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老兵回忆:1965年,我11师再次对印自卫反击

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为支援巴基斯坦的反侵略战争,陆军11师在*藏西**亚东中印边境实施战略佯动,部队进驻乃堆拉山口等边防要点,再次对印军进行了自卫反击,迫使印军拆除了大量据点后撤,有力配合了战略目标的实现,这是张老随所在连队参与行动的片段回忆。

作者:张明孟

1962年10月,我们新兵分到31团参加了对印自卫反击战,当时因3营还在藏北剿匪,就把我们分到了1、2营参战。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日喀则,这时3营也回来了。因3营没有新兵,团里就决定把1营1连,2营4连的62年新兵一个不留,全部调3营,我到3营就被分到当时的机炮连(重机枪连与炮兵连的合称),64年机炮连分开,我在机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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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上半年,我们陆军第11师31团在全军开展大比武的活动中表现优秀。以实战化的要求锤炼部队,个个生龙活虎,跃跃欲试。8月份连长就给大家说,我们的训练不是作来看的,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夜三次紧急集合越野长跑,对*器武**的所有技术知识都要求能背,闭着眼睛都能拆装,各个兵种的要求标准最低都要达标,都争最好的成绩,射击,投弹,刺杀,*破爆**,土工作业等五大技术样样精通,以及战场口令传递,各种号音识别,翻越各种障碍,敌我信号识别,夜间战场口令的应用等等。连长陈捷卿(外号:老广)是朝鲜战场的功臣,他常给战士们讲如何在实战中灵活应用技战术,个个练得铮铮铁骨,像小老虎一样嗷嗷直叫。

按照部队的常规和服役年限规定(三年义务),我们已满三年了,应该退伍了。连长说:老兵们要树立长期建军,长期建藏的观点,不要想到要退伍了就不安心部队,你们要服从祖国的需要,把个人利益放在服从祖国利益的基础之上。我们心知肚明已经走不了了。那时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到位,人人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互相谈心成风。暗中想走的老兵都自动放弃打算,写了超期服役申请书。我也是这样做的。

那年9月,部队接到命令:要支持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人民的斗争,我外交部照会印度大使馆发出最严重警告,限三天之内撤出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据点和工事,如不撤出将给予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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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我们奉命开赴亚东仁青岗待命,次日向乃堆拉山口进发,部队上到嘎觉寺附近的半山坡停下,晚上在那里露天宿营,那是一片低矮的权木坡地。两人一联。把方块雨布一块遮天,一块铺地,两人半靠不躺地等着天亮。也根本睡不着,半夜里天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顺着坡往下倾泻,雨布也不起作用了。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每个人的身上都是湿的。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和装备,在连长的望远镜里看到了那远远的乃堆拉山口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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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匆忙吃了几颗*用军**饼干,就向乃堆拉山口出发了。路,开始还有点土石铺的大路,往山口走越走越难,到山脚下就没路可走了。我们连的目标是左边山口。一路怪石鳞立间还穿插着像小杜鹃那样的灌木,根本就没路可走。只好一个拉着一个向山上爬去。带头的连长向后传口令:向后传,注意安全。……向后传,隐蔽好!传到最后成了“向后传,有病号”,闹了笑话。

那段看起不远的路却走了十几个小时都还没到。天又黑了,上级命令我们:12点以前一定要到达山口上的目的地,12点准时打响,以3发红色信号弹为令!各级指挥员把时间统一对好,先是炮火延伸,接着重机枪火力压制。

我们到机枪连装备的是仿苏郭留诺夫重机枪,这次是机枪连取消骡马后首次执行作战任务。笨重的枪体净重近百斤,配备8至10个*药弹**箱,每箱装弹250发,每箱重量25斤。枪和弹都得人来身背肩扛。在漆黑不见五指的那个夜里,不知摔了多少跤,不知擦破了多少皮才艰难地准时到达指定的位置。

约11点50分到了山口,找好阵地架好机枪,装好*药弹**静静地等着红色信号弹升起。这时我们3营营长张全在我们身后不远处静静的看着手表和天空,连长陈捷卿也在我们身边看着营长的命令。这时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如长夜,张全营长看了看他的夜光表,已12点过3分了还无动静,他自言自语:不是12点准时打吗?于是他命令:打!

我们二排五班的机枪射手唐运榜的机枪咯,咯咯,咯,咯咯,咯地怒吼起来了。打了100多发*弹子**后营长命令停下,敌方无动静,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枪声停下又立即转移阵地越界深入敌方约100多米在阵地等待。这时上级的通讯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张营长,赶快停火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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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援巴行动前,乃堆拉山口是印军控制到的,他们在我方修筑有据点和工事。我们上去之前(3天内)他们就撤出了。所以印军没有还击。我们的机枪阵地,离他们的据点可能有300多近400米,用重机枪压制最有效。

这时张全营长就指挥部队撤出阵地,退到我方一侧待命:炮兵要打照明弹挂在空中,新华社记者要拍照,我们就做好战斗准备。天亮了才看见敌方已经按中国要求撤出了。收回了被印军占领了的那些领土,建了我们自己的哨所。

接着后面把帐篷运上来了,我们天天守那个哨所,在40倍的望远镜里把锡金首都甘托克看得清清楚楚。白天印军的一举一动都随时向亚东指挥所报告。

在我们值守那段时间里,因已经恢复正常了,他们也到边境线他们一侧的一块平坝来,坝子约一个篮球场大,边界有块尼赫鲁题字的碑,碑文我们不认识。印度人喜欢跳舞,每两三天就有他们后方来的女人陪他们跳舞,配的音乐都是印度音乐。

我方的总政文工团和军区文工团也来为我们慰问演出。那些演员上山口来是非常吃力的,部队要去帮他们拿道具背东西,还有氧气袋,隔几十米打个桩搭着长纯索,那些演员攀着纯索才能上到山口来,演完一个节目都要吸氧,走的时候还要把他(她)们送下去。

山口上吃的水都是雪水,烧的柴禾是从山下背上来。因原来我方没有驻过部队,所以什么都没有。仁青岗只有一个边防民警队,他们不执行作战任务的。

解放军老兵回忆:1965年,我11师再次对印自卫反击

话又说到营长张全,在那儿指挥开了枪后就被亚东指挥所扣留了,开始还说要逮捕他,以军*论法**处,后军区将情况报告到中央军委,周恩来总理说:这样的干部是好干部嘛。责任不在他,而在当时他确实因为没接到不打的通知。

当时的通讯确实太落后,太困难了。周总理的话使营长张全获得了自由。事后营长张全说:我打了那么多仗,打了小日本,打了阎锡山,打了胡宗南,打了马步芳,又打了印度兵,没有打过这么窝囊的仗。张全营长后升任团长,后又升任副师长等职,他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

约一个月后,我们撤出回到日喀则江孜驻地,仅两天后,东巨拉山口又紧张了,又立即开赴亚东东巨拉山口,那是后话了。

参加62年自卫反击战后的四年里,我在机枪连当过战士、文书,上士(给养员),喂过骡马,养过猪,当过炊事员等等。因心脏有杂音,不适合长期在高原。68年退伍回到四川,安置在成都市公安系统工作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