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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真的是非善即恶的吗？

性善论和性恶论，你更支持哪一个？

就在孟子派和荀子派为这个问题争执不休时，偏偏有这么一本书敢为天下先，道出了人性深处真正的秘密。

然而现在，大多数人估计连这本书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因为在古代这是一本*书禁**，名为《备内》。

那这本书，究竟有何奥秘呢？

善恶之争

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礼法崩坏，原先为周礼所约束的人性愈发走向了恶劣的一面。

目睹了这些社会现象的诸子百家，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人性究竟是如何的？

在这其中，孟子与荀子的分歧又尤其大。

从归属流派来看，孟子与荀子同属于儒家，但二者所继承的思想却完全不一样。

孟子

孟子发挥了儒家“仁”的思想，强调人后天加强自身道德修为的可能。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本性不是善良的，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去提升自己的道德修为呢？

因此，倘若要实现孟子所说的，每个人都能自愿地通过后天修习养出一身浩然正气的话，那么前提是这个人的本性必须是善良的，最起码也得是向善的。

然而，孟子这套自洽的逻辑在荀子这毫无用处。

道理很简单，荀子觉得人的本性就是恶的，他之所以行为变得道德，是因为有“礼”的约束。

换言之，在荀子看来，一个人看到摔倒的老奶奶想要去扶一把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有这么善良，而是因为他所接受的“礼”要求他这么做。

如果“礼”不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不一定会去扶摔倒的老奶奶。

荀子

不得不说，荀子这番见解着实切中了一些社会现象的根本，但也比孟子高明不了多少。

原因在于，孟子与荀子对人性的看法，不论是“善”，还是“恶”，都是相当抽象的说法，他们不能处理“善”与“恶”的交界处。

这也是说，人性既不是纯粹的“善”，也不是纯粹的“恶”。

在大部分时候下，人性都是可“善”可“恶”的。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备内》这部书可能才是真正道出了人性的秘密。

在《备内》这本书中，韩非子直言：人的本性既不是向善的，也不是向恶的，它是向利的。

准确来说，在韩非子看来，人是典型的趋利避害的生物。

这一说法放在现代社会，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一般的存在，没什么新鲜之处。

韩非子

但要知道，韩非子所在的时代，却是礼制刚刚崩坏的年代。

礼制尽管已经走向了崩溃的阶段，但它对人的道德要求却依然横亘在人心之上。

换言之，韩非子所处时代的人们，虽然不一定人人都有着向善的心，但也不至于变成唯利是图的存在。

因而，《备内》此言一出，可谓是石破天惊。

好利论

韩非子说人好“利”，可不是说人在某些方面好“利”，而在另一些方面不好“利”。

举个例子，在常人眼中，人为了活着必须工作填饱肚子，这的确是一种“利”。

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看作无“利”的关系。

回想一下类似“母爱是无私的”、“亲情是最伟大的”的这类说辞，就能很直观地凸显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无“利”关系。

但在韩非子这，一切都变了。

他在《备内》篇中说道，人的好“利”之心，就如同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服一样，是人最基本的特征。

不但人出于生存、生活的基本需求所产生的本能反应被归咎于好“利”，就连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被纳入利害关系的考量之中。

《备内》甚至举出了一个非常震惊，但又不得不为人所承认的现象：“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韩非子指出，在当时的社会，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不纯粹靠爱发电，不然就不会出现生了男孩就大肆道贺，生了女孩就果断杀掉的事情。

究其原因，还在于古代时，男孩的出生能给父母带来利益，而女孩的诞生则百害而无一利。

试想一下，在极具颠覆性的春秋、战国时期，王公贵族们勾心斗角，只为了权力。

庄公与姬段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然他们的母亲却一心希望姬段登上王位，处处排挤庄公。

倒也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姬段会讨母亲的欢心，事事都听从母亲的安排；

庄公不但人比较木讷，还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不会事事遵从母亲的意志。

试问，在这样的亲子关系之中，又何来的亲情之爱，几乎写满了利害。

或许有人会反对，在普通人家中，父母与子女之间并没有这么多勾心斗角。

这话不假，但这一说法又忽略了韩非子另一个核心观点——利。

诚然，普通人家的确没有这么多勾心斗角，大家似乎是相安无事地相处着。

但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的前提，是因为普通人家很难时时刻刻都产生利害关系。

换句话说，普通人家并没有王位需要继承，也没有巨大的财产需要子女之间去斗争。

因此，在普通人家的亲子关系之中，往往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相当和谐的状态，直至长辈去世，财产需要分割的时候。

那么，难道亲子关系中毫无真情可言吗？如果有的话，这份真情又去哪里了呢？

韩非子当然没有忽略人类情感中的“爱”的这一部分。

在《备内》篇中，韩非子直言人间也是存有真情的，比如慈母与弱子之间。

但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这种真情，并不影响人的本质就是趋利避害的。

在韩非子的逻辑中，在利害关系面前，真情太过虚无缥缈。

在韩非子眼中，真情远没有利害关系那般牢固，它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发生变化，甚至转移、消失不见。

然而，利害关系却是明明白白的存在。

说到这里，韩非子“人性本利”的观念，背后真正的目的也就显露出来了。

政治构想

比起儒家讲究人与人之间和善的关系，韩非子所设想的关系更近乎一种利益交换。

在《六反》之中，韩非子就认为由于每个处在社会中的人都有其位置，那么按照他的位置给予利益就行。

举个例子，统治者若想让人臣服于自己，那就给予富贵和爵禄。臣子得到了富贵和爵禄，那么他就会暂时忠心地为统治者办事。

当臣子得到更大的利益的时候，他就会抛弃原来的统治者转而投靠新的统治者。

因此，统治者如果想把臣子一直拴住为自己办事，就必须不断地给予利益。

根据《军功爵制考论》的说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当统治者没有正当理由动员群众参加战争的时候，军功、爵赏就成了唯一的刺激因素。

而利用切实利益这一因素催促群众为统治者卖命，又比单纯用强迫手段逼迫百姓去打仗的效果要好得多。

不得不说，韩非子几乎是切中了人性的软肋。

的确，当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又无法从战争中获得利益，那么没人愿意白白牺牲性命去给统治者打仗。

但是，一旦战争变成有利可图的存在，那么民众也会乐意为自己争取一把利益。

《史记》曾记载，在长平之战的时候，秦昭王见战事陷入了僵局，便亲自赶往前线督战。

由于当时的士兵并没有什么“我是秦国人，我要保家卫国”的思想，于是秦昭王便吸取了大臣的意见，选择以“赐爵”的方式来鼓舞士气。

在当时，“赐爵”也就意味着原本平平无奇的老百姓能够摇身一变成为世袭制下的贵族。

因此，为了光耀自家门楣，所有士兵无一例外地振奋起了精神，打赢了这场战争。

由此可见，在切身的利益面前，人是可以不顾自己生命的安危的。

倘若一个人连自己宝贵的生命都可以不顾及，他又怎么会顾及其他的身外之物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千万不能用利益去试探一个人。

同时，正是因为人的本性如此，故韩非子也在劝导世人不可太轻信于他人。

原因很简单，向别人表明自己信任的最好方式，就是分享自己的利益来源。

然而，在韩非子看来，一旦分享了自己的利益来源，就会引起其他人的嫉妒与争夺。

因此，为避免他人争夺自己的利益，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利益，掌握主动权，同时又绝不轻易地相信别人。

不难看出，韩非子虽然不说人性本恶，但处处都在表明人性阴暗、为利益所驱动的一面。

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这种人性观，也是在为他的法家思想服务。

对于统治阶层而言，把人性简单化，是最便于管理的，把人的行为目的简单归结于对利弊的权衡，那相对的解决方式几乎可以一目了然。

但我们需要明白，韩非子的人性观，与其说是对人本性的揭示，不如说是对做人底线的揭示。

所以我们常说，法律不等同于道德，而只是道德的底线。

韩非子的人性观并非毫无道理，但绝非唯一的正确答案。

诚然，利益在人的生活中确实占据了非常大的位置，但我们似乎也不该忽略另一个问题：为利益所驱策的人未免丧失了对人生更高意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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