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全家福
1、萧军与周扬之间的一段“公案”
在毛*东泽**的一再挽留下，萧军决定留在延安。毛*东泽**让萧军收集一些能够反映延安文艺各方面情况的材料。萧军是一个直性子的人，典型的东北大*风汉**格，发现毛*东泽**如此看重自己，立刻什么都想通了、气也顺了，工作热情马上就来了。
回到家里，萧军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反映延安文艺各方面情况的材料陆续寄给了毛*东泽**，并写信向毛*东泽**借一本《毛*东泽**抗战言论集》。
萧军
可以说，毛*东泽**对萧军重视的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作家。8月2日，萧军接到了毛*东泽**的复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东泽**
八月二日[1]
毛*东泽**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指出了萧军的优点又指出了萧军的缺点，可谓推心置腹之言，表现了最亲切的同志之谊。尤其是读到“愿同你再谈一回”这一句，萧军更加深受感动，一个政*党**的领袖能有如此心胸，怎么不叫人感动呢？信的风格和语气也非常符合萧军的胃口，于是骄傲的萧军连夜给毛*东泽**写了一封信，询问会面的时间。
毛*东泽**在延安
毛*东泽**很快给萧军再回一信：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敬祝健康！
毛*东泽**
八月六日[2]
信中所提到的“报纸”是指延安的《解放日报》，这里面有一段“公案”，是萧军与周扬之间的“公案”，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周扬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于1941年6月17日、18日、19日分三次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引起“文抗”几位作家的不满，艾青、舒群、罗烽、白朗、萧军五个人坐下来对这篇文章开展了讨论，哪些话说得对，哪些话说得不对，大家各抒己见，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最后由萧军执笔，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也寄给了《解放日报》，但是《解放日报》不给刊登，给退了回来，萧军他们的不满由此变得更加强烈了，也因此小题大做的萧军想离开延安。
在第一次和毛*东泽**谈话的时候，萧军说起了这件事，说：“这太不公平了，太不民主了。”
毛*东泽**历来喜欢把事情拿出来公开辩论，于是，毛*东泽**让萧军把报纸和他写的文章都寄来看看。就这样，萧军在给毛*东泽**寄材料的同时也寄去了刊登周扬文章的那三张《解放日报》和自己写的文章。
三天之后，毛*东泽**有时间了，又给萧军写来一信，信非常简短，但是很亲切：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
此致
敬礼！
毛*东泽**
八月十日下午八时半[3]
当天晚上，萧军如约前往，自然又谈到了让萧军闹心的报纸的事情。毛*东泽**很不以为然，他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
经毛*东泽**提醒，萧军从牛角尖里钻了出来，豁然开朗，多日的不愉快一扫而光。后来萧军写的那篇文章果然发表在了《文艺月报》第8期上。
两次谈话让萧军发现，毛*东泽**对延安的文艺问题非常感兴趣，于是他乘兴对毛*东泽**说：“艾青、罗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到延安来一方面是投奔革命，另一方面既然来了也很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有这么多作家到延安来啦，我还不知道，哪天我去看看大家。”毛*东泽**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经过这几次的来往，萧军在毛*东泽**的开导下，逐渐把心中的郁闷都释放出去了，又开始在延安的文坛上活跃起来。
2、“文抗”的不速之客
蓝家坪与杨家岭隔延河相望，延安文化界抗敌协会就座落在蓝家坪的半山腰上。
8月11日傍晚。太阳刚刚落山，一缕缕炊烟从窑洞上方袅袅升起。伏案劳累一天的毛*东泽**出来散步，他想起了昨天萧军的话，脚步自然而然地从杨家岭的住所踱到了蓝家坪半山腰的文化界抗敌协会。半山坡上有三四排窑洞，住着三十四五位延安比较著名的作家。从第一排开始依次是马加、师田手、严辰、艾青韦荌夫妇、欧阳山草明夫妇、李又然、李雷、柳青；然后上一个缓坡，又有一排窑洞，依次是萧军夫妇、鲁藜、雷家、高阳；再下一个缓坡，又是一排窑洞，是黑丁、曾克、刘白羽的住所；中间是总务科和图书馆，从这里再上坡，住的是舒群、丁玲、罗烽、白朗、张仃、高长虹。
毛*东泽**历来喜欢与文人交往，今天他是来看望不远万里来到延安的各位作家的，践行昨天对萧军的承诺。毛*东泽**的突然造访使萧军有点措手不及，昨天自己的请求，想不到毛*东泽**今天就来兑现了。他先请毛*东泽**在自己的窑洞里坐下，自己马上跑出去通知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其他作家。因为昨天毛*东泽**并没有说定今天一定来，罗烽、舒群都没在家，其他在家的作家听说毛主席光临，都非常迅速地来到萧军的住处。
文人是很容易满足的，毛*东泽**和大家一番畅所欲言，每一个作家都特别兴奋，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毛*东泽**离开“文抗”时天已经黑下来了，萧军送毛*东泽**到山下才握手告别。勤务兵手拎提灯保护着毛*东泽**向住处走去，微弱的灯光在杨家岭的山道上忽明忽暗地闪烁着。
8月12日，一清早毛*东泽**让勤务兵又给萧军送来一信：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东泽**
八月十二日早[4]
这是从未有过的礼遇，被邀请的人看了信都非常兴奋。吃罢早饭，萧军带队，艾青、韦荌夫妇，罗烽、白朗夫妇，加上舒群，还有萧军的夫人王德芬，她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萧鸣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大家从蓝家坪出发，兴高采烈地一同奔向杨家岭毛*东泽**的住处。
毛*东泽**满面笑容，和每一位作家亲切握手，他那充满热情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面前的每一位作家，使大家感到毛*东泽**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招呼大家一一就座，这时大家才看到，*共中**中央组织部部长*云陈**，宣传部部长凯丰已经先期到达了，毛*东泽**一一向大家介绍。
大家在非常融洽、亲切的气氛里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的许多问题，并在毛*东泽**家*共中**进午餐。十几个人把毛*东泽**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毛*东泽**的窑洞里还从没开过如此规模的宴席，桌子上的餐具全是七拼八凑来的，有碗、有瓦罐、也有杯子，很多毛*东泽**没舍得吃的东西一股脑拿了出来，蒸腊肉、辣椒肉丝、炒鸡蛋……毛*东泽**指着桌上的一碗鱼说：“快吃鱼，这是从前方带回来的咸鱼。”那天，毛*东泽**还破例在中午请大家饮起酒来。历来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投机的话题又遇到了毛*东泽**这样的知己，谈话在乙醇的作用下变得更加热烈起来，大家没有了生疏和隔阂的感觉，忘情地交谈。
*云陈**对萧军说：“我们交个朋友吧。”
萧军激动地说：“好，这个星期我就去看你。”
……
自此以后，毛*东泽**、*云陈**、凯丰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等同志又分别找了文艺界许多同志谈话，征求意见，了解到文艺界存在的许多问题，可以说，毛*东泽**已经掌握了延安文艺界思想动态的第一手材料。
3、毛*东泽**劝萧军“入*党**、当官！”
自从毛*东泽**和作家们畅谈之后，萧军再次接受了毛*东泽**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一些资料给毛*东泽**寄去，并成为毛*东泽**客厅里的常客，常到毛*东泽**那里去面谈，为毛*东泽**思考当前的文艺问题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参考和思路。
1942年4月4日，毛*东泽**又给萧军一信：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
敬礼！
毛*东泽**
四月四日[5]
萧军收到信以后，当天下午又去会见毛*东泽**，两人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无所不谈，越说越兴奋，毛*东泽**忽然对萧军说：“萧军同志，你改行怎么样？”[6]
“改什么行？”
“入*党**、当官！”
“哦，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深夜，毛*东泽**劝慰萧军时动情地说：“从陈独秀那次右倾算起，我先后在*党**内受到过的处分大大小小达八次，有时我的意见正确，往往得不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心里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但我作为一名*党**员，意见保留，忍住委屈，组织决定仍然服从，在执行过程中再对同志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我认为，这种境况对革命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7]
萧军对毛*东泽**讲的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深受感动，回家以后连夜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同志之“爱”与“耐”》，这篇文章后来经过毛*东泽**亲自审阅和修改，刊登在1942年4月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
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东泽**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但是当他听说毛*东泽**要在近期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的时候，他打起了退堂鼓，他不打算参加这个会议。为什么呢？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秉性，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难免弄出一些不愉快。所以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说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东泽**为他向当地驻军359旅旅长*震王**同志要一张通行证。
通过这一阵子的交往，毛*东泽**也了解了萧军，洞悉了萧军内心的想法，于是在４月７日又耐心地给萧军复信一封：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会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东泽**
四月七日下午三时[8]
萧军应约前往。
萧军和毛*东泽**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位作家，晚饭萧军在毛*东泽**那里又喝了一点酒，又向毛*东泽**倾述了一肚子的苦水，最后才切入正题。
毛*东泽**所说“一个重要问题”，正是关于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毛*东泽**与萧军交换意见的次数比较多，谈得比较透彻，因此在座谈会即将召开之前，有些问题毛*东泽**还想征求一下萧军的意见。
然而，萧军依然在动摇之中。白天，萧军曾经和博古谈了一些部队的文艺问题，博古认为部队的一些人不喜欢作家写部队的黑暗面，经博古这样一说，萧军更感觉到情况的复杂，不想参加这个座谈会，但是毛*东泽**一再要求萧军参加，因此萧军想：不参加这个座谈会是不可能的了。
萧军和毛*东泽**商谈之后，最后终达成共识：最好先个别搞几次小规模的座谈，然后再召开一个总的座谈会。
毛*东泽**于4月13日再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敬礼！
毛*东泽**
四月十三日[9]
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虽然还没有定下来，但是延安的文人已经在纷纷议论这件事情了，萧军也已经感觉到会议日期的临近，于是萧军再给毛*东泽**写信，说就要动身去旅行，毛*东泽**只好再次写信留他：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１-１４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东泽**
四月二十七日早[10]
毛*东泽**知道萧军出门都是步行，为了急于和他进一步研究一些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具体问题，便派人用自己的马去“文抗”接他。
马，在延安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坐上的。这里面一方面表达了事情的紧急状况，一方面也表达了毛*东泽**对萧军的尊重。见面之后，毛*东泽**又是一番恳切地挽留，要他开完会再去旅行，话已至此，盛情难却，萧军决定留下来开会。
4、萧军又敲起了退堂鼓
果然不出萧军所料，萧军在座谈会上那些跑题的发言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愉快，在大会小会上他和*乔木胡**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其实这也正常，如果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取得一个一致的意见，为*党**制定文艺方针政策作出贡献，这很好。但是，萧军非常清楚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他向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别人不同的观点总爱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反驳，不讲究方式方法，容易伤人结怨，尤其和某些同志由于过去相互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成见和隔阂，不容易冷静、客观。而有些同志，也很可能在原来就存在积怨的情况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导致彼此再发生更大的误会、争执。
萧军想得比较多，因此为了避免再发生不愉快的事，在会议进入讨论环节的时候，萧军又向毛*东泽**提出立刻出去旅行的请求，不愿意继续开会了。
其实，毛*东泽**也希望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一边倒的声音也是不正常的，萧军以及萧军的一些朋友们毕竟也代表着一种声音，一种力量。所以，毛*东泽**又耐心地给萧军写了这样一封信：
萧军同志：
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罢。此复。
即致
敬礼！
毛*东泽**
五月五日[11]
很明显，毛*东泽**对萧军一而再、再而三的逃避已经有些不满意、有些不耐烦了。
萧军的妻子也劝萧军：“你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情达理了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萧军看了毛*东泽**的信，想想自己也确实是太任性了，太说不过去了，甚感惭愧，决心克服自己，耐心地开完会再去旅行。
我们已经看到，萧军对毛*东泽**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确是出了大力的，而且为毛*东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也因此有一些人一直认为是萧军的那句著名的提问：“*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对毛*东泽**召开文艺座谈会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就连自负的萧军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之后，萧军在日记里不无得意地这样写道：“下午一时半去杨家岭办公厅参加由毛*东泽**、凯丰等召集的文艺座谈会。这还是延安从未有过的举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12]
萧军与妻子王德芬
萧军的妻子王得芬在《萧军在延安》[13]一文里，也说是萧军的提议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1]*共中**中央文献研究室：《毛*东泽**书信选集》，2003年11月版158页。
[2]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1947毛*东泽**在延安》，*共中***党**史出版社2007年4月版191页。
[3]*共中**中央文献研究室：《毛*东泽**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319页。
[4]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1947毛*东泽**在延安》，*共中***党**史出版社2007年4月版191页。
[5]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1947毛*东泽**在延安》，*共中***党**史出版社2007年4月版224—225页。
[6]邓力群主编：《伟人毛*东泽**丛书——毛*东泽**人际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544页。
[7]邓力群主编：《伟人毛*东泽**丛书——毛*东泽**人际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545页。
[8]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版368页。
[9]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1947毛*东泽**在延安》，*共中***党**史出版社2007年4月版225页。
10]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版369页。
[11]邓力群主编：《伟人毛*东泽**——毛*东泽**人际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547页。
[12]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版373页。
[13]王德芬：《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