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著名食家林洪爱吃原味，对于竹笋，更是如此。他的方法为：“夏初，林笋盛时，扫叶就竹边煨熟”，因“其味甚鲜”，故美其名曰：“傍林鲜。”他这个看法显然与诗人杨万里相近，杨氏在《记张定叟煮笋经》中即云：“大都煮菜皆如此，淡处当知有真味。”又，清代食家童岳荐更进一步指出：“笋味最鲜，茹斋食笋，只宜白煮，俟熟，略加酱油，若以他物拌之，香油和之，则陈味夺鲜，笋之真趣尽没。”可见对于笋这一“至鲜至美之物”，文人雅士们特爱其本味，不容与他物相混。
因此，林洪强烈主张：“大凡笋，贵甘鲜，不当与肉为友”，且“今俗庖多杂以肉”，不啻是小人坏了君子。关于此点，恐怕就见仁见智了。像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即谓：用笋配荤，非但要用猪肉，且须专用肥肉。由于“肉之肥者能甘，甘味入笋，则不见其甘，但觉味至鲜”。
事实上，今杭州临安市（古称於潜县）尚流传一则轶事，可资谈助。原来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曾于初夏抵此，下榻金鹅山的“绿筠轩”。此地茂林修竹，风物景色极美，他心怀大畅下，随即赋《於潜僧绿筠轩》诗一首，词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指竹笋）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照苏轼当时的观点，笋与肉不应合烧，否则有损笋的清雅本味。没想到用餐时，县令刁铸居然用笋烧肉款待他，并告诉他说：“吃笋切忌大嚼，只能细尝。”苏轼依言而试，果然滋味不凡，乃打趣接着道：“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笋煮肉。”
“笋烧肉是一种极可口的配合，肉借笋之鲜，笋则以肉而肥。”幽默大师林语堂如是说。事实上，笋烧肉的确是美味，其组合亦多变化，而且效果甚佳。既可用桂竹笋煮排骨，也可用冬笋、春笋红烧大块三层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全会让人闻香垂涎，如搭配香粳饭（一称香米饭）而食，尤其可口。倘若无香粳米，也可换成寿司米（注：日本人做握寿司所用的高档米），烧出来的饭，口感一样出色。连扒它数大碗，肯定意犹未尽。
我个人最爱吃的笋烧肉，乃《调鼎集》一书记载的“焙笋”，它的制法为：“嫩笋、肉汁煮熟焙干”，因其“味厚而鲜”，一次尝个几块，快活好似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