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陆地敦刻尔克撤兵”
一九四七年冬，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冬季攻势后，东北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打击，被迫把几十万大军龟缩到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大城市，妄图凭借坚固工事，进行重点防御。
一九四八年三月以前，在四平以北长春、吉林广大地区内，国民*党**军只有第六十军、新编第七军两个军和吉林省一个保安旅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新七军驻守长春，第六十军和省保安旅驻守吉林。两个军虽各有三个师，而实则游杂部队和新兵占多数，战斗力薄弱。特别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解放军*攻围**吉林，第六十军和吉林省保安旅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军心士气，异常低落。吉林、长春相距二百四十华里，而吉长铁路、公路交通线又早被切断，两点孤悬，面临被各个消灭的危局。
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考虑到这种情势，呈准蒋介石，决定放弃吉林市，命令第六十军和吉林省保安旅向长春撤退，以便集中兵力，凭借长春坚固地堡工事进行顽抗。
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我被派再度兼任长春市市长（一九四六年曾任过长春市市长），由吉林市乘飞机到了长春市。那时吉、长两市景况异常萧索，人心惶惶不安。
三月八日中午，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乘飞机在长春市郊外大房身机场降落，我去迎候。他告诉我，八日晨他和“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同飞到吉林，对第六十军下达了命令，叫他们当夜向长春撤退，特来通知我急速准备第六十军的营房以及随军撤退人员的食宿。
第六十军决定当夜十一时开始撤离吉林市。据说为了“保密”，他们连省、市*党**部和政府各机关都没有给通知。可是，由于第六十军士兵都散住在吉林市内的民房里，他们准备逃跑的行动，很快就传遍了全市。因此，省、市政府，*党**部等机关一些中高级人员，吉林省会警察局的警察和一部分平日受*动反**宣传毒素熏染的学生、富户等，都在夜间匆匆忙忙地随军逃跑。第六十军所有的重*器武**都丢在吉林市。他们是沿着吉林市到长春市的公路线逃跑的，直到十一日中午才到达长春。有一部分人被解放军中途袭击截回去了。其中如国民*党**的吉林省教育厅厅长胡体乾，吉林省新闻处长叶显铣，吉林省田粮管理处副处长胡文续都被俘获。第六十军后卫部队和军需辎重车辆等也大部被截获。
南京国防部第二厅驻吉林军事情报组二九九组组长郭树人，当天晚上在中央银行吉林分行玩扑克，缺一个角，打电话去第六十军邀角，六十军接电话的人对他说：“还赌钱呢，我们要跑了！”郭树人这才慌忙回家收拾逃跑。他对老婆说：“深更半夜，又这么匆忙，只好我一个人先走，你们留下，以后再想办法，也许这一别，今生不能相见了！”可见当时逃窜是非常狼狈的。郭树人告诉我：“解放军接收吉林市以后，立即收容国民*党**军政人员家属，大人发粮食，小孩发饼干，并派人护送到长春市，家属们莫不衷心感激！”
三月九日上午，我开始筹备第六十军和省保安旅的食宿；同时，以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他们的消息。十日，新七军派出一个团沿吉长公路巡逻策应。到十一日中午才在二道河子市郊迎接到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吴至恭等人（吉林省主席梁华盛早在三月一日送我到长春后，就逃到沈阳去了），他们每个人都狼狈不堪。吉林省建设厅长于镇北对我说：“咱们差一点儿见不着面了。”因为他们沿途遇到人民地方武装部队的袭击，两天两夜，都在惊魂不定中慌忙逃窜，谁也不知道在下一分钟里是不是还能活着。这就是第六十军从吉林市慌忙逃跑到长春市的实况。当时南京中央通讯社把它比之为“陆地敦刻尔克撤兵”。在报纸上大事吹嘘了一通。
二 蒋介石的战略要求
三月十三日，解放军又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攻克了四平，全部歼灭了四平守军第七十一军彭锷师。这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只剩下锦州、沈阳、长春三个各个不能相顾的孤立据点，实际上都已成为瓮中之鳖了。可是，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还要做垂死挣扎。他派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同时兼吉林省政府主席，要郑坚守长春。郑洞国于三月十五日由沈阳飞到长春。三月二十五日在长春励志社大礼堂宣誓就职。他宣布说，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是“固守待援，相机出击”。当时，由第一兵团指挥的部队计有：李鸿的新编第七军三个师，曾泽生的第六十军三个师，吉林省保安旅何大刚部一个旅，第一兵团直属特务团，吉林省师管区的“志愿兵团”骑兵旅和由吉林逃来的警察编组的省警察总队等正规部队和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人，它们麇集在东大桥、二道河子、洪熙街，以迄宋家洼子长春市区卡哨线内外。在卡哨线内外的市民约有六十万人。
蒋介石的战略要求，是想尽可能地坚守住长春、沈阳、锦州三个据点，争取喘息和整训时间，以便相机出击，稳住东北战场的颓势，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不让它南下进关。所以，他命卫立煌“坐镇”沈阳，并派出东北“剿总”两位副总司令范汉杰、郑洞国分别坚守锦州、长春。
为了维系士气人心，当时散布一种幻想，说什么正在台湾训练大批美式装备的新军，几个月内即将开到东北来大举*攻反**，只要能守住半年左右，大局就能扭转。
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军占领长春后，在伪满的城防工事基础上，又在长春四郊构筑了许多坚固的钢筋水泥的碉堡和地下暗堡群，并用卡哨连成一线。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卫立煌曾飞到长春来视察，他亲自看了四郊的地堡工事，嘱咐郑洞国、曾泽生、李鸿还要全面地进行一次整修，并增加防御设施。这个工作都由郑洞国令交长春警备司令部和市政府负责办理。这件事表明他们决心在长春顽抗到底。
三 围城前的挣扎与活动
从三月初到五月二十四日解放军合围长春为止的五十几天内，长春的国民*党**守军和*党**政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挣扎与活动。主要的有：
（一）购囤军粮，清查余粮
蒋介石赋予郑洞国的任务是“固守待援，相机出击”。长春四郊的卡哨碉堡工事，我们认为相当坚固。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关键在粮食。只要军粮民食充足，就能固守待援。因此，郑洞国决定乘解放军还未合围以前，应以抢购军粮为最紧要的任务。除拨给东北流通券，由新七军、第六十军、保安旅自行采购以外，并令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分别代为抢购。估计在这五十几天里，购囤军粮约三百万斤左右。新七军原驻长春，一九四七年冬以来已积储了一些粮食，第六十军和吉林省保安旅则现购现吃。
长春市政府所属公教人员和警察约有七八千人。我在就任之初已考虑到这个问题，在三月四日就把南京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存在市内的一百万斤大豆买了下来，作为市属公教人员的粮食储备。
在四月中旬，还进行了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按当时统计的市内现住人口数和存粮数，市内存粮，最多只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后就没有粮吃了。
（二）组织“志愿兵团”
为了补充新七军和第六十军士兵缺额，东北“剿总”命令吉林师管区司令部征兵。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看到在市内继续抓兵，不仅很困难，而且还会出乱子。他想出一着“妙法”——组织所谓“志愿兵团”。那时从松北五省广大解放区，以及从吉林逃亡流落在长春的大批地主富农分子麇集在“难民收容所”里。他们经常捣乱滋事，而且救济粮食也难以为继。大家都同意李寓春这个办法，由他电复东北“剿总”请准组织六个志愿兵团，拨下粮款。这些地主富农分子和当地的地痞流氓，为了吃粮，都响应了李寓春的号召，参加了“志愿兵团”。李寓春令长春市政府也编组一个团。到四月中旬，居然编成了六个团，约七八千人。李寓春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志愿兵团”成立大会。郑洞国、李鸿和我都曾出席这个大会讲了话。听说以后这些兵员拨交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大多数都被剔除退了回来，因为大部分人的年龄和身体都不合格。
在编组“志愿兵团”的过程中，市府民政局的一个办事员徐某报名参加了。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又大事宣传一通，亲自给徐某家送匾，企图鼓励大家继续为*动反**统治卖命。
（三）编组所谓“防奸防谍”小组
当时长春是一个特务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在市区内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南京国防部保密局北满站，南京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史祚炎高参办事处），中统局长春站，宪兵特高组，市警察局等。这些特务组织的狗腿爪牙，本已遍布市区各个角落，监视钳制人民的言行。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军统特务头子安震东又接到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的通令，举行一次所谓“防奸防谍”宣传周的活动。妄图大举消灭革命的地下组织，*压镇**人民群众对*动反**统治的反抗。在报纸上出版了一个“防奸防谍”特刊，在街道上张贴了许多标语，并在中山公园举行了一次宣传动员大会。警备司令部还把国防部的命令通知各机关、学校、团体，要他们按科室为单位，编组“防奸防谍”小组，互相监督，联保连坐。
（四）组织各县游击，骚扰解放区
郑洞国就任吉林省政府主席以后，他就着手筹划恢复业已解放了的各县组织机构，企图以长春为根据，派出武装特务，骚扰解放区，要在解放区里“打游击”。由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按照他的意旨，拟定各县军政指导员办公处组织通则。规定对于已解放的永吉、九台、德惠、怀德、农安、盘石、桦甸、伊通、双阳等县，都派一个军政指导员。他的职责是组织*亡流**政府，联系各该县地主土匪武装，对解放区进行袭击和骚乱。在正规军出击时，配合行动。此外，还把榆树、舒兰、扶余等县划为吉北区，设一个吉北区军政指导员，派国民*党**省*党**部CC分子孟庆涛为指导员。这一挣扎活动，纯粹凭主观臆想，根本没有什么客观现实的可能性。
（五）组织特务学生
在三月初我刚到长春的时候，关内各大城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害迫**的学生运动业已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我对此感到焦虑，心想长春有一所长春大学，还有从吉林逃来的永吉大学、长白师范学院的学生，此外，还有十多所中学，学生人数近千人。如果在长春也展开反内战、反饥饿、反*害迫**的运动，那就很难维持秩序了。恰好，三月中旬智学礼到市府第一招待所来见我（智在一九四六年我第一次任市长时，曾充任过市府交际科长，后又担任过三青团吉林支团筹备处长春办事处主任），我很高兴地接见了他。这时，我才知道他现在长春大学念书。我问他在长春大学有多少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员以及校内革命组织与活动的情况，他说：“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约有二十多人，参加革命组织的人数也很少，大部分同学都是处于中立状态。”当时，我决定要他负责把这些*动反***党**、团员组织起来，与进步学生作斗争。把学生的活动限制在学校以内，不让他们像关内一样扩大到市面上来。智学礼对我说，他可以担负起这个任务来。我叫他把可以联系的*动反***党**、团员在下星期天约集到我住处来吃午饭，我当面跟他们谈谈，他答应了。在下一个星期天，他果然带来近二十名长春大学参加*动反***党**、团员的学生。在午饭前，我对他们讲话说：“目前局面艰困，需要大家团结起来，艰苦奋斗。”他们表示愿意听从我的指挥去努力。智学礼说明，根据学校的情况，目前第一步是夺取自治会的领导权；其次，是办一个刊物，针对地下革命组织出版的“红旗周报”，以中立姿态出现，而实质上拥护*动反**政府，反对*产党共**，这样可以稳住多数中立学生，不让他们跟着革命组织的号召行动。我同意他们的办法，叫智学礼拟出具体计划，经我批准，把他们以战时政治工作总队长春大学分队的名义，向市政府按月请领经费。这样，他们就在长春大学内展开了许多罪恶活动。除了由智学礼出面夺取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出版了一份油印刊物。在宣传和理论上与“红旗周报”作斗争，这样，就达到了我的目的——把学生运动局限在学校以内，没有发展到市面上来。在长春大学内，还有军统、中统所布置的特务学生，智学礼等也是多方面联系的。
解放军围城前夕，在一次吉林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吉林省教育厅长王焕彬提议组织一个“*运学**组”，以统一各学校内*动反**组织的领导。王焕彬提出这个议案以后，经郑洞国主持讨论决定，取消以前各种秘密组织，都归“*运学**组”统一领导。派王焕彬为*运学**组组长，省*党**部书记长岳希文，第一兵团政工处长王中兴为副组长，主持其事。会后，我就通知智学礼去见王焕彬、王中兴，叫他以后听从“*运学**组”的指挥工作，必要的经费仍由市政府拨补。“*运学**组”接管了以后，不久就大批逮捕了长春大学的革命学生。许多革命学生在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遭到非刑拷打和*杀屠**。七月以后，加上没有粮食，长春大学实际上陷于停顿。
（六）庆祝总统就职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南京就任总统。在长春举行了一次庆祝大会。新七军和第六十军联合举行了一次阅兵典礼。由长春警备司令部主持布置。把一些残缺不全的美式*器武**，搬运到街上走了一趟。军政首领们，自郑洞国以下都出席了。表面上强打精神，实际上都已色厉内荏，讲不出什么豪言壮语了。至于被迫去参加大会的民众，敢怒不敢言，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无声的反抗情绪。因此，大会在很短时间内就草草收场了。
（七）最后一次出击
为了鼓舞士气民心，并确保飞机场安全，郑洞国策划了一次出击。五月十九*他日**命新七军暂五十六师向长春北面约六十里的小合隆镇出击。当天晚上收复了小合隆。这次出击是长春战役中唯一的一次（由新七军抽出一个半师，由第六十军抽出一个师共同行动）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在*队军**方面是给自己打一次强心针。二十二日蒋介石派来的两个视察员（一个叫李鹤廷，一个叫肖××，是前几天才从南京飞来长春的，这两个人可以叫做自投罗网，因为他们飞到长春以后，就被围困在卡哨以内，直到十月解放时被活捉）到前线去视察。我也率领市警察大队一部分摩托车开到小合隆去抚慰收复地区的民众。长春县长邹树椿也去了。我在那里逗留了半日，对那些被强迫来的民众乱说一通什么“蒋总统非常关怀你们，不久要派大军来救援，就要大举*攻反**”等话。吃过午饭，我们就赶快溜了回来。以后，才知道这是解放军的诱敌之计，它把新七军一部主力诱到北面去以后，即以强大兵力，从东西南三面向长春合围，在二十四日一举解放了长春郊外大房身飞机场，新七军的一部主力匆匆从小合隆逃回。长春县长邹树椿逃跑不及，被解放军俘获。从此，长春守军不得不全部龟缩到卡哨以内。从五月二十四日起到十月十九日解放为止，长春没有再发生过什么较大的战斗。只有一次试探性的突*攻围**击和一些零星炮战。
四 杀民养军
（一）蒋介石的电令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解放军占领了大房身飞机场，从此形成四面合围的局面。嗣后，长春粮源断绝，粮食问题，日趋严重。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究竟应该怎么办，我去见郑洞国，请他考虑，决定大计。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后来，第六十军、新七军六个师长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诉说困守长春的艰苦情况，请求速派大军赴援。蒋介石那时在庐山，给各师长一个复电，说什么“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希望你们坚苦卓绝，支持到底”。同时，他给郑洞国一电，命令他长期固守，叫他把长春城里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
（二）战时粮管法令的制定和执行
郑洞国找我去，把蒋的两个电报给我看，问我怎么办才好？我说：“我不能办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接着我又说：“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啊！”郑洞国沉默良久，对我说：“命令中所说尽收民间物资粮食一项，决定不办，我负责电复总统，但对粮食还应有一个管理办法。”他当时指定我会同省府秘书长崔垂言和省政府参事兼第一兵团政工处处长王中兴拟定草案。以后，我们三人会商，由我执笔写出“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要点规定：准许人民留自吃粮食到九月底，剩余的粮食，应一半卖给政府作军粮，一半可以在市场自由买卖；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由保内缺粮吃的市民派代表参加工作，买卖粮食均应按照政府议定的价格，不许哄抬粮价；凡违反本办法的，从严惩处，得处以极刑。草案拟定后，我们拿到郑洞国那里去逐条念给他听。经郑核准后，由第一兵团司令部会同吉林省政府公布。这个暂行办法，就是当时通称的战时粮管法令，也就是执行蒋介石“杀民养军”政策的具体步骤。
在执行粮管法令中，我在所谓“治乱世用重典”“言出法随”的思想支配下，曾几次跑到市场去查访。有一次在南关市场查到好些不按规定粮价出卖粮食的，我即把查到的粮食按定价号召附近居民来排成队伍，规定每人买的数量，卖给他们，把钱交给粮主。其中有一个老人，有很少一点杂粮，也因超过定价，在被处分之列，那位老人向我请求，甚至跪下叩头，我都不允许。其次，在那个法令中规定：哄抬粮价，情节严重的，得处以极刑。有一次警察第三分局查获大东粮行三名商人，故意抬高粮价抢购，予以扣留，经查悉该行系代吉林省保安司令部买军粮的。省保安司令由郑洞国兼任，实际由副司令李寓春负责，这件事是李寓春与粮商勾结干的。我把案情报告给郑洞国，并陈述我的意见。我说：“在执行粮管法令初期，如果不抓住典型，杀一儆百，办法就不能贯彻执行。”郑洞国同意我的说法，批准将这三名商人枪毙。第三天，我就把这三个人执行了。实际上，在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的情况，一般市民已无存粮，能囤积大批粮食的仅是驻军的中上级带兵官和军需人员，以及和他们勾结的大粮商。对于这些人，郑洞国和我都有所顾忌，不敢招惹他们。因此，派出许多政工队员在各保搜索查挤余粮，其结果仅只骚扰了贫苦市民。
（三）所谓军粮筹购
一九四八年六月，根据东北“剿总”政务委员会的电令，裁撤吉林省粮政局，成立吉林省军粮筹购委员会。由郑洞国兼主任委员，曾泽生、李鸿、我和吉林省代理财政厅长侯景文兼副主任委员，由侯景文负实际责任。郑洞国并派长春市商会委员王元庆任委员兼主任秘书，秉承侯景文负日常事务之责。这个委员会也是执行“杀民养军”政策的一个主要机构。在那时外无粮源的情况下，所谓军粮筹购，实质上就是用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印刷的大额本票，搜劫卡哨内民间仅存的一些余粮来养活守军。初期，还由军粮筹购委员会买了粮食拨给*队军**；到七月后，买粮已很困难，索性就把大额本票发给各军自己去搜购。这个委员会变成转发中央银行本票的机构。七月以后，买不到粮食了，就逐渐开始直接到居民家里去搜索强抢了。特别是驻在警察第三分局管区内的第六十军暂编第五十二师的士兵，一见谁家冒烟，就去抢粮，搞得人民有一点粮食的，不敢举炊，怨气冲天，但敢怒而不敢言。
根据郑洞国的请求，自六月起，国民*党**空军派飞机从锦州向长春空投一些大米，接济军需。每天最多只有九架飞机来投，为数自是有限。又由于解放军高射炮的射击，飞机不敢低飞，在高空投下，很多落到了卡哨外边；投到市区以内的，经常发生砸毁民房，打死居民的*案惨**。守军各部队又常为抢粮而斗殴。总的说，空投粮食，不过杯水车薪，仅成点缀。在长春的守军，是完全靠“杀民”的政策来活命的。
（四）疏散人口
七月下旬，蒋介石又从庐山电令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市卡哨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郑洞国转令警备司令部和市政府执行。在各个卡哨上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和市政府各派正副哨长一人，盘查进出人口和物资。从八月一日起强制市内人民出卡，不准再从卡哨外进来，被驱逐出卡的饥民，家中仅有的一点度命粮食，都被国民*党**军、警、特务搜劫一空。
（五）“杀民养军”政策的结果
1.对人民的浩劫
七月以来，卡哨内外，已开始有饿殍出现。七月下旬以后，市内一般居民家中已无存粮，开始以豆饼酒糟充饥。八月以后，豆饼酒糟也越来越少，到九月中旬，酒糟豆饼等已经吃光。虽当中秋季节，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饥饿的人民，不得不纷纷抢搂树叶煮食，以资度命。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院子和周围，原系绿树成荫，那时每天常有许多瘦骨嶙峋的小孩子，三五成群，在该处围墙四周抢搂树叶，该处特务头子们居然认为“有碍观瞻”，责令哨兵吆喝驱逐，甚至举枪威胁，但也未能制止。在九月上旬，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案惨**。
从八月一日开始强迫疏散人口以后，市民因辗转饿死在卡哨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殍载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河子等卡哨内外，尸横遍野，*吟呻**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到十月十九日长春解放为止，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八万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
2.天文数字的粮价
一九四八年三月间，我曾建议“请中央运来黄金一万两，作为长春地区发行纸币的实物准备”，虽经郑洞国转电申请，但蒋介石迄不批准。因此，郑洞国从四月到十月，就以最高军事长官的职权，责令南京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大额本票，作为“购粮”和开支军政费用的手段，（在三、四月间曾由飞机运来票面为一万元一张的钞票，空投给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四月以后，粮价飞涨，这种钞票已不够用了）。大额本票最初每张票面价额是一百万元，以后递加为五百万、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以至一亿五千万元。高粱米从三月每斤东北流通券一千元，飞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每斤二亿五千万元至三亿元。这也是中外历史上未有的纪录。总之，从三月到十月的八个月中，国民*党**在长春的军政人员、特务、警察近十万人，除了直接向人民洗劫以外，就是这样用一堆废纸搜掠了卡哨内外约六十万人民的粮食和财物。
3.军事头目大发横财
由于滥发大额本票，长春的物价比关内国民*党**统治区更高十百倍以至千倍。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头目纷纷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亿、千亿地汇出款项。这百亿、千亿的钱，在长春只值几斤或几十斤高粱米，而汇到内地就可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因此，他们利用长春人民的血和泪大发横财。据我所知，在这次战役中，新七军三个师囤存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第六十军则比较困难，到十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至于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官员，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还是过着大米白面、鱼肉荤腥、灯红酒绿、饱食终日的糜烂生活。
（六）疯狂的逮捕和*杀屠**
1.逮捕*杀屠**的机构
困守在长春的国民*党**守军和省、市*党**部、政府，为了做垂死的挣扎，对于卡哨内的革命地下工作人员和人民进行了疯狂的逮捕和*杀屠**。为了统一执行逮捕*杀屠**的步骤，于四月中旬，组织成立了“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简称特秘处），参加这个会报的有国民*党**中统局长春区区长张思明，军统局北满站站长项迺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长春市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第一兵团司令部军法处长邵惠林，吉林省政府参事兼第一兵团政工处处长王中兴，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岳希文，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站长史祚炎等。由王中兴任主任秘书，李友濂任秘书，下分五组：①调查组，由中统特务张伯樵兼任组长；②行动组，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特务陈寿岚兼任组长；③审讯组，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侦察组长陈牧兼任组长；④管训组，由军统局北满站特务崔毓琛兼任组长；⑤总务组，由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特务张鸿业兼任组长。这是执行逮捕与*杀屠**的总机构。实际上，仍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为骨干。在四月以前，军统特务所逮捕的人，都解送到沈阳，由东北行辕第二处决定处理。四月以后，他们向军统局特务头子毛人凤请示，毛复电可就近请示最高军事长官后处决。由此，从四月到十月半年间，长春的特务就通过特秘处这个机构，逮捕*杀屠**了革命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青年学生、无辜人民共约二百余人。处死的手段，有一小部分是用日本*刀战**砍死或勒死的，大部分是活埋的。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清晨，第六十军起义后，在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张国卿的命令下，特务们把督察处看守所残留的“犯人”四十八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活埋了。其中有一些所谓普通刑事案犯，已在前一天准予保释的，也没有逃出魔掌，一并惨遭活埋了。
2.*杀屠**的疯狂与残酷之一斑
被围困在长春的国民*党**特务们，在那时已完全失去人性。他们感到难于逃出人民的法网，因而抱着一种“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理，红起双眼，对革命志士，进步学生，无辜人民，发泄兽性，滥施淫威。其疯狂与残酷，实难描绘。这里只举一个疯狂逮捕的例子：在长春大学大逮捕以前，已逮捕了几位学生和教授。长春大学有一个学生叫王恩孚，本着一腔义愤，跑到警备司令部去要求特务头子们接见他。他见了督察处督察长以后，慷慨质问：“为什么要逮捕我们的同学，为什么要逮捕我们的关教授？”当时督察处处长张国卿，穿一件便服，在一边看到这种义正词严的质问，不禁恼羞成怒，冷笑一声说：“这小子是干什么的？胆敢如此逞狂？叫‘*运学**组’查一查！”这样，三天以后，“*运学**组”的特务就捏造了一些情报，说王恩孚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打算就要逃到解放区去。张国卿下令当夜去“长大”把王逮捕了。在捕王的时候，另一个姓韩的学生，正在王的屋里串门，也不由分说，一起绑架而去。不久，张就下令把这两个学生一齐活埋了。临绑出之前，那位姓韩的学生向特务们大叫冤枉，说：“我什么活动也没参加过，你们逮捕王恩孚时，我在他屋里串门，怎么也把我逮捕来了呢？”执行的特务还哄骗他说“就放你了”，就这样将他们一同活埋了。（七）*动反**的训练与宣传
1.*动反**的训练
在挣扎困守期间，国民*党**守军曾开办了不少*动反**干部训练班，举其要者，有三、四月间开办的吉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吉林省保安干部训练班，新七军干部训练班，第一兵团干部训练班等。
在三、四月间开办的吉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主要目的，在于安插从吉林逃来的一批吉林省政府、吉林市政府、吉林省政治工作大队等机关的人员，由郑洞国兼班主任，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吉林省民政厅长尚传道，吉林省保安副司令李寓春兼副主任。由李寓春负实际责任，由省政府参事王中兴任教育长，驻在班内负日常训导事务之责。共收有学员四百余人。训练结业后，一半由李寓春派充吉林省保安旅的下级干部，一半由我派任长春政治工作大队队员。这些人成为困守中的基层骨干，直接骑在人民头上，无恶不作。五月间，新七军也在兴仁大路伪满满炭大楼旧址，开办过一期干部训练班，调训该军连排长级干部受训。由新七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任班主任，主旨在于提高士气，要这些下级干部加强对士兵的控制，妄图顽抗到底。
七至九月间，郑洞国又在励志社开办了两期兵团干部训练班，调训兵团直属机关和新七军、第六十军师长以下干部受训。主旨也在于继续灌输*动反**毒素，维系士气，加强团结，企图贯彻长期固守的军事方针。每期结业时，郑洞国都亲临主持讲话，并举行会餐。
所有上述训练班，我都曾出席讲话，上课。对吉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新七军干训班，我曾讲所谓“长春市战时施政方针”，对兵团干训班我曾讲“总体战概论”。
2.*动反**的宣传
在疯狂挣扎中，为了维系所谓士气、人心，更得进行*共反**、反苏的宣传与诬蔑，这个责任主要是由《中央日报》和《长春日报》担负。《中央日报》系由吉林省*党**部控制的，由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锡恩任发行人；《长春日报》则由我控制，该社社长金鸿润是由我委派的。
在四月间，我曾提出所谓“人人种地，日日练兵”的口号，亲到各区去召开会议加以宣传，目的在贯彻执行蒋介石指示的“固守待援”的军事方针。七月以后，我又把一个*亡流**在美国的反革命白俄分子葛拉诚科所写的《我选择自由》一书第一册，叫市府秘书处用打字机打出两份送《中央日报》和《长春日报》转载，目的在从对苏联的诬蔑造谣中，欺骗吓唬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妄想笼络住这个阶层的人，支持*动反**政府。
在七、八月间，我曾两次向第一兵团干训班讲述“总体战概论”，这篇演讲是根据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公布的大纲，加以阐发组成的。我讲了以后，由兵团政工处职员智学礼（也就是四月间受我指挥在长春大学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学生，这时由王中兴派在政工处工作）整理记录，经我删定后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各受训人员，我又叫市政府加印二千份，分发给市属人员。
（八）“瓮中之鳖”的最后归宿
1.六十军起义的片断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锦州解放，整个东北国民*党***队军**已面临覆灭的命运。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并说如再违令要以军法从事。郑洞国第二天接电后，当即在他的公馆召集兵团和新七军、第六十军高级干部开会，讨论突围计划。据以后听说：决定遵照蒋的电令于十七日清晨突围，在突围前，由新七军派一团兵力向长春北郊宋家洼子一带佯攻，迷惑解放军，掩护主力的突围。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没等开完会，就匆匆地走了。曾泽生决定起义以后，派人送一封信给郑洞国，这封信是曾泽生亲笔所写。在十七日清晨，我去郑公馆时郑洞国给我看过。是用一个长方形普通白道林纸的信封，一张白色带有绿线格的信纸，用自来水笔写的。原文已记不准确，信的大意说，蒋介石政治腐败，第六十军官兵不愿再为他卖命，突围是死路，我们要走活路，弃暗投明，希望你们也考虑大势，有所抉择。你们怎么办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不加干涉，但你们也不要干涉我们的行动。
十七日早六时左右，我到郑公馆去向郑洞国请示办法。这时，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已先在座，与郑洞国谈话刚结束，他二人就走了。我看到郑洞国面色苍白，眼皮微垂，显出一夜未睡、恐慌焦灼的样子。我说：“现在怎么办呢？”他说：“已打电报把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了，还未得复。”正说话间，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和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也来了。我们接着商谈如何应付当前局势。崔垂言建议，请郑洞国再与曾泽生通一次电话，探听曾对起义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能否同意我们派人去和他当面谈一下？郑洞国同意这一建议，叫副官接通了电话。曾泽生表示，可以接见，并说去者所坐的吉普车前要插一面黄色小旗，就可以通过第六十军防区各个岗哨。郑洞国当时就叫杨友梅、崔垂言和我三人代表他前去见曾泽生商谈。临走前，郑洞国对我说：“你此去要小心些，曾军长对你印象不好，因为有一个时期，你叫《中央日报》、《长春日报》宣传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并登载暂五十二师士兵抢粮的消息，曾军长很不满意，对我谈过。”我对郑说：“我小心就是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坐一辆小吉普车，车前插一面小黄旗，先到原中长路理事会大楼第六十军军部会见了第六十军的政工处张处长，由他陪同我们到志成银行曾泽生住处。曾泽生在会客室接待了我们。这次会晤，主要由崔垂言发了言，杨友梅作了一些补充，我没有说什么话，因为有行前那一幕，我有些心虚。崔说的大意，无非是请副司令官（曾泽生兼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念多年袍泽之谊，再考虑一下。曾泽生说话的语气很和缓，但是态度很坚定，表示没有转圜的余地。希望我们转致郑洞国考虑目前大势，有所抉择。我们大约谈了二十几分钟，就告辞了。曾泽生亲自送我们到大门口，一一握手道别。
2.放下*器武**以前的郑洞国
我们回到郑公馆，把会谈情形向他作了报告。郑听了以后，态度也很坚决。表示决心顽抗到底。他吩咐崔垂言和我派人去把省市政府的重要档案焚毁。这时，郑的参谋、副官等已开始在搬家，把行李文件等装车运往中央银行。
我回到市府第一招待所（就在郑公馆的隔壁），召集市府秘书长刘振钧、参事*德吴**馨、民政局长申惠文等商谈。我说：“我的主意是跟郑主席一同行动，唯他之命是听。在这种危急时刻，我不勉强大家跟我走，各人可以自己决定行动。”他们表示愿意跟我一同行动，决定一同搬到中央银行去住。我叫申惠文到市府去焚毁档案，申惠文去后不久来电话向我报告，说焚档案不慎，把市府三楼办公室烧着了。我立即赶去指挥警卫队把火扑灭。到下午才搬到中央银行。我和刘振钧等住在中央银行四楼，在郑洞国住室的对面。第一兵团的特务团住在一二两楼。
十七日晚，我和郑洞国一起吃饭，两人都默无一言，心情都很沉重。饭后，大约七点钟左右，郑洞国忽然接到曾泽生的电话，曾只是说一句“有人和你讲话”，接着有一位自称姓刘的对郑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器武**，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必作无益的牺牲。”郑说：“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器武**是做不到的。”说完话郑把听筒用劲往电话机上一搁，表示决绝。他那时还在等待蒋介石的指示。
十八日清晨，我到郑洞国的房里去问他有没有电报来。郑告诉我已接到回电，叫他率新七军从第六十军防地突围出去。并说，十八日上午要派飞机到长春轰炸掩护。郑说他已打电话叫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来商量了。不久，史说来了，郑洞国把蒋的电报给他看了。史说看完了以后，微笑着说：“现在下面已不肯打了，他们都说眼下只是几个高级负责人的问题了，军心涣散，无法突围。”郑洞国还力促史回去召集团长们商议，上午八时左右，果然听到飞机的声音，郑洞国派人到银行五楼屋顶去布置了联络信号，从飞机上又传达了催促突围的命令。不久，几架轰炸机，在南关一带盲目地投下几颗*弹炸**，我在银行五楼屋顶上看到，引起数处烟尘，不少民房被炸毁。
3.我被俘的经过
郑洞国于上午九时离开中央银行，亲到新七军各师去督促布置。我回到自己屋里，跟刘振钧、*德吴**馨等商量，一筹莫展。我给妻子拟了一个电报（就是遗嘱）说：“我们今生已不能再见，希望把儿女抚养成人。”我请银行毕经理代为发给沈阳中央银行，再请我的同学转给北平我的妻子韩晓玫。
上午十时左右，市政府民政局户政科科长林富来银行，要我到他们那儿去潜伏起来，以后再想办法。我决心还要等郑洞国回来和他一同行动。我叫刘振钧、*德吴**馨搬到他们那儿去，刘同意了，在中央银行的市府人员只剩下我和*德吴**馨两人。
上午十一时左右，吉林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李寓春和吉林省教育厅长王焕彬两人到银行来，看郑洞国不在，就到我们屋里来坐了一下。李寓春眼皮微肿，显得一夜没睡的样子，但还是很兴奋紧张。我问他们的情况，李说，昨晚他带几百人在宋家洼子突围，突不出去。因此现在来看看郑先生有什么主意。我告诉他们，郑还是想突围，他到新七军防地督促布置去了。他们听了以后，说：“突围不可能，还是另打主意吧！”就辞我而走了。
我等到下午二时，还不见郑回来。这时郝恩林给我送来一个纸条，上说：“在中央银行只有等着被俘，金鸿润（《长春日报》社长，住在郝的隔壁）家有一个亲戚，可以在解放军中弄到路条，你不妨来接洽一下。”我想不妨去看看，如果接洽不成，再回银行来。因此，我叫卫士赵成林和司机老郑送我到北安路，先到郝恩林家，问她情况，她介绍我到隔壁金家，会到金的亲戚孙某。孙答应可以替我找路条，嘱我等明后天能通行以后，跟他到二马路他的小五金行铺子里躲一两天，再相机进行。
下午三时，驻扎在市府大楼和它对面大楼（现在的市人民医院）的新七军暂五十六师向解放军接洽投诚，解放军接收了这两座大楼。我所在的金鸿润家，正好在这个大楼的对面，坐在屋子里，就可以看到解放军的门岗。这时切断了我回银行的路。
十九日夜，我住在金鸿润家（金鸿润本人于第六十军起义时被隔断，留在报社）。半夜十二时左右，听到中央银行附近一阵枪声，有步枪，也有机枪，由紧密而渐稀疏，不久就沉寂了。那时，我寻思可能是郑洞国突围出去了，心里懊悔，不该离开银行。我与孙某以前不认识，从与他谈话的情况，感到他虽是金的亲戚，但这人并不是可以信赖的，心中颇为不安。我盘算着想跟孙到二马路以后再设法逃走。
二十日解放军已进城全部接收了各机关，这天一早，孙就带我到二马路去，我穿了一件长袍，戴顶破礼帽，把帽檐压得低低的，使人看不清我的面孔，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到二马路，孙把我安置在他的铺子二楼一个阁楼上，从阁楼的窗口可以望见街上行人和解放军的岗哨。上午九时左右，有两位解放军战士提着卡宾枪到阁楼上来把我逮捕了。叫我跟着走到车站附近一个地堡里，见到一位解放军干部。我最初企图狡赖说是商人，这位干部很和蔼地说：“你不用隐瞒了，我们都认识你。”我见此情景，也就承认了。他写了一条子，叫两位战士把我解送到宋家洼子以北约十二里的一个屯子的师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