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对于个人的时间节奏调整、身心放松具有重要的意义，借助个人的兴趣爱好，发展出更加充分、完整和自由的人格。
马克思将闲暇的自由定义为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从闲暇的存在前提来看，闲暇意味着个体的自由程度，“闲暇时间的拥有数量、使用质量与社会整体和个人的经济水平、生活方式之间均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
显然，女教授的经济收入为她们获得高质量的闲暇时间创设了条件，然而，在闲暇安排上，大部分女教授表示出一种“何为闲暇”的茫然感。很多女教授坦言自己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所谓的闲暇，就是与家人一起度过，此外，工作就是她们的兴趣爱好。
笔者的感触是，在闲暇时间方面，她们似乎没什么自我，属于一种主动设限、高度规范的闲暇取向。一方面主动促成个人闲暇与工作时间的整合，同时不会在过度的闲暇活动中对个人的时间、精神进行损耗。
一般认为，“女性在装扮方面花费的时间远远高于男性”，大多数女教授也会微描一笔淡妆，但是她们衣装打扮的目的并非为了张扬传统中女性的诱惑之美，仅是出于职业和个人对穿着得体要求的遵循。
与其说她们对身体缺陷感到焦虑，毋宁说时间焦虑更深切地作用在她们身上，一些女教授表示，她们压根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日常生活中只有运动能稍微提起女教授的兴趣，她们将之视作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是为了维持所谓的女性曼妙曲线而对自身进行规训；同时是为了以健康的体魄来促成对高强度工作的有力支撑。
旅游则是为了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感情……在属于个人的闲暇时间中，来自工作时间、家庭时间的功能性早已满满当当地填充其中。
至于假期，除却农历春节前后一周她们可以勉强或彻底地抛却工作时间的外在束缚，与家人共同采买年货、欢度春节，享受闲暇。
寒假的其他时间，对闲暇价值的理解和践行决定着女教授在工作时间中的竞争优势。与亚里士多德将合理地利用休闲时间视作一生做自由人的保证和基础。然而，女教授具有明确目的、工具取向的闲暇意蕴却并没有使得她们身心更加自由。
女教授们仿佛是钟表盘上的指针，并不会随着外部的风起云涌而生出任何涟漪，始终在循环的学校教育时间节奏中嘀嗒嘀嗒地前行。
与其说是她们无暇闲暇，毋宁说她们觉得为何要闲暇？工作就已经使她们获得了足够的充盈感和幸福感。
愧疚与懊悔：子女陪伴让位工作时间虽然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角色张力在女教授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但是，谈到子女话题时，女教授尤其是子女年龄比较大的女教授用得最多的词却是“愧疚”“懊悔”“内疚”“不称职”“亏欠”，主要是源于对子女陪伴时间的不足。
子女是联系、凝聚家庭各成员的重要链接。传统观念中，子女照顾方面的活动主要由女性负责。然而，子女成长序列中的不可预料性、不可重复性等特征，对女教授时间编排的一致性提出了统一的要求。
*绑捆**责任对女教授稳定的时间秩序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了女教授个体职业发展的障碍与制约。
然而，女教授受到在社会化、市场化的生产活动中成就自我的强烈愿望驱使，最终造就了子女陪伴时间对工作时间的让步事实。
因此，随着子女的成长，很多女教授尤其是年纪偏大的女教授都表现出对子女关心不足的遗憾心理，其中原因是多样的，如陪伴子女的时间不够、对子女读书学校选择太随意、与子女交流时间不足导致无话可说等。
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体关系中，过去事件是个体知觉的再编码呈现，未来的时间秩序则建立在个人对当下状态的理解和行动基础之上，“过去总是作为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出现，而当下所发生的事件总是期待着能够成为某种现实可能性的未来”。
女教授的愧疚心理呈现出典型的时间序列上的因果连续性，即对过去的“不负责任”的审视；“已完成”时间投射到当下，造就的个人心理实在；现在又对未来产生影响，即对尚未消逝的情感进行空缺填补的“重写”行动，在时间的持续主义中，“重构”与子女的关系。
但事实是，女教授对工作时间的倾情投入，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她们与子女之间古老而紧密的联系，她们之间的互动方式更多地从时间陪伴方面转到了天然的情感牵连之上。
随着子女生活与女教授个人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子女对她们的需要不复从前；而这些工作时间的忠实拥趸，她们带着对过去的愧疚，在对未来的想象和期待中，依然战斗在教育工作的最前线。
虽然女教授的时间焦虑心理和行为具有普遍性方面的群体特征，但是，大群体概念可以继续分解成多个不同类别的小群体；作为一种主观体验，女教授个人的时间焦虑一方面源于个人在具体的时空背景、生活方式中变化和流动的心理体验；同时也是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活动中产生的，蕴含着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外在要求和塑造。
因此，处在不同的环境结构、学科范畴、生命阶段之中的女教授群体内部也会分化出具有差异性的时间焦虑认知体验。
此外，作为一个共同的群体概念，女教授在社会和学校场域中占据地位的不同，她们时间焦虑的内容、形式又与男教授以及高等教育中其他女教师之间存在着群体间际差异。
所以，对女教授时间焦虑的审视和讨论还要放置学校：女教授时间焦虑的情境性差异女教授的意识观念、实践活动首先与高等教育系统密切相连。
大学教育机构是她们感知时间意义、形成同步化时间秩序的前提环境，处在不同学校中的女教授会因为学校目标定位、组织文化、管理制度、学生对象、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程度、对象、内容的时间焦虑体验。
因此，透过学校的建设目标对女教授的时间焦虑心理以及相应的行动进行分析，成为了理解女教授群体内部时间焦虑差异的关键之一。
由于学校的办学层次、人才培养对象存在区别，显然，不同学校中的女教授具有不同侧重的工作任务和角色定位。学校发展历程和建设目标的不同，使得不同学校之间女教授的工作任务出现了不同的倾斜，工作的数量级之间也存在着区别。
类似的，桂林医学院用了7年时间申请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终于在2021年获批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一方面，获批博士点专业的女教授在过去几年的时间承担了沉重的申报工作，在高负荷的工作中表现出明显的时间焦虑症状；其他专业的女教授则在面向未来的申报准备和期待中，透露出时间焦虑方面的隐忧。
不同学校、不同时期、不同的建设目标自然会带来组织文化、体制结构的重大变革，从而对其中女教授的时间分配行动、时间节奏体验、时间观念形塑、时间焦虑感知具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7所高校都采用绩效考核的分配模式，但是各高校在绩效管理的起始时间、改革力度方面有所不同，有的高校采用拔高式、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有的高校遵循自愿原则进行协议年薪制局部试点。
有的高校则沿用相对柔性的考核指标。因此，处在不同学校之间的女教授的时间焦虑情况也存在着显著区别。
谬木、樱花和玉砚来自不同的高校，各自学校的绩效改革执行情况不一样，她们时间焦虑的程度也截然不同。与谬木的高压力、强烈的悲观情绪相比，樱花具有更多的选择权和明确的目标，学校的绩效考核标准对她不构成任何压力，她的奋进取向主要是受到主体的内在驱使。
可见，不同学校的不同制度导向与女教授的时间焦虑体验和程度感知具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与青年教师面临的不敢生育、非升即走式的生存竞争相比，教授职称也并非如传闻中的那么悠闲、没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