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01 西南联大的历史背景。
这是一所在历史上只存在了8年多时间的大学，却留在亿万中国人的记忆中。如今80多年过去了,提起“西南联合大学”,依旧令很多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所大学，又如何让人们记忆深刻呢？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紧急关头。
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时给北大、清华、南开发了一份公函：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但是不久，日本步步紧逼，占领上海、南京，长沙也朝夕不保，之后学校又迁到了云南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5月西南联大开课，“刚毅坚卓”成为校训，先后在这里任教的300多名教授，很多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
由于西南联大的教师们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汇集到一起的，很多有名的教授都在这里任教，如朱自清、闻一多、陈岱孙、金岳霖、沈从文、冯友兰、周培源、陈寅恪、吴宓、钱钟书……可以说，这个学校名师云集，这是前所未有的师资力量。
当时南迁是为了能有相对安静的校园环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倾巢之下岂有完卵？
梅贻琦曾感慨道：“本校之存在……与抗战相始终，而实将与国同休，永垂无极也。”
钱穆《国史大纲》序中写道，这本书是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写的，目的是唤起国民的自信心。
当时的西南联大虽然远在云南，依然没有躲过战争的洗礼，而在动荡的时局中，老师们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耐力。
02炮火中西南联大老师们
后来钱穆把艰难岁月中写成的《国史大纲》当做教材，给学生开课，听课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钱先生讲得慷慨激昂，要求学生艰苦奋斗，克服一切困难，积累知识和才能，听从祖国的召唤，为抗战努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书中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坚定地相信中国人是不会亡的，因为有一种文化的力量，有一种价值的信仰，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紧紧地拴住。
1938年9月28日中午，昆明第一次遭到日军空袭，当警报响起，师生们纷纷按照学校事前的规定，向城外西山上躲避，可当时的金岳霖正在潜心撰写他的专著，丝毫没被外面的嘈杂声所影响。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
不到两个小时，9架日机投下了103枚*弹炸**，轰炸的中心就是西南联大租用的昆华师范学校，三座教学楼两座中弹，经济系教授陈岱孙躲在后山上，看到了空袭的全过程，轰炸结束后回到学校，看到金岳霖站在楼门口，手里还拿着笔，这一次他的手稿幸运地留下来了。
但是并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到了再一次遭受到轰炸的时候，金岳霖带着装满手稿的公文包东奔西走，到山上便坐在包上，等着轰炸结束。
谁知轰炸时间太长，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站起来就走，稿子丢在了山上，等他记起来回去找，已经找不到了。整整70万字的手稿凝聚着金岳霖多年的心血就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时教师们住宿条件很差，因为经常昆明经常遭到日空军轰炸，临时的住所一再搬迁，后来金岳霖、陈岱孙、朱自清、李继侗、陈福田五个人曾住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宿舍里，每个人只有一张单人床和小书桌。
金岳霖经常沉浸于自己的写书中，遇到有空*警袭**报，经常无动于衷，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重新撰写在轰炸中丢失的文稿。
被轰炸后的校园
朱自清在《论轰炸》这样写道：
“轰炸是火的洗礼、血的洗礼，咱们的国家像涅槃的凤凰一般，已经从火里再生了。”
为了躲避空袭，教授们都疏散到郊区，费孝通一家在昆明东南的呈贡县城找了一个农家小院住下，他创立的社会学研究室也搬到小县城，条件极为艰苦，但是他和同事们走遍当地的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记录下了最真实的乡村中国。
费孝通在《云南三村》中写道：
“做田野调查时，不得不步行几十里山里，有时候几天翻山越岭。”
后来回忆起来这段历史，他反倒坦然，正因为那段日子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不分，走遍了很多山山水水，所以才有了更多的研究成果。
经常在轰炸的当日或次日，西南联大依然上课，教授们有的露宿一夜后继续讲课，课后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从来没有因轰炸而停止过上课。
师生们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昆明被轰炸得厉害了，就又去别的地方设立分校，就是如此颠沛流离，诺大的云南，甚至中国都没有一张安定的书桌，但是老师学生们反而在这种环境下更加坚定了信念。
西南联大学生们在上课
03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西南联大的师生历尽艰辛，始终办学不辍,在喧嚣中守着那份精神家园的安宁，这是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开创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最为辉煌的联合办学之先河。
西南联大的条件艰苦令今天的人无法想象，没有校舍，辗转租用，盖不成铁皮屋，就用茅草房代替。
当时学校把设计校舍的任务交给了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手里，夫妇二人精心设计的校舍几次被校长无奈地打回，原因不是不好，只是实在没钱买材料，连铁皮都买不起，最后只能用茅草搭屋顶。
学校的茅草屋校舍
当时学校的教授们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很多人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甚至还有的养猪来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还有的骑自己的马去上课。
但是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缺课，即使轰炸最密集的时期，学校也根据轰炸规律，调整上课时间，期望能避开轰炸高峰期。
就是在这样炮火连天的日子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靠着顽强的毅力和知识分子笃定的信念，较好地完成了教育和科研的双重任务。
从1938年学校开课到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8年间，这所学校共培养出毕业生3343名，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成为振兴国家和民族的中坚力量。
西南联大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学生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学生)，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
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
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平宋**、彭佩云、*汉斌王**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与此同时一部部有分量的著作在战火纷飞中写成：
华罗庚——《堆垒素数论》吴大猷——《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张青莲——《重水之研究》赵九章——《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楚辞校补》冯友兰——《新理学》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师生们真正了解了这片土地和人民，他们的意志得到磨砺，心灵受到震撼，思想得以升华，正像“刚毅坚卓”这四个字的校训一样，八年的时间里，他们经历轰炸、贫穷、居无定所等等磨难，但是从来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理想信念的渴望。
陈岱孙曾这样写道：
“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永不动摇的信念、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
国难当头之际，三校联合办学，也象征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终究等来了胜利的那一天。
80年后的今天，又是一个教师节，想起了这群老师们，由衷地敬佩，他们困境中坚持和努力使得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脉得以传承和发扬，向他们致敬！
参考资料：
纪录片《大后方》
纪录片《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