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政治启蒙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连载11）
作者：江苏徐州 孟宪达
在“一场政治启蒙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连载10）”中，我们讲到了徐州的武斗。实际在1967年从“3.18革委会”成立后，仅在市区从5月至8月底之间就有“5.14”、“5.20”、“5.30”、“5.31”、“6.1”、“6.6”、“6.10”、“6.11”、“6.18”、“7.12”、“7.24”、“8.8”、“8.27”、“8.31”等冲突事件，象这样的冲突事件有的时候一天内可发生多次。而“5.31”、“8.31”等冲突，只是其中较大的武斗事件而已。这些武斗事件的起因大多是“支派”挑起的，从“8.31” 支派退出徐州后，基本上就没有再发生武斗。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毛主席老人家“*反造**有理”的理论指导下，徐州市一些主要的市级*反造**组织相继成立。在5月到8月间，尤其是8月前，那时各单位成立所谓组织都是以“革命”或“*反造**”的面目出现的，大多以各种的“小组”的组织建构组成。进入8月份，在毛主席接见*卫兵红**后，才陆续在各校中出现“*卫兵红**”这个名称，而各单位的所谓“*卫兵红**组织”，大多是用“红卫军”、“赤卫军”、“红色职工”等名称。
我根据手头上现有的资料，梳理出了徐州市*卫兵红**及其他组织的成立及发展过程，以供大家参考，同时也请知情者补充或指正。
1966年9月12日，成立了“徐州市大中学校*卫兵红**联络站”；
1966年9月17日，成立了“徐州市大中学校毛*东泽**主义*卫兵红**总部”；
1966年10月26日，成立了“八一*卫兵红**革命*反造**司令部”；
1966年11月26日，徐州铁路成立了“火车头红色*反造**兵团”；
1966年12月3日，徐州工人成立了“红色工人革命*反造**总部”和“工人纠察队”；
1967年元旦，徐州农民成立了“淮海工农”和“红农会”。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群众*反造**组织相继“揭竿而起”。有的一个人拉起一面大旗，称其为“某某*反造**队或兵团”， 由于手下没有兵或极少的兵，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可以说，在这些众多“司令”中间，他们并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要*反造**，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拉起大旗就是“革命”了。
这些革命或*反造**组织成立后，在观点和认识上的分歧逐渐出现了，由此而产生的争论和摩擦也是在所难免的。
1966年12月5日，“大中学校*卫兵红**总部”（简称“红总”）被砸，我印象中好象是“工人纠察队”砸的，“红总”认为是市委挑动的。为此，“红总”12月14日上午8时，向市委提出五项要求：“立即停止一切群众斗群众”；“揪出制造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等。限市委24小时内给予答复。
24小时过后，他们并未能得到市委满意的答复。于是，“红总”便又发出“勒令”和“最后通牒”。但仍无任何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红总”劫持市委副书记（具体人名忘记了）进京评理。这一举动遭到了“工人纠察队”的反对，并发生冲突，造成停车21小时。
12月28日，“工人纠察队”、“红卫军”等群众组织数万人，兵分几路，包围和袭击了“毛*东泽**主义*卫兵红**革命*反造**总部”、“八一*卫兵红**革命*反造**司令部”等五个群众组织总部，打伤50余人，时称“12.28”事件。
1967年1月2日市委发出《通报》，将“12.28”事件定为“打击*反造**派的严重政治事件”。并且指示：参与这次事件的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是受了欺骗和蒙蔽，极少数在幕后策划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反造**派，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政专**，破坏社会主义大民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市委的《通报》引起了“工人纠察队”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给革命群众组织定性，把20万纠察队员打成了反革命。
1967年1月7日，数万名工人纠察队员*会集**，强烈提出废除市委关于“12.28”事件《通报》。会后，劫持市委书记韩本初进京告状。路上，韩本初被迫在工人纠察队事先拟定好的“四项协议”上签了字，否定了“12.28”事件《通报》。
韩本初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市委成员中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韩本初的签字是无效的，为此，徐州市委又发表了《告徐州市革命工人纠察队全体队员书》，再次肯定“12.28”事件通报是正确的。要求广大纠察队员要与一小撮事件挑动者划清界限，不要再上他们的当。
自此，在市委内部，在市委与*反造**派，在*反造**派与*反造**派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
1967年1月，上海出现了夺权的“一月风暴”。1月21日晚，市委部分领导干部与“毛*东泽**主义*卫兵红**总部”、“八一*卫兵红**总部”的部分头头，在市人民防空指挥部秘密召开夺权会议，通过了事先起草的夺权《通告》。到会人员逐个在《通告》上签了名。会上宣布：从即日起由“毛*东泽**主义*卫兵红**”和“八一*卫兵红**”两总部接管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次日，“毛*东泽**主义*卫兵红**”、“八一*卫兵红**”联合“红色工人*反造**总部”、“淮海工农”、“*反造***战野**军”、“文艺界*反造**联合总部”等六个组织成立接管委员会。
24日，“徐州日报”刊登了“徐州毛*东泽**主义*卫兵红**红色*反造**总部”、“徐州八一*卫兵红**革命*反造**司令部”《关于夺取*共中**徐州市委和市人委一切权力的紧急通告》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紧接着徐州铁路“火车头红色工人*反造**兵团”等10个全市性群众*反造**组织，在驻徐部队的帮助下，于2月2日成立了“徐州市革命*反造**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以后，新的矛盾又随之产生，参与“筹委会”与来参与“筹委会”的群众组织间产生了对立观点。由于各派观点等不到弥合，一股反“筹委会”的情绪在日益高涨。
此种情绪被“筹委会”称之为“*动反**势力”、“*动反**逆流”。因此，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相继取缔了“红总”、“淮海工农”、“市第一人民医院红色*反造**队”、“新红卫军郊区分部”、“*卫兵红**三司”等31个群众组织，并拘留了这些组织中146名骨干。“筹委会”以此种形式，取得了它的巩固和发展。
不久，“筹委会”又联合26个全市性的群众组织，解放了一批干部，并得到驻徐部队的支持。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基本形成，后经济南、南京两大军区批准，于3月18日在徐州体育场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时称“3.18”徐革会）。革委会主任由驻徐部队副政治委员刘汝贤兼任。
“徐革会”成立后，陆续有北京“三司” 等学生来徐州串联。他们认为，“徐州革命委员会”不是真正“三结合”的班子，而是一个“三凑合”的班子，必须踢开。
于是，一些群众*反造**组织开始退出“3.18”徐革会。首先退出的是“火车头红色*反造**兵团”，接着“淮海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学院”等院校内的*反造**组织相继退出。一股踢开“3.18”革命会的“踢派”力量开始形成。
4月29日，由“火车头*反造**兵团”司令杨正祥主持，在“火车头”总部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徐州反到底联络总站”（又称“反到底”，俗称“踢派”）。自此，徐州市各机关、单位的群众组织中形成了支、踢两派。
“一场政治启蒙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连载10）”的链接如下：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zQ3Nzg0MQ==&mid=2247487892&idx=1&sn=52386d8b323383aa9a54de55edc4c150&chksm=96cf97aaa1b81ebca7b3f0d42a793ce0eedaf0c996879e4d428c6593d39eb9054330f9e191e2&token=1978654515&lang=zh_CN#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