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科学向日葵天文课堂栏目，我们继续学习在中国古代天象观测的历史，今天将从对行星和其他天象的观测了解天文历史发展的进程。
由于封建王朝占卜国家大事的宫廷星占的需要，我国很早已开展对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这五颗行星的观测。战国时期,天文星占家甘德、石申就对当时这五颗行星的运动和星占结论有所讨论,但甘德所著的《天文星占》8卷和石申所著的《石氏星经》8卷均已佚,这使我们难于了解两汉以前行星观测的情况。幸运的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了约8000字的《五星占》,它约撰于汉文帝前元十年(公元前170年),行文中保存了甘氏和石氏天文星占著作中的部分内容。
研究表明，《五星占》对行星运动和位置的测量数据比90年后《史记·天官书》中更精确。《史记·天官书》在行星运动数据的精度上虽然比不上《五星占》,但在行星运动的规律性方面却有所发现。在这之前，人们往往认为行星的逆行是越出常规的反常行为。但司马迁(鼎盛期公元前100年前后)却认真检查了历史记录，在《史记·天官书》一书中写道,“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即认为逆行是每个行星都会出现的正常现象。
五星占
我国古代对行星的观测十分细致。1981年,席泽宗先生发现《开元占经》卷23的《岁星占》中,辑录了战国时甘德的一项天文观测记录，席先生对其作了考证后指出，这表明早在公元前364年，甘德已用肉眼发现，明亮的木星旁始终有一颗小星从属于它,与它构成一个系统,这表明甘德已发现木星有卫星存在。这比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木星卫星要早2000年。
对特殊天象进行观测和记录，然后进行星占,被认为是破译天意的主要途径。这一过程相当细致,而且还需要灵活运用。例如彗星出现往往是战争、瘟疫、自然灾害、国家*乱动**等的象征,但中国星占学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一分野理论。即将星空分成若干区域，而且和地上的中国各地区乃至近邻国家对应起来。当彗星出现的星空区域按分野理论正好对应于某个敌对的邻国或某个地方割据势力的所在地时，对中国封建王朝而言实际上却是好事,因为对敌方的凶兆便是对我方的吉兆。
另外，有些天象虽然同属一种类型,但星占学上是吉是凶往往还有很大差异,例如新见星(天文学中的新星或超新星等)出现,其吉凶还和该星的颜色等密切相关。正因为中国的宫廷星占是如此“精致”，这就要求我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家们极其认真地观测天象，并十分详尽地记录天象，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世界上举世无双的最丰富的天象记录。
下一期的节目，我们将从五个方面讨论中国古代对各种特殊天象的观测和记录。让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