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雨绸缪大学梦
作者：龚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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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古都北京最疏朗明媚的季节：蓝天高远清淡，太阳艳爽迷人，那时北京远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的空气污染，于是平日若隐若现的西山的剪影，突然就清晰地拉近于眼前了。这是1977年的10月1日国庆节，我与几个近期先后从插队的内蒙兵团返城的要好女*伙伴性**，一身轻松地骑着自行车，疾驶在西郊的公路上。这时，距离我们共同下乡的日子——1969年的3月31日，已经过去了8个半年头。一个比抗日战争还要漫长的岁月，这其中酸甜苦辣的百种滋味、千般熬忍，也许只有长期下乡插过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才能够真正体味……而现在，无论或早还是已经迟晚，是容易还是艰难，大家用自己最灿烂的青春年华，在农村绕了一个大圈后，总算又返回北京，回到自己原先的生活轨道上，于是就想高兴一下子，就约好了在国庆节，远离开城市的*会集**和喧嚣，到香山看红叶去。
骑着自行车，追逐谈笑，风儿吹拂着黑发，衣服在身后鼓起一个大包。此时，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是近30岁却连恋爱还未曾谈过的“老姑娘”，却浑身充溢着轻松与欢愉。
突然，一辆公共汽车从我们身后疾驶而来。那时的公共汽车，长长的车身后还拉着一节拖车，车内塞满了乘客；那时的京郊公路也远没有现在的宽敞，连车道也不画。车子经过我身边时，突然尾部一摆，后轱辘就贴在了我身上。公路的右边是一大片低洼地，车子挤得我一个跟头，连车带人就栽到了公路下边。当我翻身从地上爬起来时，汽车已经渐行渐远，它臃肿的身躯摇摇摆摆地，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也不知道为什么，冲着那团渐远渐散的黄尘，我拧着脖子突然大喊了一声：“我还不想死呢！我还要考大学呢！”
在死神与一个人擦肩而过，并恶作剧地向她扮了一个鬼脸之际，她冲口而出的，也许正是这个人内心深处最渴求的愿望。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在我心中犹豫了许久的念头，瓜熟蒂落了：我决定报名参加将在这一年年底举行的全国大学招生考试！十几年了，这可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全国首届大学招考啊！我曾以为：大学之门已经永远地对我关上了！却不知晓，被我掐扼而死、想上大学读书的渴求，却从没有真正地冷却凝固过，它不过像岩浆一样只在地壳的深处吞吐翻滚，当地理气候条件合适时，就会冲天喷薄而出，击毁一切阻力……于是，我向伙伴们提议：组成一个复习小组，大家共同学习，互相协助，以便能够抓住这历史的列车在转型时，从你身边轰隆隆一闪而过的历史性机遇！
但是，没有人响应我的提议！这一代人，每个人都有过太多的困惑与艰难！好不容易返城了，已经步入中年的他们，又必须面对许多新的难题与选择：上大学？如果考上外地学校，那么毕业以后户口怎么办？好不容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拿到手的北京户口，难道让它像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不成？！就算自己不在意那一张纸，难道家中的老人也不在意；上大学？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难道再打4年光棍？！
现在谈好的对象等不及，又找了别人怎么办；上大学？正有孕在身的腹中胎儿怎么办，难道就打了不成？！那丈夫要是不同意，难道两人因此就离婚；上大学？！身上还背着“黑五类”的黑锅，明摆着“政审”①通不过，那不是自取其辱、自伤己心吗；上大学？！除了一手的老茧、满身的风霜，脑子里早已空空如也，不要说知识文化早在10年前就已还给了学校和老师，就是没忘，自己本也不过只有高小、初中的学历，短短几个月的复习时间，怎么可能去参加全国的大学考试……
直到现在，十几、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也从未敢在同辈人面前自傲过我当时头脑的冷静、选择的正确，以及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大学学历！因为我太理解他们了，太了解在当时那种处境下他们选择的不易了。我自小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我深知当时在校时，我身边曾经有过多少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百分之百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那样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态呢？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的消息，父亲早就告诉了我，并多次动员我再试试，我却保持着沉默。我心里害怕。不是害怕学习和考试，而是害怕历史的重复；害怕被时代和政治的需要，再一次戏弄于股掌之间；害怕自己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再一次遭受重创，那样，那隐痛也许一辈子都再也不可能医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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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9年3月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5连的。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是规模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时，以国家所有制形式，吸收容纳了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的全国5大生产建设兵团之一。像我们连，全连400余人，当时除有几名现役军人和原劳改农场留场干部外，还有20几个原籍河北农村的*员复**兵，剩下的就全都是知识青年了。这是内蒙高原上一片丰饶的土地，15团位于巴彦淖尔盟的五原县一带，是所谓"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后套地区。可是由于不懂生产和瞎指挥，不到一年，团里不但没有做到屯垦戍边、自给有余，反而把原农场殷实的老底子也给糟蹋光了。
内蒙兵团最大的特点是严格的半军事化管理制度，并且现役军人一直配备到连队，从基层连队开始，就由现役军人直接领导，对知识青年实行组织性、纪律性，整齐划一的正规部队的严格管理，个人没有一点自由。这不但在形式上，也包括在意识形态上的严厉控制，比如我们连就规定：不许看除“毛选”以外的任何书籍。
3年以后有了首次探亲假，情况有了些许变化，尤其是管理比较松懈的连队。不少知青这时也开始考虑今后的出路问题，思想苦闷起来，便从家里背了书回来看。我当时在团篮球队打球，社交面扩大了，也与人换了书来读。第一本看的是前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中短篇小说集《鼓手的秘密信号》。我从小喜欢读书，上小学二年级时就开始读长篇小说，而且书目很杂。这本书从前在学校时也读过，现在重读，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时知青们都睡炕，是大通铺。一间屋子一进门是条1米多宽的通道，通道两旁就是两盘大炕，从南墙一直通到北墙。睡炕一般人脑袋冲外，只有我独特，头冲着墙，主要就是为了晚上看书方便。
我在自己的墙头钉了两颗寸把来长的特大号铁钉，上面搁一小块玻璃片，制造出一个平台。在这个还没有女生巴掌心那么大小的极简陋的灯架上，可以放一个小玻璃瓶。我一般用蛤蜊油瓶子。蛤蜊油的油性比较大，是过去冬天常用的擦手油。这种只有半个小号墨水瓶那么大的瓶子，盖子却是金属的。我在上面用钉子砸一个眼，再穿一根用断了的鞋带，灌上点煤油，读书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
晚上，熄灯哨吹响后，劳累了一天的知青们很快就呼呼入睡了，我则爬起来倚着墙偷偷看书。书中精彩的世界我从前就很迷恋，现在再次铺展在眼前：学校、老师、同学，五彩斑斓的校园生活……已经久违远去了的一切，似乎又近在身旁，伸手可及……在这精神的王国里，我神游八极，骛通四方，尽享愉悦……常常一章读完，错眼再看身旁，一个个如春卷般的被窝、探出在被窝外的小黑脑袋，我竟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为何在此？等回过神来，知道刚才不过是书中的幻境，有时就掩卷闭目，回味反刍一番旧日美好的生活，有时则颓丧茫然，不知这如梦似真的逝日，可还再能复返？
另一本印象颇深的书，好像是《牛虻》或者是《三侠五义》，总之没头没尾、断章缺页、油渍斑斑。借我书者，是同一个连机务班的一名男知青，他告诉我说：那天全连都出工了，他轮休。他正读这本书时，连里领导趁营房无人，突然搞了个全连大搜查，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挨个儿翻铺盖卷，查抄除"毛选"以外的所有书籍。情急之中他无处躲无处藏，突然灵机一动，就把书胡乱卷了两下，塞进了机油箱。过后，等他再把那本书从油嘴里掏出来时，油还直往下滴答呢。擦呀，晾呀，晒呀，反正什么手段都用尽了，这本书也再没抢救过来，从此后每页纸都通体透明、油光泛黄。
把读书与今后前途、学业联系起来的契机，是在1971年露出一点端倪的。当时我们队正在五原县参加一场篮球赛，突然听说从北京来了大学的招生人员，就住在与我们同一处的兵团招待所里，但是兵团知青不许与他们随便往来。
远远望着这些来自家乡，但已经十分遥远、仿佛天地之隔的人的身影，心里突然就萌生出了一种渴望：我要读书，我想上大学！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专业或者一点特长，无论这个专业或者特长是什么都可以，只要它能往我已经像被虫蛀空了的脑袋里灌输一点知识，能帮助我摆脱掉以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去从事的无效劳动就好。
这愿望朦胧得细若游丝，这冲动强烈而又怯生生的。当时的口号是：“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生为兵团人，死为兵团鬼！”……上大学，好像天外之音，对我们这一群人，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那时候，我们已经对所有的知识都忘了个精光。记得有一次初夏锄地，快到收工时，大伙儿突然发现西边悬挂着两个圆球：一个当然是西坠的太阳，那另一个呢？难道是月亮？但"玉兔东升"，月亮也应当是东边升西边落啊？怎么会两个球同时出现在西方？一时间，大伙儿争论不休，但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时不知是谁，忽然又提出个问题：怎么“开根号”啊？开根号是初中的知识，我应该是做过无数习题的，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用锄头在地上乱画了半天，也想不起如何“开”最简单的“根号2”。后来又有人出了个据说是“美国考中学生的智力题”，给出了一堆数字，说是用最简单的四则运算，在5分钟内做出来，结果也没有人能做出来。
我后来一直记着这两道题，花了好多天时间，终于一点一点做出了题，并想起了开根号的算法。但这样的水平，我们怎么可能去上大学？！
这一年，我们连走了一个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的天津女知青，去上大学。他们兄妹俩都在我们连，是因为这个而照顾他俩能有一个回家的吧？连里还是挺仁义的。
第二次探亲假时，我就尽力搜罗了一大摞中学教科书背回来。我那时的想法还十分单纯和充满了罗曼蒂克，就是想学高尔基，在人世间这所社会大学里，靠自修完成学业。我顶着名是个高中毕业生，但“*革文**”开始那年我只上到高一，最起码，我要把高中学业完成，做到一个名副其实吧。
这时光有一盏煤油灯就不够用了，倚墙拥被而坐可以读闲书，却做不了习题。我需要有一个类似书房的小小空间，还想要有桌子和椅子。
当时的宿舍是以班为单位的，每个班住一间长约6米宽4米的大屋子。这大屋子是十几名知青除劳动以外日常生活的空间；每个人在这间屋子里所拥有的面积，就是她褥子底下所占据的地盘。我一般爱选择紧贴北墙的铺位。
塞外的冬天，北墙角常有丝丝蒙霜的冰凌花。我是个没火气的人，但北墙有三大“地利”之便：一是对北墙墙面的利用，我在北墙贴上了自购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每当读书看报遇到有地理问题时我便去查看地图，借以复习和巩固地理历史知识。由于地图连结着五大洲四大洋，喻示着关心国家大事，所以虽有些特殊却并不“犯禁”。二是北墙高处有个小窗户，窗台就被我利用了作书架，码放一些书笔纸稿等等。
由于我们是部队化管理，对内务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所有东西都是一览无余的：白床单、叠成豆腐块似的绿被子，除此不允许有任何一点多余的个人物品。于是我就在窗户上沿贴一张白纸（后来就挂上用撕开的口罩做成的白纱布“窗帘”），把这张纸像卷帘似的放下来遮住里面的一切，外面看起来就仍然是一堵白墙，无碍整体形象。三是炕沿、北墙，以及一个箱子侧面所构成的三壁环绕的“死角”。箱子是班上某位知青从城里带来的行李，每个班只许放一个，其余人的行李则都被堆放在统一的库房里。
箱子是用砖架高了的，两摞砖之间的空档，叠放着全班的洗脸盆（漱口杯统一放在南窗台上）；箱子上方的北墙，端端正正贴一张伟大领袖的画像，箱子上放着全班人的“红宝书”，还有全班人共用的一盏煤油灯；收工以后谁要写家信，也是站在这箱子前就着煤油灯光来写。这个半开放的小小角落，也就0.5平方米的面积，刚刚容得下我坐在里面。我的书桌，就是我面前半尺来宽、水泥抹面的炕沿；两只自制的小板凳，摞起来就是我的椅子，只是时刻要记着：别往后靠、别伸懒腰、也别左右晃动，否则极容易从那上面栽下来。我借班长身份向保管员多要了点煤油，于是苦心孤诣，终于营造出一个能向隅面壁苦读的“书房”了。
每晚，不管同屋的兵团战友们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忙乎折腾些什么：写信、补衣、聊天、唱歌、洗洗涮涮，甚至发歇斯底里，我都坐在这个小小角落里置若罔闻、雷打不动，或是埋头看书做笔记，或是趴在炕沿上做习题。我现在挺要命的颈椎炎、颈椎骨质增生，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有音乐节目的时候，我也打开那只探亲时，与教科书一齐带回来的5波段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买它，是因为那时北京电台在全国首次开办了一个英语教学节目，但每日数次的播出，我只能收听到晚上9点半最后的那一次。少得可怜的音乐节目一播出，屋子里便立刻安静下来。音乐是一种神奇的艺术，再不懂的人，也能假其给自己飘渺无着落的心灵带来些许片刻的慰藉。
冬天是读书的最好季节。兵团知青是不歇冬闲的，但每天的作息改为“早9午4”两顿饭，中间的时间劳动，两头空余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晚上，可以读书到深夜，因为第二天不必早起。很多很多个冬天的夜晚，我读书到深夜，准备睡觉时，到宿舍外边去刷牙，这时整个营区都裹在一片黑暗之中，万籁俱寂，只有我宿舍的窗户上闪出一点点昏黄的灯光。
屋外空气寒冷而又清新，仰望夜空，深邃而又高远的蓝宝石上，缀满了闪闪烁烁的星星……这样的时候，我常常感慨万千：有时，我感到了知识带给我的充实，我感到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甚至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或者如后来常说的那样，给我一个杠杆，我就上天入地，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心中似有万丈豪情；也有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彷徨和迷茫，不知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目的何在？又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个杠杆和机会到底有没有？又能带给我什么？……
就这样，我从初一的第一本代数书开始看起，从第一道习题开始做起，几年间，我用劳动完了的业余时间，看完了所有带回来的中学教科书，做完了一本又一本习题集；我复习完了初中曾经学习过的代数、平面几何，物理的基础力学、电学、光学和化学的无机化学部分；也复习和自学了高中的代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我甚至还自学了一部分大学的微积分，并捡起了英语……
1973年的夏天，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全国各大学公开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并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团这年共有30个名额，按1：4的比例推荐参加考试。我有幸被连队知青们推荐，成为这120人中的一员。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考得相当不错，听说是全团女生第一名。但这距离迈进大学之门仅仅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因为这后面紧接着还有政审、体检、劳动表现、连队*党**支部以及群众的评议意见……筛子一遍遍地过，据说当只刷剩40个人时，我仍然在名单之内……但后来形势就变了，张铁生的一份“白卷宣言”②，宣告了这次考试的无效。当“白卷”先生成为驰骋大学的英雄时，怎还会再有我等之辈的位置？从此我的情况便音讯杳无了。
在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几个月里，我夜夜做梦，都是徘徊在我报考的以清华大学为首的各个理工科大学的校门口；有时，则又好像被百般地推斥，几近那大门而终不得入内。正所谓“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终于有一天晚上，连队的有线大嗽叭里，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则新闻：今年全国招生工作已经胜利结束，××万从工农兵中招收的大学生，正昂首阔步，迈进了大学的校门……
当时我正一个人在连队的操场上，听到这则消息后，如遭雷劈，呆立着不能动弹，半天才反应过来。明白了残存的最后一点侥幸希望被彻底粉碎后，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但本能又告诉我：绝不能在这儿哭，绝不能被别人看见。于是我强忍住泪水，一口气跑到营区外干渠边的一片小树林里，这才放心大胆地任眼泪哗哗而下……
这天晚上我没有去参加连队的晚点名，一个人在树林里尽情尽性地哭，直哭得悲恸欲绝，伤心伤意，但又绝不发出一点声音。
等终于哭够了，我仔细擦干净眼泪，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回连队。大家都还在晚点名，我立刻打来盆热水洗了个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向人们解释：我是因为洗头时被肥皂水迷了一下，眼睛才红肿的。现在想想，一个人在极度哀伤、痛苦、绝望，几近不能自制之时，却又仍然这么地小心翼翼、工于心计，她的心理该是怎样地扭曲着啊！那又是一个多么残忍地剥夺了人性的时代啊！
而这件事情，最让我感到不能忍受，却又违心屈辱地接受下来的是：不久，连里交待下一个任务，要我在全连队讲用：自己是如何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扎根边疆、永不变心，正确对待上大学问题的……
这年暑假后，团部的学校要调我去做老师，我没犹豫就答应了，到团部学校做了名数学老师。理由很简单：留在连队，我明年虽仍很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而两次推荐，两次被刷下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但是，被人推荐、被人挑选，也就很有可能被再一次地刷下来，或者被人顶替！而我，已经尝够了这种被时代和政治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任意戏弄于股掌之间的滋味了。
后来，我从团部学校又到过师里的高中教师培训班，再后来回城进了工厂，虽然年年都仍然有竞争“工农兵学员”的机会，但我却再也没有报名参加过，正所谓“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而更主要的是，我通过自己的经历，在那个“学习无用论”肆虐于天下的时代，已经明白了：学习是我自己的事情！它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脱离农村和体力劳动的一种手段，它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那以后，自学贯穿了我的一生。从这个角度讲，我是应该感谢那段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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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之行，使我终于说出了内心深处仍然痴迷于能进大学深造的梦想，我下决心即使组织不起复习小组，也要一个人，以近30岁的年龄，再奋力拼搏一次。我想：考不上，那是自己水平不行，没什么可说的；如果能考上而不去试一试，与这也许是我一生最后一次的上大学机会失之交臂，那我会后悔一辈子，至死也不能原谅自己的！而如果仍然像1973年那样，能考上而又不录取我，那我今生今世将再不报考大学，再也不做上大学的梦了。老话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天意，是我命中注定没有上大学的命啊！
拿起数学书看了两三天后，我突然感到了不对劲儿。*革文**前我一直是想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理工科的，那是101中学许多学生的梦想，为祖国的导弹、航天等高科技事业做贡献。但是，年近30岁了啊，又是个女生，以这些年自学的基础，考上应该不成问题，但是考上了，以后能做出成绩吗？毕竟理工科是年轻人驰骋的天地啊！思虑再三，我放弃了，改报了文科。我想，我从小喜欢看书，读了不少小说，就学文学吧。
这年冬天，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考场内，环顾四周充满着自信目光的小弟小妹们，我心中忐忑不安：我有能力与那些小我10岁的应届高中生们试比高吗？10年了，全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准、应考水平到底有多高？我自己在这其中又处于哪一级的位置？心中真是一点底儿也没有。
每场考试下来，我的自我感觉还不错；与同工厂的学友们对答案，好像也是对多错少。但是发榜时，一切却几乎就是1973年那次高考失败的翻版。眼看着工厂里已经有十几人先后接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却音讯杳无。记得1973年以后的每次探亲假，当同车的旅客们听说我还是知青时，常常会闪着怜悯与怀疑的眼光说：“怎么还在农村，不是表现好的都已经推荐上大学或者招工提干走了吗？”每当这时，我都会低头沉默不语。生活早就教会了我，“成者为王败者寇”，社会永远只承认成功者，尤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历来是鲜有能抚尸恸哭那虽然失败然而却尽力奋斗过的牺牲者的。
但是这一次毕竟不同了，"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在这年年底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许多代表提出了扩大招生名额的议案，认为10年来积压了大批优秀人材，尤其是一些老高中生，文化基础好，又在基层锻炼过，只要稍加培养，四五年后就是一笔宝贵财富。他们建议北京各大专院校扩大招收一批走读生，这样投资不多，收益不小。他们还指出，在这次招生中，有“择幼录取”而不是“择优录取”的倾向，建议公开考分。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我有机会到区招生办去查看了自己的考分，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吓了一跳，在北京朝阳区的考分名单中，我竟然名列榜首，是个女状元！数学考了个满分：100分，单科成绩也平均90分。招生办的同志惋惜地讲：你就因为是个女的，年龄大，报的志愿还高，如果第一志愿没录取你，第二志愿还报个全国重点大学，人家早招满了，你当然就不行了。如果你的第三志愿报的是第一志愿，也许你早就被录取了……
我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心中懊恼得不行。上惯了好学校，从小养成的心高气盛的习惯，什么都想要追求那个最好的，就是在社会上混了十几年，也仍没能完全改造过来。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第三志愿是北京师范学院，都是中文系，我怎么就没学会在关键时刻，能“为5斗米折腰”，以委屈求万全，把志愿报得低一点呢？
招生办的同志好心地表示：可以帮我到我报考的第三志愿（那年一人只允许报三个志愿）去说说，看扩大招生时能否把我扩招进去。扩大招生，人数最多的是北京师范学院，共有两个班，但主要是招收老高二、高三的，认为他们的文化底子更扎实，而老高一的则没有这份优惠政策。
我几乎又跌落到绝望的谷底，一切似乎又都在重蹈覆辙！
但我这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条道不走到黑是不会甘心的。第二天，怀着微如豆火的希望，我又去了区招生办。没想到这次的回答竟然是：你报考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已经录取你了！
回工厂的路上，我的脚步轻飘飘的，心儿膨胀开来，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
当我终于坐到北京大学宽敞的阶梯教室里听老师们讲课的时候，心中真是感慨万千：我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正读高一，本来应该于1968年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然而当我1978年3月终于成为一名正式大学生时，比我应该进入大学的时间已经晚了整整10年。10年，这正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也是我9年前下乡的时间！
10年，整整10年的时间！在人生的旅途上划了一个大起大伏的波浪状曲线后，我又回到了原先生活的起点。而这是怎样的一个10年啊！它从我将满20岁到我将满30岁时。而这却正是一个青年血气方刚，精力旺盛，求知欲浓，事业有成的时间；是一个姑娘婷婷玉立，含苞欲放，瓜熟蒂落，婚嫁生育的时间；是一个人完成学业，初涉社会，求取经验，创家立业的时间。10年了，历史一瞬，人生一代，青春有无悔乎？！
①政审：即政治审查。主要是审查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以及个人政治上的表现。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表现再好，家庭出身不好，也是万事行不通的。
②张铁生及其“白卷宣言”：张铁生也是一名下乡知识青年，并于1973年被其插队所在地群众推荐，参加了这一年的全国大学招生考试。但在考场上他答不出试卷，又想上大学，于是便在空白试卷上大发感慨，说自己忙于战天斗地、参加生产劳动，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并大肆批判这种以考试录取大学生的方式。张铁生的这份“白卷宣言”后来被“*人帮四**”发现，如获至宝，并以此作为批判周恩来的*器武**。张铁生本人则于当年凭借这份“白卷宣言”上了大学，并一度成为“*人帮四**”手中的工具、风云全国的政治人物。
此文曾发表在:
《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
《我的1977》，2007年1月版，中国华侨出版社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