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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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研究生很晚，过了30岁才想起要有个硕士学位。一入校门，环顾身边，我发现同学大半都是90后了，再加上在异国他乡，感到很苦闷，急于想找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朋友。后来得益于一次聚会，我渐渐和一群博士后有了交往。交往得多了，就有了“十个博士后与一个硕士俱乐部”，我们总是在一起吃饭，爬山，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回忆。
这些朋友取得博士学位的国家各不相同，美国、韩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说起共同点倒是有一个，就是做研究的生活相当苦闷。很多人都在Facebook上关注了“Shit Academics Say ”的账号，它每天都要发布十几条“做研究生不如死”的帖子，点赞的动辄成千上万。我们聚在一起吃饭，他们常常要对我这个尚未憋完硕士论文的后来者忆苦思“甜”——可问题是，以务实的眼光看，博士后的生活根本还是“苦作舟”。
其中有位日本朋友，获得的是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认识很久后，我才知道他是研究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国的星象的。谈星星，并没有帮他多追到几个女生，反而博士念了7年才获准毕业。不是他偷懒。据他说，这在日本挺平常。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令科学家走到舞台前——可是很抱歉，正如诺贝尔博物馆馆长古斯塔夫·凯尔斯特兰德所说，获奖者是几百万分之一，何况比如像我朋友这样研究星星的，恐怕永远不会有自己在公众面前“闪亮”起来的机会。
进入新世纪，日本即使以平均每年一个获奖者的速度往诺贝尔奖名单上添砖加瓦，我们所能看到的“星光”，相较于整片人类未知的黑暗仍是些微的。但我们选择探讨这个话题，是想尝试探究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机制在起作用，使日本能够像工厂的流水线，持续稳定地吞噬黑暗，“制造”出诺奖得主。综合各种事实和多方观点后，我们发现答案不是在获奖的当下，甚至不在这二三十年间。
我承认，“十个博士后与一个硕士俱乐部”的谈话，可能超过50%是吐槽研究既没前途，又没钱途，这在美国、韩国、日本、加拿大，大体是一样——如果你认为有出息就是农妇、山泉、还要有点田的话。
尽管如此，有时写不完功课半夜刷Facebook，还是常看到那群朋友深夜发文，内容常常是学术期刊、会议的摘选，偶尔也逗逗宿舍区的流浪猫。
或许是巧合，朋友里有韩国人在加拿大取得博士的，中国人在德国取得博士的，瑞士人在美国取得博士的，英国人在法国取得博士的，却一直没有在中国取得博士的“新鲜血液”加入进来。有次我碰到一位，现在在中国的高校教书，偷闲来了国外做博士后。那天他刚从一间亚美尼亚教堂的图书馆回来，他正绞尽脑汁的，是怎么能从教堂“搞到点项目的钱”。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