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朱枫
2001年深秋的南京，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在家里翻看着一本名为《老照片》的杂志。忽然间，她颤抖的手指停在了一张黑白老照片上面，因为这张照片上那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好像自己找寻了五十年之久的母亲！
可让她不敢相信的是：照片里尚且年轻的母亲，穿着在上海家里经常穿的那件碎花旗袍，可她正站在1950年的国民*党**军事法庭上！
朱晓枫怎么都不会忘记，50年前，母亲写信说马上就要从台湾回家了，可这一等就是半个世纪之久。自己苦苦等候的母亲，为何会出现在国民*党**军事法庭上？而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又经历了什么？
朱晓枫的母亲，名叫朱谌之， 在*党**内化名朱枫，1905年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城的一个富商之家。她的父亲朱云水，是镇海、舟山一带的渔业界名人。朱枫在家排行老四，小名桂凤，大家都称她为朱家四小姐。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宁波女子师范学堂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极富才情的她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
1927年，22岁的朱枫远嫁沈阳，成为了陈绶卿的继室，陈绶卿比朱枫大近20岁，当时是奉天兵工厂的一名技师。
1931年，朱枫与陈绶卿的女儿朱晓枫诞生，加之朱枫这位继母细心体贴，对陈绶卿的其他几个子女也照顾周到，这一大家子倒也生活地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1932年夏天，陈绶卿因为身染霍乱病逝，承受着丧偶之痛的朱枫便回到了家乡镇海。这位衣食无忧的富家千金，内心却非常苦闷，寂寞时只能写写书法消遣时光。这时的朱枫在自家的深宅大院里一天天重复着孤苦而寂寥的日子。直到一个人走进她的生活，才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由此全面展开，东南沿海成为了抗日前线。镇海人民保家卫国的情绪极为高涨，积极开展民族救亡运动。朱晓光，朱枫的外甥，当时是二十岁出头的进步青年，也投身到了抗战的浪潮当中，成为了镇海抗日宣传队的队长。朱枫也在朱晓光的劝说下，加入了镇海抗日救亡队，参与群众救护工作。就这样，因为朱晓光的走入，年轻寡居的朱枫走出了封闭的生活，投身到了时代的革命洪流。在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同付出、共患难的过程中，朱枫与朱晓光逐渐成为了一对革命情侣。朱晓光成为了朱枫的第二任丈夫，朱枫成为了一名革命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然而，这个新组建的家庭，并没有多少时间享受家人团聚的时光。
1937年，朱枫与朱晓光两人一同在上海新知书店工作，新知书店是*党**组织开办的宣传机构。此后的几年他们也一直跟随新知书店*亡流**辗转于上海、武汉、重庆多地，致力于抗日宣传工作。
然而，这也成为了她与家人聚少离多、天各一方的开始。
1939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朱枫将要与丈夫朱晓光一同奔赴皖南新四军驻地开办随军书店。9岁的女儿朱晓枫，由于无人照料，小小年纪就被送到了爱国将领李友邦在浙江金华创办的“台湾少年团”读书。这一别就是3年，直至1942年，母女才有了一次匆匆的见面。1946年对于这个长期离散的家庭来说是个特别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朱晓枫随着“台少团”的解散回到了上海，朱枫也随着工作的变动回到了上海，母女两人度过了生命中难得的3个月短暂而幸福的时光，她们同吃同住的画面成为了朱晓枫心头永久的怀念。其实，朱枫的女儿原名并不叫朱晓枫，她的原名叫陈明珍，朱晓枫是她在1950年以后沿用至今的名字。
1946年那个初夏的黄浦江畔，是朱晓枫此生都无法忘怀的，因为那时的一别，竟然成为了她与母亲的诀别。
出于对女儿的安全考虑，朱枫把女儿从上海送往了苏北解放区。因为在这期间，朱枫的工作性质悄然发生了变化。1945年春，朱枫在徐雪寒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产党共**，这名曾经的革命追随者，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党**员，在此期间，她的工作也调离了原先的书店系统，开始活跃于*党**的贸易和情报部门。1946年4、5月间，朱枫在上海联丰花纱布公司担任会计主管。事实上，朱枫在上海为*党**的事业进行理财的同时，她还在鼎元钱庄还以商人的身份掩护着*党**组织的地下工作。
由于善于理财、聪慧机敏，1948年底，在上海工作的朱枫被调到了香港，担任香港贸易机构合众公司的财务主管，继续以商人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合众公司其实是*共中**华东局的一家下属企业，也是*共中**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
1948年秋，朱枫带领着自己的儿子朱明和侄子朱辉来到了香港。在这里，朱枫以合众公司“当家人”的角色作为掩护，还承担着秘密交通方面的重任。她曾顺利将一大批在港的进步人士，安全运往华北、东北解放区，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转眼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朱枫马上就要完成在香港的工作回到上海。
而此时，女儿朱晓枫已经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华东军医大学上学，分别三年之久的母女，无时不刻地期盼着团聚。
谁曾料想，一次秘密的会面将朱枫满心回家的喜悦全盘打乱。
1949年盛夏的一天，朱枫按照约定，来到了一座在绿树高墙的掩映下，造型古朴而别致的两层小楼。这里是*共中**上海局对港办事处——香港摩理臣山道26号院。莫名地，她心里闪过了一丝不安。1949年4月以后，中国大陆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连连告捷，北平、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先后解放，这片土地上正酝酿着一场势如破竹的剧变。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共中**上海局并入华东局，办事处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了对台工作，全力推进情报搜集与策反活动，积极配合解放军的军事活动。
约见朱枫的人叫万景光，当时是*共中**华东局对台湾工作驻港负责人。他被国民*党**保密局的人称为“*共中**对台湾秘密工作的魔手”。
万景光开门见山，说，华东局有一项重要紧急的任务，需要派一位合适的人员去一趟台湾，与潜伏在台湾的“密使一号”取得联系并担任他的交通员，问她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一贯热心的朱枫此刻却犹豫了，因为充斥在她心里的，是渴望已久的团圆之梦。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天险以后，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盘踞在中国南部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毛*东泽**加紧了解放沿海诸岛和进*台攻**湾的军事部署。1949年10月下旬，解放军先后发动了夺取福建沿海金门岛和浙江沿海登步岛的战斗。此时，新中国成立不久，解放军战士仍十分缺乏海战经验和装备，而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还保持着很强的作战能力。两场仗打下来，我军部队损失惨重，死伤人数众多。
这一结果震动了正忙于建国事务的毛*东泽**，他痛心疾首地总结说道，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在这种形势下，*共中**中央向华东局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派出特别联络员赶赴台湾，启动“密使一号”！
吴石，时任国民*国党**防部参谋次长，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时期即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这位在国民*党**政府中位高权重的军界大员，深得蒋介石赏识和器重，常常在关键时刻被委以要职。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吴石作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来到上海，在这里，他对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的作风深感痛恶。
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和国民*党**官员的*制专**腐败，让吴石的政治天平逐渐倾向于*产党共**。
1948年初，吴石通过*共中**地下*党**员吴仲禧的介绍秘密加入了*产党共**。1949年7月，吴石赴台任职国防部参谋次长之前，就曾为解放军顺利传递了298箱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这些档案包括《敌我双方兵力位置要图》、徐州作战地图及兵力部署图等等，为解放华中、华东，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足以彪炳千秋的奇功。
在赴台任职之前，*共中**华东局给吴石取了一个联络代号——“密使一号”。当时的吴石利用自己的职位，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台湾军事情报
然而1949年5月，国民*党**特务切断了*产党共**在台湾建立的交通线，许多秘密联络站点也被捣毁，吴石手中的极具价值的情报，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员和交通线传回大陆，*共中**华东局对此也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一封家书改变了朱枫的命运，继而让她走进了华东局工作人员的视线。
与万景光秘密会面的几天前，朱枫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合众公司上班。等她到达办公室以后，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信封上是她熟悉的字体，再一看信件寄出的地点：台北市中山路189号，她立刻知道是谁寄来的了。
这是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件，寄信人是朱枫的继女阿菊。阿菊便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朱枫的第一任丈夫陈绶卿与其前妻的女儿。当时的阿菊在国民*党**警务机关工作，她在信中说自己与丈夫已经在台北安顿下来，加之自己刚刚诞下一名男婴，希望继母朱枫能前往台湾小住。
然而正是这封信，成为了朱枫前去台湾的最好身份掩护。
寄信人是国民*党**的工作人员，自己又是寄信人的母亲，朱枫前往台湾似乎就像一场名正言顺的探亲之旅一样简单。
接受到任务后，朱枫矛盾的内心无法平静，因为此去台湾一行，有太多的未知。或许她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平安回到亲人身边，又或许，这一去，就再无归期。
退守海隅的国民*党**政权，为了巩固其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绝对统治，仍进行着困兽犹斗般的垂死挣扎。蒋介石在整个台湾岛内实行了高压政策，1949年5月，负责全岛军事行动的陈诚，颁布实行了“戒严令”，竭尽全力破坏*共中**地下*党**的工作。为了在岛内肃清*产党共**人，国民*党**还鼓励相互检举揭发，一时间，台湾岛内告密揭发成风，人人自危，“白色恐怖”气氛日益浓厚。
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一名*产党共**人的朱枫如若来到台湾，深入国民*党**上层进行绝密的军事情报活动，无疑是每走一步都有虎穴龙潭般的危险。一心盼望团圆的家人却只收到了朱枫的一封告别信。
思想斗争许久之后，朱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赴命前行！
放下了思念的心，朱枫开始打包自己最简单的行李，她特地将母亲留给自己的那件绿色碎花旗袍，连同一个金手镯装进了自己的行囊。当年的大家闺秀、富家千金，面对即将踏上的新征程，思绪万千。11月25日，在这个红叶初染的南国之秋，朱枫来到了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码头，很多同事朋友前来为她送行。没有人知道她这次台湾之行的真实目的，此时的朱枫就像一名即将冒死出征的战士。
所有人都以为她是身心怀着回上海与家人团聚的喜悦，没有人知道她其实是一名战士即将冒死出征。
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1949年11月27日，朱枫终于抵达台湾基隆港。开始履行她肩负的绝密使命。
来到位于台北市的继女阿菊家里，朱枫受到了阿菊和女婿的热情相待。这对母女虽无血缘之亲，但是朱枫对阿菊的教育和抚养与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无异，她们彼此仍有着深厚的感情。阿菊为母亲安排了一处舒适的住所，并希望她多住一段时间。对于朱枫的真实身份，以及此次她背负的重任，阿菊一无所知。朱枫只是向阿菊说明自己的来意是看望她和刚出世的外孙，另外再联络一点生意上的事情。有了身份上的合理掩护，朱枫加快了行动的步伐。第二天一早，待女儿女婿上班后，她便早早出了门。她来到位于基隆的一家名为“三荣行”的南北货店。
按照出发前的安排，来到台湾后，化身“陈太太”的朱枫，要在这里和一名地下*党**首次接头。朱枫见到店老板后，说自己是从香港来的，有人托自己带封信给这里的郑先生。
“陈太太”是朱枫在出发前，组织上为她取的联络代号。仔细留意后，朱枫确定坐在店内一角的中年男子就是自己要联系的人。她要联络的人叫蔡孝乾，代号“老郑”。蔡孝乾是当时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确认彼此的身份后，蔡孝乾向朱枫说明了台湾岛内对于*共中**地下*党**人的严峻形势，国民*党**派出了大批特务、军警和情治人员，正在四处侦查和搜捕地下*党**人，对于此次情报任务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事实上，当时潜伏在台湾的*共中**地下*党**已经有重要人物被逮捕，蔡孝乾的安全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地下*党**正在做随时撤离城市、隐蔽山林的准备。朱枫虽然对于岛内的肃杀气氛早有耳闻，听到这番话，她内心还是不由得一惊，这无疑为她的台湾之行增加了更多的危险与变数。
第一次接头，出于谨慎，朱枫一刻也不敢耽误。就在两人约定好下次的见面时间和地点，朱枫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老郑”递给她一张照片，说想为自己的亲戚办理一张离台证，看朱枫能否联系上吴石中将以后请他帮助办理。一向慷慨爽快的朱枫欣然答应了。临走前，“老郑”还将朱枫的联系方式——阿菊住处的电话随手记在了一张的新台币上。
当时，他们谁也没料想到，一张照片，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币，竟为他们日后的行踪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局势愈发紧张，朱枫加快了执行任务的步伐。
很快，她来到了位于台北大安区的一片环境优美、闹中取静的住宅群落，并且找到了吴石的官舍。朱枫在一间宽敞有秩的书房，见到了自己此行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人物——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见到了自己的交通员，事不宜迟，吴石将事先整理好的一些绝密资料，交给了朱枫。这些是他在平时的工作中冒着巨大风险收集到的，里面是有关台湾军事部署的核心机密。临走前，朱枫将“老郑”为亲戚办理通行证的请求转达给了吴石，思考片刻，吴石应允了。吴石从朱枫手里接过了这张“老郑”的亲戚的照片，而这张照片，就像一个定时*弹炸**，随时准备引爆他们危机四伏的潜伏生涯。
从第一次见面过后，朱枫便按照约定，每周六下午4点前往吴石的官邸取回吴石准备好的绝密情报信息。
这些绝密资料有些是书面形式，有些则是拍摄在微缩胶卷上。
朱枫先后从吴石将军处取回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这些资料包括国民*党**空军的装备资料，枪械数量表册，防区军事态势图等，信封里的微缩胶卷则记录了更加详尽的情报资料，如：《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台湾各岛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等等。朱枫每每在吴石的官邸看到他的儿女的时候，总会幻想，在海的那一边，自己的孩子此刻在玩耍还是在做功课，他们是否也在思念着远方的自己。
但是，她能做的只是把那份思念深埋在自己内心，并且安心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就这样，每周日上午10点，朱枫就会在约定地点与“老郑”蔡孝乾接头，将资料转交给他。再经由地下*党**安排好的交通线秘密传回大陆。
而大陆那边，就在毛*东泽**为我军在金门岛和登步岛的战斗中的惨重伤亡扼腕叹息，还在感慨“若得金门岛内的防御图，则大事成矣”的时候，没过多久，这些情报就真的呈送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
朱枫从吴石处获取的绝密情报，一批批地顺利地传回了华东情报局，最终呈送给了毛*东泽**主席，毛*东泽**看过这些材料后不禁大喜，因为这些全是对我军作战极为有利的核心军事机密。毛*东泽**甚至还兴奋地致电华东局，打听这些情报的来源。
当得知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获取并传来的时候，当即下达指示说，虽然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但是一定要给她记上一功。
毛*东泽**激动之余，还赋诗一首，并嘱咐一定要传到台湾：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事实证明，这些军事情报都是极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其中一份国民*党**游击潜伏武装的情报，在日后全面展开的新中国大剿匪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情报则被迅速送往了三野第十军团，司令员叶飞立即据此调整部署，在国民*党**起义舰船的基础上组建的人民海军和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与陆上官兵一起，为攻打国民*党**最后的盘踞地开始充足的准备和频繁的演练。后来，解放军为了解放金门，进而为未来解放台湾，发动了炮击金门战役，解放军在先后七次炮击金门战役中，由于对岛上的军事防御布局了然于胸，在第一次炮击金门的时候，解放军就顺利突袭了岛内的国民*党**军舰艇，并以部分火力压制大小金门，国民*党**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我军成功截获截断。在严密的作战部署及军事情报的支持下，我军大大打击了国民*党**军在内地沿海地区肆意攻击的嚣张气焰，保障了沿海地区的安宁与和平。
朱枫传回来的情报，显然起到了作用。一切都进行地非常顺利，朱枫也就要出色地完成交通员的任务，按照计划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返回大陆。
她无时无刻幻想着与爱人和子女相见，一起欢度建国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
归心似箭的朱枫，在1950年1月14日，腊月将至的时节里，写下了她从台湾寄出的唯一一封书信。然而，这封信在漂洋过海、转交到爱人朱晓光、女儿朱晓枫手上时已经是3月4日了。
这封简短的信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上：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多年不见想念弥殷，得此可增快慰也！署名威凤 一月十四日。晓妹指的是她的爱人朱晓光，为了隐藏身份，她将其称为自己的妹妹。可见，此时朱枫的心早已按耐不住，掐指计算着自己的归期，渴望早日与家人的团聚。
信件的字体，也一改往日的端正娟秀，愈发遒劲潇洒，透露出一种堪比男儿的无畏与洒脱。可是，在朱枫还沉浸在这种期待与渴望的时候，变故像一场噩梦一样，悄悄降临。
1950年1月22日，同样是一个周日的上午，朱枫像往常一样在10点钟之前来到了与“老郑”秘密接头的“建昌行”，然而，出乎她的意料，这次“老郑”并没有出现。
店老板从柜台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字条，说是“老郑”托人带来给“陈太太”的。朱枫接过字条，上面写着：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眼下市价低落无法推销，我拟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切盼！郑字。按照出发前约定的暗语，“老吴”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武工部长张志忠的代称，“亏本”就是被捕的意思。
看完字条，朱枫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此刻的“老郑”到底去哪儿了，照这种态势下去，滴水不漏的保密局会不会顺藤摸瓜找到自己？
此时，朱枫的选择只有一个——赶紧离开台湾！
形势紧迫，台湾至大陆的海上运输线已经被*锁封**切断，朱枫情急之下，便去请吴石帮忙协助自己赶紧离开台湾。
没有迟疑，吴石立即找来了自己的原任副官，时任交通科科长的聂曦，委托他为朱枫紧急安排*用军**飞机，协助朱枫离开台湾。同时，吴石还特地为朱枫开具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虽然吴石知道，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举措。两天后，朱枫接到了聂曦的电话，他告诉朱枫，飞机已经联系好，2月4号将从台湾开往浙江舟山定海。四号清早，朱枫来到机场，坐上了飞往定海的*用军**运输机。车窗外的景色很快从绿野与城镇变换成了蜿蜒的海岸。
朱枫终于松了口气，危险似乎被远远甩在了身后。抵达舟山后，只须找到能帮她渡海的船只，就能到达一水之隔的上海。
台湾那一边，所幸的是，张志忠被捕以后，在国民*党**保密局的软硬兼施下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共中**地下*党**的线索。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以后，惊魂未定的蒋家父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和强化其情治部门。1949年7月，蒋介石召集各特务机关，秘密成立了由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等人为委员的核心组织“整治行动委员会”，统一情报工作。不久，蒋经国被任命直接控制情治机构、负责监督机密事务。失去江山的蒋介石对*共中**地下*党**又恨又怕，他的恼羞成怒通过保密局的鹰犬们迅速笼罩在台湾这座孤悬的海岛上。
保密局的特务不会放任何有可能逮捕*产党共**人的蛛丝马迹，眼看张志忠这里行不通，他们又换了一套新的路数。
“老郑”此刻成了他们眼中一颗非拔不可的眼中钉，而此刻的“老郑”蔡孝乾到底去哪儿了呢？
原来，“老郑”之前对“陈太太”所说的，*共中**地下*党**有“重要人物”被捕，这个“重要人物”就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民泽**。陈*民泽**在供词中提到了蔡孝乾。保密局的特务立刻把目光投向了“老郑”蔡孝乾。蔡孝乾在1946年前后来到台湾以后，一直同自己的小姨子马文娟住在一起。马文娟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她同姐夫蔡孝乾以假姓名和“兄妹”的身份居住在台北一条隐蔽的巷子里。
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子和一名妙龄少女形影不离，这竟成了嗅觉异常敏锐的保密局鹰犬们的绝密线索！
其实，给朱枫留下字条后，“老郑”就已经离开了台北，准备从台南逃出台湾。
保密局的特务开始疯狂地查阅全台北市的户籍登记册，他们挨家挨户，一个不漏，终于将目标锁定在古亭区一个名为“邓昌华”的户主身上，该户主的户籍登记信息与“老郑”极为相似。特务们兴奋异常，连忙来到登记的住处，在“邓昌华”的住处内潜伏下来，耐心守候了四天四夜后，第五天，有人开门而入，躲在黑暗中的特务扑了过去。
原来，到达台南后，发现无路可走，蔡孝乾便返回台北准备再想办法，可谁料，他刚一打开家门，就被国民*党**的特务逮个正着。
蔡孝乾的逃跑计划落空了。他会将“陈太太”与“老郑”之间的事全盘托出吗？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之后，保密局的特务们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知道，这回落网的是“一条大鱼”。
他们开始对蔡孝乾的住所进行彻头彻尾的搜查。很快，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发现了那张写有阿菊家电话的纸币，于是，保密局迅速打通了阿菊家的电话。万幸的是，阿菊对于朱枫在台湾的真实目的和行踪一无所知，所以，保密局并没有打探到什么信息，追查朱枫的线索就此中断。
而保密局的搜捕，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很快，他们发现了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和从蔡孝乾身上搜出的马文娟的假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模一样。
他们还发现了意外的收获：和这张照片别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聂曦的名字。
这一发现让保密局的情治人员兴奋不已，他们预感到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鱼”等着他们去捕，果不其然，他们在一个笔记本上发现了吴次长的名字。
由于当时吴石在国民*党**军部里位高权重，还是蒋介石十分倚重的人才，因此，保密局的人员也不敢轻易妄加揣测。
当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这件事十分重视，他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周至柔当即下令，先取证据，再办吴石。而如今，已经暴露无遗的聂曦，吴石的原副官，对此事的调查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
就在事情的进展陷入僵局时，身陷保密局刑审室的蔡孝乾，在生死考验面前叛变了。蔡孝乾向保密局的特务说出了朱枫的到来，并且再次拨通阿菊家的电话。
在追问朱枫的下落时，电话那头传来“她在两天前已经乘飞机到浙江定海去了”。朱枫到达舟山之后，每天都前往码头，焦急地打听前往上海的船只，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无奈之下，朱枫便联系上了自己父亲的朋友——定海县存济医院院长顾孙谋，并且在顾院长家里暂住了下来。
阔别多年的故乡就在烟波浩渺的对岸，从这里去上海的水路也只需要大约一天的功夫，朱枫似乎已经听到了亲人的呼唤，她的思乡之情已到极点。朱枫的内心越来越焦急，恨不得插翅飞往上海的她然心急如焚。原本就不多的撤退时间，就这样被一天天耽搁下来。
就在朱枫对归乡之路望眼欲穿的时候，蔡孝乾将自己和吴石、朱枫的来往，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保密局的人员。
保密局的特务们欣喜若狂，位高权重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居然是*共中**地下*党**，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的大好机会。
随后，国民*党**保密局的情治人员开始名正言顺地对吴石的住所进行搜查。
在吴石的住所，他们查到了吴石为朱枫开具的特别通行证的副本，这既是吴石叛逆罪的罪证，同时也是逮捕朱枫的新线索。随即一道稽查和逮捕“在逃女匪谍朱谌之”的密令，被紧急从台北送往了定海县城的警备司令部。1958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二，一个朔风怒号、寒流来袭的日子，在家家户户喜庆的鞭炮声中，朱枫没能等到载她去上海的船，她在码头听到的两声枪响，正是国民*党**警务人员向她张开的厄运之网。
一心想与家人团圆共度春节的朱枫，却在这个喜庆的节日里被国民*党**特务五花大绑地羁押进了定海看守所！早就已经准备好已死相拼的她，在2月26日深夜，终于等来了机会。
朱枫趁看守人员不备，从大衣的肩衬里拿出那只早已准备好的金手镯。她将金手镯连同自己随身佩戴的金链条一并取出，她用尽全力，用牙咬，用手掰，终于将金链条扯断，将手镯折为了两段。她强忍着内心的忧虑和身体的病痛，将这几件金制饰品和着一杯热水，分四次吞了下去。刀割喉咙的剧痛、翻江倒海的坠胀感，相继向她袭来。她挣扎着，忍耐着，即使疼痛地在地上蜷成一团，也默不出声。
等到第二天清晨，看守人员打开囚禁室的大门，发现她已经面色发青，昏迷了过去。
两天后，朱枫吞下去的金饰在泻药的作用下排了出来，刚刚脱离了命危险，朱枫随即又被投入了国民*党**保密局的黑狱。起初，保密局对这位女犯人很是“优待”，对朱枫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心和感化，甚至连调查局副局长都亲自拿着准备好的纸和笔前来找朱枫：“只要你在这张纸上写下自悔书，这一切都有机会改变，你的人生也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然而，朱枫听到后，只是淡淡一笑，默不作声。朱枫面对黑狱里那面冰冷的墙壁，抬头望望窗外的风景，时常哼唱着一首曲调有些悲凉的歌。
国民*党**特务对朱枫是又恨又无奈。他们原以为朱枫这种女流之辈会像蔡孝乾一样不堪一击，可他们却意识到，无论是攻心还是严刑，这位看似柔弱的女性都没那么好对付。
“台湾情报界最大特务”谷正文在回忆朱枫被捕之后的表现时，曾说：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朱枫的高风亮节、赤诚心志，甚至让自己的敌人都不战而栗。而蒋介石在得知这一切以后，恼羞成怒，当即下令要对吴石、朱谌之等人处以行刑，并且死后要呈送证据。
1950年6月10日，这一天的台北上空阴霾密布，小雨凄冷。对于朱枫来说，四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就要画上句号。可是她也明白，在牢狱的铁窗外，等待她的又将是什么。
这一天，在国民*党**最高当局授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上，朱枫又穿上了自己最喜爱的那件碎花旗袍。她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面对国民*党**的最后审判，直至最后一刻，都从容而镇静。临刑前，朱枫独自跳下囚车，坦然地走向了马场町刑场。下午四时三十分，刽子手连开六枪，杀害了年仅四十五岁的朱枫。与她一同被杀害的还有吴石、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他们便是五十年代轰动台湾的所谓“间谍案四要角”。
1950年，母亲去世后，原名陈明珍的女儿，便改名为了朱晓枫，这个名字浓缩了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思念，也寄托了对母亲魂归故里的强烈企盼。
朱枫，这位坦荡的女*产党共**员，用尽自己的一生去追求光明与理想，如她的名字一般，将周身热血化作了一枚如火的丹枫。
2001年，看到母亲在人世间最后的影像之后，寻找母亲的遗骸这一朴素的愿望，在女儿朱晓枫心里越发强烈，她的想法也得到了台湾各界的支持。然而，从2003年开始，台北辛亥第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前后多次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朱枫烈士的骨灰。当一筹莫展的他们再次查阅《无主骨灰罐名册》时，一个叫“朱湛文”的名字跃入众人眼帘，朱枫的原名叫朱谌之，“朱湛文”会不会就是写错了的“朱谌之”？怀抱着一线希望，工作人员来到了一座几乎被遗忘的小型纳骨塔，在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了朱枫烈士的骨灰罐。就这样，在时隔60年之后，朱枫烈士的骨灰终于在2010年12月9日，从台湾回到了大陆，2011年7月，朱枫的遗骸落土家乡。她终于越过了在六十年前没能越过的那道浅浅的海湾，用一种悲烈悲壮的形式再次与家人团聚。这条60年的回家之路，写满了朱枫炽热而壮烈的革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