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都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卡大皇宫内藏有四十件磅礴大气的元青花瓷，这些绘着牡丹、麒麟、巨龙的“瓶瓶罐罐”之中还有不少被罗马或奥斯曼的金匠们包上黄金、嵌上珠宝，之后静静置于一角，回忆着往日帝国的荣耀。
据说，目前为止，在整个中国境内，已经发现的完整元青花瓷加起来都不如托普卡皇宫之内收藏的数量多、质量高。之所这些元明之际的青花瓷能够被奥斯曼帝国，甚至于同时期全欧洲的宫廷都视若拱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除了中国的景德镇之外，没有任何地区可以成批量烧制出如此精美的瓷器。
在那个时代，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为了使瓷器能够完好无损地从北京运到目的地——伊斯法罕、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甚至是更加遥远的威尼斯、马赛——他们就在瓷器内装满上三分之一的黄豆，之后再将凉水注入瓷器之中。等到豆芽发出蔓延缠绕住瓷器之后，再用草绳将一摞一摞的瓷器*绑捆**结实之后再装上堆满了干草的货车，由骆驼拉着，在苍凉的铜铃声中运往全世界。
君士坦丁堡托普卡皇宫中收藏的元青花瓷。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类似的情景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商队前进的方向正好相反，是由君士坦丁堡或大马士革、撒马尔罕出发，由驼队或是帆船一路风尘雨雪运到帝都长安或雄藩广州，在扒开干枯的豆苗之后，商人们拿出的不是洁白如雪的细瓷，而是流光溢彩的琉璃。
自古以来，中原就向西方大量进口琉璃制品，这是因为琉璃那种晶莹剔透的品质和华丽梦幻的视觉效果是珠玉之类的天然材料所不具备的。在充满了朝气和躁动的魏晋六朝，来自于世界另一头的琉璃就成了那个时代名士风流的象征，如西晋潘尼《琉璃碗赋》云：
“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
比潘尼要晚一个世代的周顗更是认为琉璃，具有贵族气质——美丽、率真、无用。《世说新语》载：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贵耳。’”
此时中国的匠人也逐渐地掌握了一些制作琉璃器皿的技术。比如葛仙翁在《抱朴子》中就记载：
“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
虽然精美的琉璃器具还是依靠着进口，但是“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却意味着技术壁垒已经被打破。唐代李亢在《独异志》中讲述了一个关于破产生丝商人王二狗，在财神爷的保佑下改行贩卖琉璃，成为长安首富王元宝的传说，这个故事也许能够证明，至少在大唐开元年间，中国人就可以大量生产普通的琉璃器具，以供应市场的需求。而且琉璃贸易的交易金额在当时也许是惊人的天文数字。
佛舍利瓶，大多是琉璃器。
最具有盛唐气象的琉璃器皿——白琉璃胡瓶。
手持胡瓶的侍女。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服化道堪称空前良心——元载使用胡瓶斟酒。
日本正仓院内有六件琉璃器具，其中的一件玻璃高足盘被很好的保存下来，并且在盛放着这个宝物的木柜上还有木牌签，一面书写着“纳玛瑙杯二口、白琉璃高杯一口、练金十一枚、水晶玉五枚、杂香六囊”，另一面写着“天平胜宝四年四月九日第一柜”的说明。由此可知这件“白琉璃高杯”应该是圣武上皇和高野帝父女在天平宝胜四年（757AD），东大寺举行大佛开眼时的供奉之物，一直被作为佛门法物保存。
正仓院藏品中更著名的是一件绀色琉璃杯，这只玻璃杯为钠钙玻璃杯，是波斯萨珊王朝玻璃器皿最具有代表性的做法——使用吹制法成型，再用热玻璃条缠器身做出环纹作为装饰。玻璃杯柄部还用白银打了底托。
毫无疑问，这些琉璃器具都曾经摆放在大唐长安城西市的奢侈品商店内，之后又经遣唐使之手带回了日本，引发了孤独的岛国之民对美丽新世界的幻想。
真正让琉璃器具对日本上流社会产生全方位影响的时代，则还要在等待上几代人的时间。彼时昭昭有唐早已如梦如烟的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取而代之的是繁花似锦的宋朝，而日本也进入了平安京时代。
正仓院藏唐琉璃盏。
绀琉璃高足杯。
刀鞘上嵌着琉璃珠的唐大刀。
大宋朝廷没有与日本建立正式的邦交，因为执掌平安京朝廷的藤原北家不希望再出现类似吉备真备、菅原道真这样强有力的遣唐使在学成归来之后成为天皇的左膀右臂，从而削弱藤原北家手中的权利。但是，以各种奢侈品为主的唐物又是平安京时代脆弱的“国营经济”中仅次于黄金的硬通货。所以，藤原北家就只能与赴宋日僧与赴日宋商打交道，从这些人手中获取包括琉璃器在内的各种唐物。在当时，宋朝的琉璃工匠已经可以烧制出一些精美、小巧的器具，类似掌不盈握的舍利瓶、净瓶、药壶等器皿。这些珍贵的“小玩意儿”兼具异域情调和传统儒家的风雅，所以就在日本上流社会大受欢迎。而这些“Made in Song”的琉璃器皿在日本的文献中大多写作“琉璃壶”。
因为平安朝君臣上下无一不以佞佛为是，故而作为七宝之一的绀色琉璃，也就是青金石色的琉璃器皿，自然也就成了佛事所需的圣物。在贵族社会的人情往来之间也常常以各种“琉璃壶”为馈赠之物。《源氏物语》“北山”之卷中就有北山僧都将圣德太子的遗爱——金刚子数珠和各种来自异国的药物装在绀琉璃壶中送给了光源氏——这是将光源氏当做药师琉璃光如来般的尊崇。按照书中的描述，此时光源氏不过是个高中生年纪的贵公子，而北山僧都已是修行多年的老人，但后者要如此的卖乖讨好，前者的富贵逼人可想而知。
不过当时的“唐物”虽然都是由宋朝的商船到太宰府，但是其中很多商品都是由宋商们从世界各地“淘”过来的。也就是说“唐物”中不乏非中国出产，而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商品。这其中就包括各种琉璃。
在平安王朝的各种物语文学中，作为奢侈品的琉璃器皿随处可见。
在当时有一种器型巨大的琉璃器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东罗马或波斯，这种琉璃器具被称之为“蕃琉璃”，现代的博物家们喜欢称之为伊斯兰玻璃。这是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以及周边地区从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制作的玻璃器具的统称。
本来中国的琉璃制作技术就是来自于萨珊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只不过古代的中国匠人没有学到将琉璃造得又大又厚的技术。因为制作这种既大且厚的琉璃器皿需要退火，也就是“徐冷”技术，才能保证成品不变形。所以和宋朝的琉璃器皿相比，同时期的蕃琉璃具有体积大、结实耐用的特点。而这些大型的蕃琉璃器具，很有可能在一开始被卖给大宋朝时，是另做他用的。
根据《宋史·大食国传》记载，大食国的贡使在雍熙元年，来华时，携带的货物就有“花锦、越诺、拣香、白龙脑、白沙糖、蔷薇水、琉璃器”。之后大食国豪商每次对宋贸易时，都有琉璃瓶的出现：
“淳化四年，大食舶主臣蒲希密······谨备蕃锦药物附以上献。臣希密凡进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宾铁七百斤，红丝吉贝一段，五色杂花蕃锦四段，白越诺二段，都爹一琉璃瓶，无名异一块，蔷薇水百瓶。”
“至道元年，其国舶主蒲押陀黎赍蒲希密表来献白龙脑一百两，腽肭脐五十对，龙盐一银合，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
“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阴，又遣归德将军陀罗离进瓶香、象牙、琥珀、无名异、绣丝、红丝、碧黄绵、细越诺、红驼毛、间金线璧衣、碧白琉璃酒器、蔷薇水、千年枣等。”
除了那套碧白琉璃酒器之外，这些琉璃瓶大多都是大食国商人在向宋朝运送眼药、白砂糖、千年枣（椰枣干）、蔷薇水（以玫瑰精油为主的香水）时，作为容器被带入中原的。而这些空瓶子在后来又被宋商当做奢侈品卖给了平安京中的贵族。
所以，当时的日本贵族对这些大型琉璃器皿在使用上也不同于小巧精致的宋朝琉璃，后者多是佛具，而前者则大多被当做餐具。比如《宇津保物语》“藏开”之卷中就有藤壶（贵宫）向殿上公卿们送上厚礼，其中就包括各种琉璃的餐具：大酒台般的玻璃瓮中盛满了米饭；几个装满了生鲜食品或鱼贝干货的大玻璃盏；玻璃大瓶中装满了酒······
文中的描述有一点很重要，那就“装满”，说明能够承受如此多的食物，这些琉璃器皿必然器型庞大厚重、材质结实耐用。所以这些食器都应该是产自波斯、罗马的蕃琉璃，也就是来自*大海于**的另一端、大陆的另一面。
不过，绝不能认为因为蕃琉璃是餐具或酒器，宋朝琉璃是佛具，就得出前者比后者得到了更广泛使用的论断。因为根据藤原道长的《御堂关白记》中的记载：在宽宏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道长的外孙敦成亲王百日庆上使用了“琉璃酒盏同瓶子”；长和四年四月七日，道长的外孙女祯子内亲王着袴时使用“琉璃壶、杯”······等记录可知，琉璃餐具、酒器只有在盛大的仪式上使用。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源氏物语》的最后几章，被视为王朝时代一曲挽歌的“宇治十帖·宿木”之卷中，就有着男主薰与女二宫在藤花宴上订婚，并使用了白琉璃杯与绀色琉璃酒瓶。“宿木”卷中的藤花宴是以村上帝天历三年（949AD）的藤花宴为蓝本。但是即使是在那一场皇家盛宴中，帝后公卿的案上也只有银餐具，而不见琉璃器皿。鉴于王朝时代所有的物语文学都有“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特点，所以可以肯定“宿木”卷中所描述的藤花宴肯定是比天历三年的那一次更加夸张和理想化。而将银器换成琉璃器，也可以说是紫式部将王朝时代优雅细腻的审美表现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