳香值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1965年冬，在泉州东岳山西坡金厝围东南角，发现一块“蕃客墓”碑刻，死者为伊卜·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卜·哈桑，埃及人。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在以前，“蕃客”一向是专指到中国来的外国人的。

泉州官员撰写的涉外专著

泉州在宋元时代因为海外交通贸易的兴盛，以及出入境人员众多而频繁，任职于此的地方官员有不少人闻多识广，因而一度出现过一些颇有影响的涉外专著，这其中，《诸蕃志》和《夷坚志》，就是比较突出的两部。

《诸蕃志》的作者赵汝适，是南宋宗室中人，又比较长期地任泉州的提举市舶，接触了许多来华经商贸易的外国人，也与许多旅外华侨有过交往，从中了解到许多与泉州有过贸易往来海外诸国的情况。因此，遂以其所见所闻，加以记录整理，在泉州撰成此书。全书共分上下二卷。上卷记国，东自日本，西至北非之摩纳哥等凡四十余国，均为所记，于东南亚诸国所记尤详，反映了南宋时期泉州与东南亚的关系已极为密切；下卷记物，将上卷所记海外诸国的特产，包括乳香、没药、胡椒、象牙等，凡四十余则，所记甚详。所以，后来所出的《宋史》，在“外国传”方面，大多取材于此书。足见其影响是相当大的。

《夷坚志》是南宋时当过泉州知州的洪迈所撰。该书取《列子·汤问》：“夷坚闻而志之”一语之意作为书名，原书共有四百二十卷，书中所述虽然多为神怪故事，其中不少是海外奇闻，以及众多的遗文轶事，方言民俗，以及录自六朝以来的小说，内容难免芜杂，但其中有不少篇章，往往可供学术研究时作为考证之资料，亦甚为珍贵。

此书所集资料有不少业经散佚，仅存涵芬楼刊本有的志甲乙丙丁，支志甲乙丙丁戊庚癸，三志己辛壬，以及蒐补之二十六卷，约为全书之半。近年来，古籍整理部门又重新校订出版，在全国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