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明中叶以后，正德间对番货的“抽分”，私人贸易始获承认，重新在沿海地区活跃起来，隆庆开关一事，喻示着朝贡贸易逐步退出贸易舞台，私人贸易成为明朝与东南亚国家贸易往来的主流。

1511 年，满剌加亡于葡萄牙，打开了明朝在东南亚地区构建的华夷秩序的缺口，此后，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纷纷进入东南亚地区，干涉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事务，挑拨东南亚国家与明朝的朝贡关系，

东南亚诸多商业港口被纳入西方殖民者的势力范围。十六到十七世纪的明朝既面临朝贡贸易衰微，私人贸易兴盛带来的危机，又承受西方势力动摇华夷秩序带来的后果。

一、 明朝私人贸易兴起

1、隆庆开关

始自洪武年间的海禁政策历经近二百年未曾中断，一直都是明朝对外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未有实质性改变。然而，海上禁令政策的发展到龙庆时期迎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明朝和东南亚地区迎来了贸易大增长时期。“龙庆开关”是明代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民间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地位，玄德之后逐渐衰落的朝贡贸易在龙庆之后完全失去了发展动力。

私人贸易损害的患病率支流与东南亚的关系在明朝在东南亚国家,因为可以发送船明朝的贸易,因为明朝商人在线交易,也不需要处理复杂的程序和仪式致敬,因此不再疲惫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维持朝贡贸易，逐渐切断了与明朝朝贡的关系。

2、明廷的冷淡

“萧芬”和“龙庆开关”从经济层面上压缩了朝贡贸易的生存空间，明朝对与东南亚国家朝贡关系的淡漠，从政治层面上扼杀了东南亚国家的朝贡热情。明朝进入16世纪后，内忧外患严重，以后的皇帝更加注重海防和边防的建设，只关注国内，忽略了明朝在海外的影响，而对东南亚国家的“附属国”则不太关注。

明朝除了必要的政治交流外，还多次积极派遣使臣到东南亚国家，没有处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纠纷。对朝贡国是否按时进贡采取了顺从的态度，减少了对朝贡使节的待遇。东南亚朝贡国和朝贡国的数量大大减少，甚至多年没有朝代。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进入低潮。

晚明时期，对朝贡关系的淡漠和对朝贡使节的忽视，使得东南亚国家对朝贡贸易的兴趣降低。但随着 正德“分享”和龙庆“开放”的实施 ，民间贸易逐渐超越朝贡贸易，成为贸易的主流形式。

明朝维持“朝贡”关系的优势消失，东南亚国家放弃朝贡贸易，经济上转向私商。朝贡贸易是维系朝贡关系的粘合剂，但朝贡贸易的失败，意味着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关系必然淡漠。

二、“贡市分离”与私人贸易兴起

1、私人贸易的时紧时松

明世宗即位初，诏谕海外国家只有持有符信，即勘合，且在贡期之内的贡舶才允许入明贸易，私人海外贸易再次受到压制。不过，这一情况并未持续很久，七月，就有广东官员因佛朗机接济使臣衣粮，奏请恢复抽分事例，但朝廷并未完全采纳这一建议，仅下令“自今海外诸夷及期入贡者，抽分如例；

或不赍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依旧严禁对商舶进行抽分，并阻挡除非贡期贡舶以外的所有贸易活动。尽管明世宗时期对海外贸易的把持十分严格，但明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基于紧张的社会环境以及高额税银的吸引，曾向世宗发出“开海”的吁请。

当时外国商人多以财物贿赂沿海居民，从而得到进入广州从事贸易的机会，此举虽然风险极大，但却得以避开朝廷禁令，获得的利润极为巨大。海禁宽松时，他们领船引以正常商人的身份与外来番商交易；海禁严厉时，他们又为利所惑武装反抗朝廷的禁令，更有甚者长期居于海外并与倭寇混淆，共同为患东南海岸。

整个嘉靖年间，明朝对于海洋的掌控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寓通于禁，开禁无时，前期同意放宽禁令，后期立马又强化禁令的做法时常发生，但始终无法消灭民间贸易发展的强劲势头。

2、私人贸易蓬勃发展

隆庆开禁后，各地商人争相出海贩卖货物，番舶众多，水陆贸易熙攘的盛况。“万历以后，东南亚和欧洲各国商人于每年夏冬两季到广州参加在海珠岛举行的定期市贸易，每次为期数周，或长至数月。”

这种“交易会”多被西方人称为“市集”“货市”等，大量外国商船携带货物到广州贸易，给当地带来巨额经济利润，自然也带动了其他沿海地区的贸易活动，各地的贸易额都翻倍上涨。正德到隆庆年间为私人贸易起步阶段，嘉靖一朝曾多次重申海禁，私人贸易因政策的变动产生较大波动，有时甚至停滞不前。

但整体分析，正德、嘉靖年间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在曲折中发展。隆庆以后统治者并不执着于海禁，尤其是月港开禁，允许民船出洋贸易，更加颠覆了一直以来的海禁政策，像在一根牢固的锁链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后私人贸易发展势头迅猛，明前期“贡市合一”的局面已无法继续维持，“贡市分离”的趋向成为主流。

三、西方殖民者东来

1、西方已经踏上了征服世界的路程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东方还沉浸在自我满足之中，西方已经踏上了征服世界的路程，东方与西方融合与冲突的转轮开始慢慢转动。明朝首先对葡萄牙的行为表示谴责，而后敕谕暹罗以及满剌加周围国家能够发兵以全邻国之义。

但《明史》记载暹罗等国“乞无应者”，因暹罗早先已与葡萄牙建立友好关系，不可能帮助满剌加驱赶葡萄牙人，最终满剌加未能等到明朝与暹罗的救兵，未能摆脱灭亡的命运。十五世纪以来，随着马六甲海峡周围贸易量的上升，满剌加也随之成为商品贸易中心，商业地位十分突出，“实际上，在这里什么商品都可买到”。

葡萄牙人强势挤入这一地区，改变了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原有的贸易进程和贸易格局，东南亚国家与明朝间的商品贸易，由明朝运往满剌加以及满剌加以西的贸易都受制于葡萄牙，其在东南亚地区建立起庞大的贸易网络。

葡萄牙占领满剌加给明朝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即明朝在东南亚地区构建的华夷秩序出现溃裂口，以此为契机，东南亚国家纷纷脱离与明朝的朝贡关系，转求葡萄牙的庇佑。

2、私人贸易取代朝贡贸易

西方势力的干预或直接或间接地动摇了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政治上，葡、西、荷、英等西方国家相互争夺在东南亚地区的领主权，与东南亚国家不时爆发激烈冲突，企图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在东南亚地区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到处烧杀抢掠，破坏了该地区内部的秩序模式。

从外部给摇摇欲坠的华夷秩序以致命一击，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威望日趋下降，朝贡关系名存实亡。经济上，西方国家强硬地从明朝与东南亚的贸易中抢得一杯羹，虽促进了满剌加、马尼拉、北大年等商业中心的出现与繁荣，推动明朝与东南亚地区私人贸易的蓬勃发展。

但对朝贡贸易却是百害无一利。传统的朝贡贸易已不再是东南亚地区追求利润的最佳选择，其繁琐落后的礼仪形式也难以适应新的贸易形式变化，明朝逐渐沉溺于私人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放松对朝贡关系的维护与支持。

结语：

明朝后期，抽分制的实施，隆庆年间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原本夹缝中生存的互市贸易又重新活跃起来，成为东南亚国家与明贸易的主要形式，朝贡贸易附带的好处已然无法抵挡私人互市贸易产生的巨大经济利润。

一旦东南亚国家在朝贡贸易中获利减少，或其发现新的、更简捷的贸易渠道时，朝贡国就自然放弃了朝贡贸易这一路径，转而投身私人海上贸易。

参考文献：《明史》

《明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