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纪年》、五星聚和考古测年确定夏商周精确纪年
在克商年被确定为前1039年之后，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夏、商、西周的年代框架。到目前为止，对夏、商、西周具体年代，各方还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胡适等甚至一度有“东周前无史”的说法，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夏、商两代同样没有给出准确的纪年。而经过我的研究，依靠文献考证、天象回推和考古学测年三个主要的手段，是足以建立精确的夏、商、西周三代年代框架的。
文献方面，尽管各类说法很多，但我认为古本《纪年》的可靠性在没有被确切的证据否定之前，还是最值得参考的。而关于夏商两代的积年，古本《纪年》有明确的记载：
①关于夏的积年：
《纪年》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
《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史记·夏本纪》集解
徐广曰：……案《汲冢纪年》曰：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史记·夏本纪》索隐
《纪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文选·六代论》注
《汲冢纪年》曰：（夏十七王）四百七十一年。——《通鉴外纪》卷二
案：《史记·夏本纪》索隐引徐广《史记音义》一条，《存真》、《辑校》、《订补》失收。
②关于商的积年：
《汲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史记·殷本纪》集解
《纪年》曰：殷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文选·六代论》注
《汲冢纪年》曰：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通鉴外纪》卷二
案：《史记·殷本纪》所引‘用岁四百九十六年’，日本高山寺藏古抄本（《吉石盦丛书》影印）‘用’作‘周’。
《晋书·束皙传》：“（《纪年》）夏年多殷。”夏年为四百七十一年，而殷年为四百九十六年，非‘夏年多殷’，而是殷年多夏，与束皙语不合。《存真》云：“案《束皙传》云：‘夏年多殷。’今据诸书所引，仍殷年多夏，未详。”疑今所见《纪年》夏殷年数，为和峤、荀勖所释，故与束皙之语不合。
《存真》云：‘《易纬·稽览图 》亦云：“殷年四百九十六”，与此同。’今所见《稽 览图》，收《古经解汇函·易纬八种》，称郑康成注。
根据以上这两条，加上前1039年为克商年，小学生也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商496年（前1534年-前1039年）；夏471年（前2005年-前1535年）。当然，这只是初步的结论。
而根据这一结论，再对照五星聚合年代，我们会发现有惊人的重合度。
下面是根据张培瑜的计算列出的时间表（其中1953年和1059年这两次五星聚本身也是从前2300年到前1000年最显著的两次五星聚现象），相关资料可查阅《夏商周时期的天象和月相》和《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两书。
五星聚与各王年代对照表
将五星聚合年代与前面根据古本《纪年》推算的夏、商年代一对比，我们会发现商立国之年就在前1535年五星聚的的第二年。而根据古帝王一般在受命后第二年称王的传统，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成汤是不是也是如此？
如果是这样的话，汤从称王到灭夏，根据今本《纪年》是17年，则汤灭夏的时间就在前1518年；如此正好使禹即位的时间与前1953年对上了（夏的积年有471年和432年等说法，前推432-471年，正好差不多对应）。而禹如果被确认是在前1953年即位的话，则正好距舜“荐禹于天”相距20年，这一年根据今本《纪年》同样有异常星象（只是未指明是五星聚）。而从舜摄政到其“荐禹于天”正好也是在40年左右，且其被举荐给尧时也正好有一次五星连珠天象。
如此前2014、前1973和前1953这三次五星聚天象就与尧舜禹时代很好地吻合上了，而汤时的五星聚更可确认在前1535年。
这会只是巧合吗？我认为，这其实是很好地证明了相关文献尤其是古本《纪年》在年代记载上的可靠性。
而从考古学上的C-14测年来看，用新的年代框架也能更好地解释各考古文化，并使我们的推论能得到最好的支持。
目前从考古学上来看，在前2200年到前1400年的时间框架内，可以确认能够作为王都的有四个遗址：襄汾陶寺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遗址。
由于受传统纪年的影响，有研究者喜欢不顾考古文化的事实，硬把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各截取一段分别放入夏和商的文化内。
陶寺遗址的年代据C-14测定是前2450年左右到前1950年左右；二里头遗址是前1750年左右到前1520年左右；而偃师商城分三期五段，一期一段的年代在前1600年-1560年左右；而其建小城的一期二段三个测年二个是前1532-1487，一个前1516-1486，显然其建城年代应该在前1510年左右。
如果硬要采用断代工程的年代框架，夏代为前2070年-1600年，则偃师商城一期一段这段明显的夏文化就不得不被当成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商文化；而本来是连续的二里头四期文化就不得不被中间开刀；明显不属于夏文化的陶寺，其末期还要在夏文化纪年内生存长达120多年。
从器物上来看，偃师商城一期一段属于明显的二里头四期文化，而不是早商文化，与早商文化的二里岗下层差异明显。显然，这不可能是巧合。而偃师商城一期一段所显示的文化特征在早商或先商文化中都是找不到的，它不是受了二里头文化影响的早商文化，而是就是夏文化。
早商文化只能从一期二段开始，也是相当于二里岗下层第一期。硬把早商文化提前到一期一段在考古学上是很勉强的。实际上，在距离二里头这个夏代王都如此近的距离，没有夏人生活才是不正常的。而这些夏人生活的遗迹就是一期一段。
郑州商城的商前期文化可分四期，最早的二里岗下层一期早为前1580-1490和二里岗下层一期晚为1518-1478、1515-1480，均与我们得出的灭夏之年吻合度更高。
因而，就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关系来说，不是商文化影响了二里头四期，而是偃师商城一期一段就是二里头四期文化，偃师商城商文化是从一期二段开始的，而且是以建小城为标志。我们不能相信，如果成汤确实在一期一段就以偃师商城为亳都，他会不建城。所以，无论是从考古文化上还是从建城起始时间上来看，汤灭夏的时间都是在一期二段范围内。这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关于灭夏之年在前1518年的结论，而与断代工程确定的前1600年相去甚远。
通过上面的考查，也足以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完全的夏文化；而在夏文化确认后，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尽管夏的前期文化还需要确认（是新密新砦的可能性很高），但陶寺文化不可能是夏文化。
在秦汉之前，古代的王者主要还是在本族为王，在夏代更是如此；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明显不同，因而创造这种文化的族群与夏最多是联盟或被征服的关系，夏王不可能在这里为王。
而根据《史记·夏本纪》，汤灭夏之后是将他们重新分封并迁移了的——“汤来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封的地点在杞：“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所以灭夏只能在二里头四期之后。
陶寺遗址分早中晚三期，从目前公布的C-14测年数据来看，早期的上限在前2450年左右，晚期最晚的一个可靠数据为前1905（+-105年上下），其余数据较早，不能构成分析序列，只能说下限可以定在前1900年，一般可视为在前1950年左右。
由于传统上人们把夏代的起始年代定在公元前21世纪（如以断代工程为代表的前2070年），因而大家都认为陶寺遗址的晚期已进入到夏纪年范围内。而从我的计算来看，禹的即天子位时间在前1953年，而其摄政时间在前1973年，所以，即使将前1973年视为夏代纪年的起始，陶寺遗址大体上不在夏代纪年之内。
事实上，从考古遗迹来看，陶寺遗址正是在其晚期被*力暴**毁坏的，而毁坏这一切的人是谁？
这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未解之谜。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尧部族在前1950年左右被舜部族打败（当然这里是根据考古测年来推定的，实际的时间可能是在前2000年左右），并最终被迫迁徙。至于这里为什么在夏墟的范围内，甚至可能就被叫做夏墟（夏墟更准确地说，可能是指夏县东下冯），可能这里是先夏文化，也可能是巧合，甚至是因为这里就叫夏，都有可能，目前还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登封王城岗也是一个被很多人认为可能是禹所居之阳城的王都。2002年，这里发现了目前中原龙山文化最大的城址（按照《登封王城岗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公布的结果，大城遗址复原面积为34.8万平方米），其1-3期的年代分别为：一段（前2190-2103），取中值为前2150；二段（前2132-2030），取中值为前2080；三段（前2041-1965），取中值为前2000，可下探至前1980年左右。按报告，小城始建年代为一段偏晚，至二段已衰落；大城始建二段，延续使用至三段早期。显然，王城岗遗址结束的年代，正与禹摄政的年代前1973年接近，禹早期有在这里活动的可能；不过，其正式即位显然已经在其他地方了。
1，汤受命在前1535年，灭夏在前1518年
古本《纪年》给出的结果很清楚，商代积年496年，但是很多人不相信，他们觉得年数还是短了，与大家的印象不合。
不过，当大家把这个积年与曾经有记载的汤时发生的前1535年的五星错行关联起来之后，大家就会发现，自前1534年到前1039年，正好是496年。很显然，如果汤是在五星错行天象后的第二年称王，到武*克王**商的前1039年，如果去掉汤称王但尚未灭夏之间的年份（按今本《纪年》是在汤十七年，则汤灭夏在前1518年），其实际积年还要更少。这也是很多学者对此有疑虑的原因。而班大为更是因此把五星错行的年份定在了前1576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前1576年发生的这次五星聚，把前后相隔一个月的两次四星聚硬要凑在一起，还是过于勉强。而前1535年的这次五星错行，与古本《纪年》的商积年如此吻合，没有道理不采用它。
当然，这一结果与古本《纪年》的从灭夏开始算的算法，以及前面计算克商年份时未计算幽王在位年数的算法不一致。不过，从《通鉴外纪》的引语来看，这一算法确实也有不从灭夏之年开始计算的可能。而且，如果是本国人计算本国的纪年，肯定是从称王立国开始计算的。至于前面引文所称的商496年，不少都是从灭夏开始算，这有可能是第一次引用的人是凭印象自己写错了，后面的人跟着错。总之，没有古本《纪年》原本，我们只能认为灭夏年定在前1518年是最好的结果。
而目前用C-14测定的考古文化的年代对这一结论给出了最好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考古学界能用以作为夏商年代分界的遗址分别是偃师二里头和偃师商城遗址。偃师商城目前已测定年代的共三期五段，小城始建是在一期二段，这也可以看作是商灭夏的大致年份（一期一段属于二里头文化）。
根据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简称报告《简本》），偃师商城的小城始建年份共有7个数据，分别是：
C-14: 前1532-1487；前1532-1487；前1516-1486；
AMS:前1525-1489；前1565-1500；前1565-1500；前1555-1490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其建设年代应该在前1530-1510左右，显然，这与汤在前1518年灭夏的年份是吻合的；而与断代工程确定的商代从前1600年开始相差了七八十年。
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文化，目前已基本得到公认。除了邹衡先生一直认为二里头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多数人都认为四期已是商文化，或受到商文化的影响。这其实是受商积年有五百多年的影响，而不实际考察的结果。个人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一脉相承，第四期也基本没有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其终止也代表了夏的灭亡。在夏桀和成汤的时代，都城就是政治和军事中心，而从卜辞也可以看出来，城中的居民大部分都是以族为兵的，汤灭夏之后，自然也不可能再让他们聚族而居。
对于考古测年与断代工程年代框架吻合度不够的情况，国内C-14测年实验室的建立者和测试权威仇士华等（张雪莲, 仇士华, 蔡莲珍）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年代分析》一文中写道：
二里头四期的测年数据是：
前1560-1529；1561-1525；1564-1521；1560-1529；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夏灭亡应该在前1550-1540年左右，当然，考虑到样本的偏差，实际的夏亡时间晚20年左右，应该是在正常范围内。
现结合系列样品碳十四测年结果做一分析。
① 郑州商城是在二里冈文化早期建造的。二里冈下层文化下面叠压有洛达庙文化层。而偃师商城的早期出现有二里头四期的东西。
② 郑州商城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的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而偃师商城小城和宫城的年代相当于偃师商城一期, 要早于郑州商城。但偃师商城早期仍未到公元前1600年。
③洛达庙中期和二里头三期的年代均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由上述情况看, 考古学界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 即假如历史上夏商年代的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 那么二里头文化三、四期, 洛达庙文化中、晚期还能都是夏代文化吗? 郑州商城还能是汤亳吗? 如果商朝是从二里冈文化开始的, 那么目前测出的年代只能到公元前1500多年。因为商后期有八代十二王, 商前期是十代十九王。现盘庚以前的商朝只有200年, 比商后期的年代还短, 这与历史文献不合。加之目前由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得到的武*克王**商年而建立的年学体系, 相对来说年代较晚, 盘庚迁殷的年代已不大可能晚于公元前1300年, 所以将商的开始推定于公元前1600年再不可能有大的出入。另外, 从新砦遗址的年代测定来看, 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年代仅处于公元前1700 多年,这同二里头文化四期末的年代在公元前1500多年是相顺应的。虽然这样的年代框架不是没有误差, 但足可以向考古学界提出, 当您把考古学文化同历史挂钩的时候, 既不能没有充分的证据, 也不能不考虑现在的年代测定。
从以上测年结果来看，汤灭夏时间定为前1518年远比断代工程定的前1600年更能得到证据支持。仇士华等即明确认为，夏灭亡的时间比样本晚20年是正常的（灭夏时间看的是文化年代的下限），而不可能早于样本。
这样，可知商的实际年代为（前1517-前1039），共479年，加上汤灭夏前自立为王的17年，共4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