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28 爱虎 时拾史事
一般来说，正史是在官方组织下安排人手、搜罗材料集中编纂而成的史书,是历朝历代的正统王朝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人物评判做出的权威说明。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是各朝各代维护自身统治、控制意识形态、记载过往事实的重要手段。但即使在这样严密的安排和监控下，“二十四史”还是存在着有趣的地方。
“私人VS官方”
正史的官方色彩很浓。不过，“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作品。由于司马迁撰史的背景、动机及其曾遭受过的待遇，在一段时期内，《史记》始终被《汉书》所压制。从写史条件来看，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参考、接触了许多非常珍贵的资料。加之司马迁和其父亲司马相如的任职关系，他们有机会看到宫廷内珍藏的秘密史料。
“前四史”，即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全部都是私人修史。
到了北宋的时候，文坛领袖欧阳修觉得《旧五代史》在内容和思想上质量不高，自己编了一部《新五代史》。这是北宋专门设置机构和官员来修史后唯一的一部私人史书。
“《史记》竟不全是司马迁写的？!”
无论你有没有读过“二十四史”，司马迁和《史记》的响亮名头一定是听说过的。不过，从著作权和作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说明，现在流通的《史记》版本，不全是司马迁的原本，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他人补写的。
在张晏对《史记》的注中，提到在司马迁去世后，《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兵书》、《三王世家》、《汉兴以来将相年表》等十篇全部遗失，只有目录没有具体的内容。这一说法历来被史家所采纳。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后人补写的。
此外，根据清代大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的考证，在《史记.匈奴传》中的内容里，记载了有关李陵和李广利带兵出征匈奴的事，以及之后李广利投降匈奴的事。不过，在年份上存在极大的错误，与《汉书》中的记载出入很大。《汉书》严格按照编年体记事，绝不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疏漏。甚至在《史记》中，还出现了一些司马迁去世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只能说明：这些内容是后人补入的。
在《武帝本纪》中，其内容就是全文照搬了《封禅书》的下半篇，把其中的“今上”全部改为“武帝”，结果还漏改了一处。
那位补写《史记》的，名叫褚少孙。在《史记》中，出现了几处“褚先生曰”的字样。但除此之外，仍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由褚少孙补写的。
“以史为鉴”
在历代君王里面，唐太宗李世民对“以史为鉴”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概述。在他继位后，安排以魏征为首的一批官员编纂《隋史》，又安排以房玄龄为首的另一班人马编纂《晋书》。
西晋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但其大一统极为短暂。内部出现了八王之乱，外部遭受到异族的入侵，陷入了南北朝的又一次分裂割据。其中的教训耐人寻味，既是史家研究的话题，也是引起统治者警惕和深思的命题。作为一个渴望开创盛世的英明君主而言，唐太宗当然要避免重蹈覆辙。
隋朝统一了南北朝的乱世，并且还开创了“开皇盛世”，但也很快陷入到农民起义的巨浪中。从隋朝统治者身上吸取教训，也是唐太宗的必修功课。
司马光《资治通鉴》行书残稿
到了北宋的时候，司马光再次将“以史为鉴”的精神发扬光大，编纂了《资治通鉴》，索性挑明：史书不单单是用来记录事情的，更关键地是要来吸取教训、进行借鉴。当然，《资治通鉴》并不在“二十四史”的范畴之中。
明清时期，由于大批官方正史和民间史学记叙、论述著作的诞生，学习历史，成为了皇子的必修课。张居正为了教导小万历，自己对《资治通鉴》进行整理、归纳、论述，搞出个《资治通鉴》“皇家专享版”。清朝时期的康熙帝、乾隆帝，都是精通经史子集的“学神型皇帝”。
不过，熟知治乱兴衰的教训，能否真的在遇到实际问题时活学活用，就不好说了。
“史书中的“私货””
史书毕竟是由史官及相关官员、人手来编纂的，有些地方，就夹带进了史官自己的“私货”。
司马迁、班固和沈约在编纂史书时，将自己的父亲记入了《自序》中，并未单独列传。萧子显本是南齐宗室的后代，为了表示愿意为新建立的梁朝效力，就参与了编纂南齐史书的工作。他为自己的父亲、南齐的豫章王萧嶷单独立传，将他父亲所受到的朝廷的褒奖、社会名流的称赞洋洋洒洒全部收录在内，全传共有七千多字，大大超出了同类列传的篇幅。当然，为了不这么明显，萧子显没有把自己放入列传中。
姚思廉的父亲姚察是陈朝的吏部尚书，《姚察传》有三千多字。作为儿子，能为父亲做传，这是一种荣幸。
“差点失去正史地位的史书”
北宋初年，以薛居正为首的官员们立刻着手编纂了记录五代历史的史书，称为《旧五代史》。《旧五代史》编纂的主要依据是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和其它材料。等到欧阳修私人编纂的《新五代史》正式流通发行后，就出现了新旧五代史并行的局面。
金章宗泰和七年的时候，下诏停止使用《旧五代史》，一律使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一度面临失传的危险。幸亏在明朝编纂《永乐大典》时，收录了《旧五代史》。清朝组织人力编纂《四库全书》，也根据《永乐大典》继续收录《旧五代史》。
将《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相互比较的话，《旧五代史》收录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内容丰富，史料详实，长于叙事，然而，正是因为选取的材料过多，导致有些地方真假不明、过于繁琐。《新五代史》长于议论，加之出自欧阳修之手，文笔更胜一筹。但是，在史料上却略显单薄，以致于后人在评论《新五代史》时，认为《新五代史》作为史书，却缺少了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史料。甚至有人尖锐地批评：欧阳修作为文学家尚可，编纂史书实在不怎么样。
“编史的“大体之争””
在史书中，谁是正统、谁是僭伪，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元朝统一中国后，开始着手整理编纂辽、宋、金三朝的史书。到底以哪朝作为正统？成为了众人争论的焦点。还有人认为，索性把三个朝代并在一起来写。
辽史存三十卷
这一争，就是几十年，结果元朝却已危机四伏，要到别人给自己做史书的地步了。元朝最终分别为宋朝、辽朝、金朝编了一部史书。其中《辽史》因为内容简洁、结构得当，博得了后世史家的称赞。
“史书中的“绝版史料””
史书本身不就是史料吗？怎么还弄出个“绝版史料”？
在《晋书》中，在一百卷之后，还专门有三十篇“载记”，记录了五胡十六国的历史。本来，有一本叫作《十六国春秋》的史书，是研究五胡十六国的第一手资料。然而，虽然《十六国春秋》的版本流传至今，但早就有史家提出质疑，认为流传下来的《十六国春秋》是伪本，是后人的伪作。
在《十六国春秋》真假难分的情况下，《晋书》中的三十篇“载记”就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信史。将现存的《十六国春秋》与“载记”进行对比，“载记”中的内容更为详实。
“史官的命运”
在“前四史”的作者中，司马迁遭受了宫刑；班固被诬蔑后在狱中死去；陈寿在蜀汉时因不肯屈服黄皓，处处不得意，到了西晋后，也是仕途不顺；范晔被卷进了一起谋反案件，受株连而死。
为北魏编修国史的崔浩因在史书中揭露了北魏先祖丑恶羞耻的历史，再加之推行汉化得罪了权贵，最终惨死。
关于史官的壁画
唐代大文豪韩愈曾经担任过保管宫廷史书文集的工作，有人就劝他，利用工作之便，写一部史书出来。韩愈当即表示，自古以来，编纂史书的人，下场历来不怎么好，自己就不趟这一浑水了。
“最大牌的避名讳”
避名讳是古代的礼法之一。要是你的名字和帝王的名字中有一个字相同，那就得麻烦你改名字。在出现你名字的书面材料中，必须换一个称呼。
说起西晋*乱动**的历史，不能不提刘渊。正是此君正式宣告了西晋的灭亡。但在《晋书》中，记载刘渊的篇目却将其记为“刘元海”。道理很简单，刘渊的“渊”字与唐高祖李渊的名字相同，犯了名讳。作为唐朝统治者编纂的《晋书》，自然要解决这一问题。
只是刘渊就要想了：同样是皇帝，凭啥就得我给你“让道”呢？
“当新史学遇上旧史学”
“二十四史”毫无疑问是旧史学的代表。近代中国不断遭受着欧风美雨的冲击，在史学界亦是如此。
梁启超提出了“以新史学取代旧史学”的观点。他认为旧史学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秉承的是一种复古循环的观点。这样的基本认知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胡适更进一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古史辩”运动。这一运动，将尧舜禹时期的历史全盘否定。受此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性与“二十四史”本身受到极大冲击。
这些西化运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入新思想、新事物，却在一个更大的程度上破坏了中国的文化根基，摧毁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注：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29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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