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节，满屏都是母亲节。我在南国有些中暑的迹象，只能想起来写这个。抱歉，今天没有链接。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并没有当母亲的打算，对于同龄的姑娘们都在喜气洋洋地庆祝母亲节，不免有点犯尴尬症。这个周末，我回家和父母、奶奶一起度过，并无什么过节感，依然啰嗦、唠叨、爱嚷嚷、过分勤劳无私奉献。她们所期待的，也就是你回家和他们待在一起吧？安定、平稳的生活，是这一代、上一代不愁温饱的母亲们不高的期待。而我很自私，如果可以，我希望我这辈子都只是女儿。
而我这几天常常想起另一个母亲。
4天前，也就是5月4日，我去了广州银河园，也就是广州的公墓，萧红的墓也在那儿。在广州十几年，我还是第一次去那里，我想这也是幸运吧。那天，是去送别一位大学老师，一位生于1973年的处女座女老师。
我和老师并不熟，记忆中甚至没有私下说过话。上学的时候，我堪称学渣，八级口语没考及格，毕业论文是东抄抄西抄抄，有一门课的毕业作业甚至没有交，所以，和本系的老师们都没什么交往。大学里最喜欢的，是隔壁中文系的何老师和上公共课的朱老师，在我看来，他俩一个代表着大学的趣味，一个代表着大学的情怀。
我其实很想写一则像我喜爱的朱老师写她的研究生导师陈旭麓先生的悼文那样的文章。但我与身故的廖秋红老师实在不熟悉。我不大记得她有轻微的客家口音，但我能辨认她客家姑娘的长相，一种熟悉的、找到同类般的辨认方式。到了后来，才知道她和我有着同类般的个性，例如笑得极其豪迈，例如“烂好人”，例如爱较真，或许这是客家姑娘们的共性。
十多年前，她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刚开始当老师，相比起我们，她更加青涩，以至于被一些人认为“不懂变通”。在一个年轻而贫穷的新闻系里，大多数老师不是没有实务经验，就是半路出家。她在这当中是为数不多真正做过新闻采编工作的人。新闻系老师脱离实际、不懂实务，与新闻脱节至今为人诟病（请脑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以当廖秋红老师在某一堂编辑课，向我们展示和讲解若干份报纸的头版，其中隆重推荐的是创刊不多久在华南知名度很低的《东方早报》时，我对这位老师的深刻印象，定格在那一课，她的神情，因为眼镜滑落而稍微抬高的瘦削的脸，高颧骨，巨大的眼睛，稍微的哨牙。
为着那一课，我第一次去了银河园。那天烈日当空，南国已是炎夏，我不停地用手巾擦汗。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个和她长得很像的老太太，更瘦小，短发花白，同样巨大的眼睛和瘦削的脸，短衣长裤，在亲人的搀扶下痛哭着走出来，几乎昏厥。那是她的母亲。
我忽然在想，在一个传统客家人的家庭，养大这样一个女儿意味着什么。她很争气，本科考上的是浙大，当过记者（或者编辑），后来又在一间一本院校得到了教职，后来又评上了副教授。对这个客家人家庭来说，这样一个女儿想必是全家人的骄傲。然而，她始终没有嫁人，大概也是母亲和哥哥最大的一个念想。最后永远失去这样一个让他们骄傲的女儿，又该是怎样的一种痛。
后来人群渐渐散去，我又看到她，她缓缓走在正午的烈日下，有些轻微的蹒跚，刚痛哭过而脸色茫然，她张望着，不知在看什么。
我打着伞，站在那里一直看着她。我很想上前抱抱她，却觉得很唐突。我犹豫了很久，看着她很久，终于懦弱地放弃了这个念头，看着她慢慢地走进了树荫下的亲戚群里。
我想起，还有四天，就是母亲节。对全世界的母亲来说，最残忍的事，莫过于此。
后来，我看到了这篇刊登在《广州日报》上的纪念文章。《广州日报》的电子报体验很糟糕，甚至没有作者署名，其他转载也就没了署名。只知道作者是廖秋红老师的研究生同学。那个我不了解的她，在这篇悼文里可以读到。
不能一起慢慢变老
4月30日清晨，我接到廖秋红哥哥的信息，“我妹已逝，走得安详”。
这一段路走得很辛苦吧，病痛的折磨，顽强的抗争，亲人的离舍。那天，我正站在北京的林荫道上，纷飞的柳絮如飘逝的雪，随着风儿零落。
那一年，我们在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入学时相遇，那个有着一双黑漆漆大眼睛的客家姑娘，住在我的隔壁，她是最常来的访客。在我们这一级二十多个研究生中，她属于不怎么显眼的，不善打扮，安静少言。刚入学，同学们去购置日常用品，她的室友不愿拿拖把和卫生纸，有损美女形象，她就一个人拖着一堆用品爬上五楼，逐件归置。因为是客家人，才有这种任劳任怨的特质吗？我注意到这个皮肤黝黑、利落干练的女孩子。
喜欢打羽毛球，喜欢不务正业看点闲书，是我们俩的共同爱好。这个浙江大学哲学系的本科毕业生，一定没研究好如何“入世”的方*论法**。她对人好得没有原则，在充满利益与计较的现实社会，她显得格格不入。她经常说，我一个人，没有成家，没有孩子，又是大学老师，为什么整天忙得晕头转向呢？因为觉得她闲，朋友们都想当然地寻求帮助，搬家、照顾宠物、接送机等等琐事。她的有求必应，她的厚道坦诚，让拜托的人没有心理负担。她的朋友圈，对她都有些信任和依赖吧。
我有时会嘲笑她的“烂好人”，时间和精力应该给予“对”的人，有用或者值得付出的人，这把世俗的标尺对她还真不适用。她的爱和能量大多数给了旁人。节日她必不约伴出游，要陪她的“皇太后”母亲大人，父亲去世后，她更加疼惜母亲，生活细节照顾得周到体贴。对侄女，她爱如己出，永远是她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朋友委托她的事儿也是五花八门，也没见她烦过，她的时间总是被别人占得很满。我的父母曾在广州闲居一月，她也经常去报到，嘘寒问暖。母亲得知她生病的消息，黯然神伤，催着我去看望她。
帮助别人，先照顾好自己，这也应该是生活常识。她却总是把顺序颠倒。在暨大读书时，她对男友的那份好，失重的感情，让我们都很担心。后来，男友去了美国，背叛似乎是意料中的结局。爱有多深，伤有多深，却不见恨在她的心上发芽，总是宽恕，总是忍耐。
在广外教书，是她最为平顺的一段时光。她自得地对我说，她是一个好老师，同学们认可她。见过她备课，还真是一丝不苟。她从来都像一个有钱人，大学老师的工资，她说花不完，她的日用朴素。每次我到广州，她请“馋猫”的我吃饭，总是点很多好菜，出手豪气。当然，获得这个待遇肯定不止我一位。她有那份从容和底气，不会因为对方有钱有势就高看几眼。
很喜欢坐在她家中书房的窗台上，晒晒太阳，她泡好茶，会随手扔给我一两本书，其中的一本我很喜欢，《禅是一枝花》。她的文字很好，让她写写文章，她总是说，内心的情感干吗秀给别人看。她不是大人物，没有资源可以置换，付出的是真心、真意和真力。付出太多，消耗也多，她是真的伤了元气。她没有模棱两可的是非观，对便是对，错便是错，没有转圜余地，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锋利，也是心上生长的倒刺，一不小心会伤到自己。
得知她病危，我从北京飞到广州，上飞机前，我站在舷梯下面，灿烂的暖阳、和煦的春风照在脸上，拂过衣衫，我很想把阳光的味道带给她，在病房里憋了几个月的她，应该很怀念这种干爽的味道。下了飞机，我直奔地铁，像要和时间赛跑。在病房里见到她，已说不出话来，她举手示意。一起赶来看望她的几位同学，心情都很沉重，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病情会发展得这么快。离开医院，探望她的同学们在附近的一家茶餐厅落座，大家心情郁郁，人到中年的我们互相多了份温情，大家互道珍重。
秋红的哥哥和妹妹在她生病期间，几乎一直在身边陪伴，兄妹情深，令人动容。但无论怎样做，都有无法挽留的无奈，让人心酸。早晨，我拉着行李去病房，我握着秋红的手，说了一堆琐事，像平常一样，她眨眼；我说一会儿要去飞机场，她点头；我离开病房，一直没有回头，这一次我没有说再见。
秋红像一支幽谷中的百合，灵魂中带有香气。她温柔，她锦绣，她安静，她不慌不忙地坚强。我很高兴能够懂得她的好，没有错过。归去是宿命，只是43岁的她走得早了些，未能和大家一起慢慢变老。
花落红，逝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