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的一天,陈毅回四川探望父母,他推开家门,看到母亲和护士神色慌张,好像在藏着什么东西。
陈毅心中纳闷,就不解地问母亲:“娘,你把什么东*藏西**起来了?”
母亲脸色显得很不自然,支支吾吾地说:“没藏什么,对自己的儿子还有什么可藏的?”

听了母亲的话,陈毅没有释然,心中反而更加疑惑。
然而,当谜底最终揭开的时候,陈毅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在眼眶打转,最终止不住流了下来。
母亲到底藏了什么东西?让陈毅如此动情?
陈毅是四川乐至人,1901年出生在复兴场张安井村。从五岁起,他就开始在家乡的私塾里识字读书。后来,陈毅跟着自己的父亲进城,父亲为他专门请了个私塾老师。
再后来,陈毅一步步来到成都的高等小学和成都甲种工业学校读书。
陈毅自己回忆说:“我在成都上过几个小学,后来跨进了一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工科(先是成都工业讲习所,后是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正是在那所学校里学习了自然科学,“对国际形势有了初步了解”。
仅仅从这一点看,陈毅的家境还是不错的,在那个年代,儿童十之八九是读不起中学的。
其实陈家并不富裕,陈毅的父亲陈昌礼原本是地道的农民,但好在陈毅的外祖父家境优越。他的外祖父黄福钦是个成功的商人,可以说腰缠万贯。
过去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双方差距如此大,陈毅的父母如何走到一起的?
虽然陈毅的母亲黄培善出生于大户人家,但是陈昌礼人长得不错,相貌堂堂。黄培善17岁的时候,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财主家的儿子,而财主家的少爷偏偏跟陈昌礼是发小。
相亲的时候,陈昌礼也一道去了,一眼被黄培善看中。就这样,陈毅的父母走到了一起。
结婚之后,黄培善为陈家生育了5个子女。在那个年代,养活这么多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黄培善来自大户人家,懂得知识的重要,儿女们吃穿上可以凑合,上学不能耽搁。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真理。于是,黄培善就整天在娘家父亲面前央求,希望能给自己的丈夫找个事做,改变一穷二白的局面。
看着闺女日子过不去,老人家心里也不好受,就一咬牙,用200两银子给女婿——陈毅的父亲买了个小官。正因为这样,陈毅才得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既然如此,陈毅为何还到法国勤工俭学?干脆像鲁迅那样,直接到日本留学不是更好?
那是因为到了后来,家庭条件变了,不允许了。*场官**险恶,陈毅父亲的官职无端被免去,不得不屈尊到重庆盐务局当了一名抄写员,月薪少得可怜,只有6元钱。
这和主席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月薪相等,想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点艰难。即使是母亲整天给人做手工童鞋,也还是财政紧张,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不得已之下,陈毅的学业中断了。
陈毅回忆说:“在甲种工业学校读了两年,因为家道中落,不能在继续读下去了,便报考了熊克武开办的四川讲武学堂。”
然而,在“数学考试时,我同座的张某不肯真心相助,弄了一个错误的草稿给我抄,以致不及格而落榜”(见1942年3月,陈毅致1942年3月在根据地对国际友人罗生特的信。)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陈毅当时语文、历史甚至英文都不错,就是数学不行,严重的偏科。所以在考试时“作弊”,可是旁人的草稿却是错误的,导致他最终落了榜,和讲武学堂失之交臂。
落榜后,陈毅曾想去当兵,但是母亲不同意。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儿啊,你不能当兵。”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正好,吴玉章办的留法预备学校招考,陈毅跟大哥陈孟熙一商量都参加了考试,还都考取了。

这时候,父亲又出来阻拦,说到洋人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
母亲说:“孩子既然考上,就让他们去试试吧。”由于母亲娘家有钱,母亲在家里占主导地位,说话是很管用的。因此,陈毅法国求学得以成行。
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落榜,还不一定跟周恩来等人在法国相聚。
正是在法国,陈毅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在此之前,陈毅认为资本主义不错,非常欣赏法国文学;到了法国之后一看不是那么回事,马列主义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尽管如此,陈毅还是在了解马列主义的同时,同时对西方的哲学、历史和法律、军事进行研究。

正当陈毅在法国刻苦学习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到了法国,一番考察之后,他得出了错误结论:“勤工俭学生既无勤工之志,又乏俭学之能,宣布‘华法教育会’停止对这些学生的经济支持”。
蔡元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全都是因为听了“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对留法学生的一面之词,而这个机构是个*动反**组织,这对生活已经陷入困境的全体勤工俭学生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学生忍无可忍,到中国驻法国公使馆*愿请***威示**。
中国驻法国全权公使命陈箓勃然大怒,下令把参与的学生驱逐回国,陈毅也在被驱逐之列。
1922年,陈毅带着无尽的惆怅回到家乡,家里的变故让他吃惊。在留学的这两年中,二伯冻饿而死,还不到四十岁。父亲和母亲也已经变卖了家产,回到了乐至农村的家中。家里的老房子已经破败不堪,他们只好住在祠堂里,重新以耕地为生。
家道中落和留学中止,让陈毅郁闷不已,情绪低落,街坊邻居还落井下石,说三道四。陈毅的母亲不愧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她对孩子依旧笑脸相迎,对街坊说,陈毅是陈家的骄傲,她引以为荣。
母亲的态度,给了陈毅莫大的动力,他决定继续出来闯荡,决不能沉沦。带着母亲的期望,陈毅再次上路了。

回国之后的陈毅坚定了革命信念,加入*产党共**,参加南昌起义,开始了革命生涯,直到1949年革命成功。
1950年春,陈毅母亲患病,卧床不起,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身体每况愈下。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得不给在上海当市长的儿子发去了电报。
接到电报之后,陈毅归心似箭,自从参加革命后,他已经20多年没有回家了。他立即启程,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母。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20多个春秋过去,当年的伢子已经变成了沉稳的中年男人,成为*党**的高级干部。

当年身强力壮的父母也已经满头白发,一脸沧桑。看着满头皱纹,累弯了腰的父母,陈毅不由得鼻子发酸,眼眶湿润。
陈毅最担心的是母亲的身体,忙问她老人家的病情。其实老人家身体并没有大碍,只是肠胃有点炎症;说实在的,主要还是心病,太想儿子了。
看到陈毅回来,老人家的病好了一大半,又经过医生的调理,陈母很快恢复了健康。陈毅见状,也放心了,就辞别父母,回到上海。
他很想多陪陪父母,可是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需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临走的时候,陈毅对父母说:“到了春节就回家看望二老。”
可是,真到了1951年春节,陈毅食言了。
大家都知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陈毅虽然没有领兵挂帅,但是他肩上的担子并不轻,上海的经济发展,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陈毅都要操心。一句话,他不是不想家,不是不想在父母身边尽孝,实在是无法脱身,忠孝难两全。
见儿子没有回来,二老就着急了,以为儿子又有啥问题呢。老两口商量说:“等不到儿子,我们自己去。”
得知老人要来上海,陈毅自然兴奋异常。但是由于公务在身,也只是在周末陪父母逛了逛上海繁华的南京路,后来很少回家,大多数时间在办公室度过。
到了大上海,陈毅的父亲没有一个熟人,也听不懂上海话,在家的话憋得慌,身体肯定会出毛病。
出来的话,又怕迷路。老人家无奈,只好让上海工作的侄子陈仁农带着自己出去游玩。侄子是上班的,只有周日才有时间,但依旧全力以赴。
陈仁农为了叫叔父放松心情,决定带他到郊区去玩。这一来,就要动用陈毅的专车。他怕陈毅发现,就告诉秘书,这事要小心,就像干地下工作那样,悄悄来,悄悄走,不然就坏事了。

谁知道,纸里包不住火,这事还是被陈毅发现了。
这天下午,陈毅拨通了侄子的电话,口气一反常态地严厉,说是要他到自己家吃晚饭。陈仁农听了心里一紧,坏了,可能是“东窗事发”了。果然,在餐桌上,大家还没有动筷子,陈毅就开始发言,直奔主题。
“汽车不是我自己的,是*党**和政府为我工作配备的,我们没有资格动,知道吗?”
陈仁农什么道理都懂,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低着头一声不吭,不时用眼神向伯父求助。
陈父看不下去,就对陈毅说:“是我叫他那样的,要错是我错了。”
陈毅自然不忍心让老人心里不舒服,就放缓了语调,和颜悦色地说:“公车不能私用,如果公私不分,那我们跟蒋介石有什么区别?”
“再说了,儿子不是不让你们出去,而是人生地疏,你们出去要惊动很多人,给大家添麻烦。”
见儿子这样说,陈父也表示理解。
看时机成熟,陈毅宣布了自己的“约法三章”:一、不经批准,不能动用公车;二、不可以打着我陈毅的旗号办事;三、尽量少外出。

陈父虽然理解儿子的决定,但是老憋在家里实在是不习惯,在上海又待了两个多月之后,老两口还是不顾儿子、儿媳的阻拦,回到四川老家。
1954年,陈毅任职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工作地到了北京,国家的一切也基本就绪了,他的工作也基本理顺。很自然,陈毅把父母接到了北京,在这里住了三年。
虽然还是没有时间陪伴老人,毕竟见面的时候多了,心里踏实了许多。
1958年,陈毅担任了外交部长,频繁出国,不是南亚,就是亚非拉。这一来,陈毅在家的机会少了。二老一商量,再次回到了四川。

临分别的时候,陈毅依依不舍,反复叮嘱二老注意身体。此外,他还交代送行的同志,把父母送回去之后要低调,勿惊扰当地的领导,不能让政府为老人另外安排住处。
工作人员不敢抗命,在成都的一个小巷为二位老人租了两间面积不大的平房。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惊动当地政府,除了几位至亲,没有人知道这里住的是开国元帅陈毅的父母。
1962年5月,陈毅再次收到来自家乡的电报,说母亲病重。直觉告诉他,母亲这次是真的病了。
陈毅归心似箭,回到家中,推门进去,看到母亲和护士神色慌张,好像藏起了什么东西。
“娘,您刚才藏了什么东西?”
“看你说的,对我儿子还有什么可藏的?”老人家说。

看到母亲不承认,陈毅便转身问护士。护士自然不敢隐瞒,就说出实情。原来,陈毅的母亲已经瘫痪在床,藏起来的,是老人尿湿的裤子。
老人之所以要藏起,是怕儿子看到后难过。陈毅听后,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身体,想着母亲抚爱自己的往事,泪水再也无法控制,当着护士的面夺眶而出。
他哽咽着对母亲说道:
“娘,您将儿子含辛茹苦拉扯大,受了那么多的罪;如今卧病在床,儿子不能在您身边伺候,已经够难过了。现在儿子来了,理所应当让我来洗,这样我才会好受些,为啥要藏呢?”
说着,陈毅拿着母亲的裤子到了院里,弯腰洗涤起来。
夫人张茜一见,赶忙上前抢夺,陈毅执意不让:“不行,必须要我来洗。”

陈毅打仗有一套,当外长也很胜任,洗衣服这类家务事也不生疏,不一会就洗得干干净净,晾晒起来。
这时候,陈毅才觉得心里畅快了一些,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内心的愧疚吧。
谁知道,这竟然是他最后一次为母亲洗裤子。

因为公务在身,陈毅不能久留,只待了几日便启程回京。
分别的时候,母亲的目光充满留恋,陈毅心里也充满酸楚,他依依不舍地说:“娘,安心康复,儿很快还会来看您的。”迈着沉重的步伐,带着无尽的遗憾,陈毅启程了。
谁知道,这一走,竟然是永别。
1963年春,正在北京的陈毅收到一封电报,电报是大哥孟熙发来的,内容只有一个,母亲不幸去世!看到电报,陈毅如遭晴天霹雳,泪水夺眶而出。他好想回到家乡,在母亲灵前守孝,可是出访行程已经定下,无法更改。
陈毅只好强忍悲痛,跟大哥写信一封,说明情况,让亲人谅解。
母亲离世仅仅八年后,陈毅元帅也猝然离世。
陈老总废寝忘食地工作,忽略了自己的健康,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结肠癌晚期。

陈老总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几年...把身体搞垮了...没...没法工作了”。
这就是一个*产党共**人,心中始终装着*党**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