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旭
常言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战争中更是如此。
在军史上，译电员因为译错一个字，导致伤亡的事有不少。
比如1944年桂（林）柳（州）会战，蒋军战败。
为了不让六甲镇的*用军**物资落入日军之手，蒋军请求美军飞机前来轰炸支援。
结果，译电员不小心翻译出错，把六甲镇翻译成了六寨镇。
一字之差，导致重大伤亡，其中还有一名中将和两名少将。
无独有偶，武汉之战后，还是译电员出错，把日军到达“新强河”译成了“新河”。
因为“新河”在长沙郊区，离市区只有几公里，蒋军误以为日军兵临城下，遂火烧长沙城，城内90%的建筑物被焚毁，死亡人数约3万人。
其实，日本所在的“新强河”距离长沙还有100公里，当时并没有向长沙开来。
可见，译电工作十分重要，一旦出错，后果不堪设想。
红军长征时，红军译电员也曾犯过类似错误。
由于“左倾”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
长*途征**中，在遵义召开了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错误指挥思想，肯定了主席的战略主张，主席重新回到了指挥决策层。
红军终于回到了正确的轨道，指战员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遵义会议会址
让人没想到的是，主席执掌红军后的第一仗，就遭遇了失利，让个别人产生了误会，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老蒋得知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后，一路调兵遣将，围追堵截。
遵义会议召开时，老蒋下令蒋军嫡系还有川、滇、黔军阀，一共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人向遵义进发，企图在这里一举将红军消灭。
而这时候，红军只有3万余人。
情况有变，原来总部在黎平会议上做出决定，打算以遵义为中心创建川黔边根据地，与红2、6军团会合；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怎么办？
主席为首的决策小组作出决定，红军向赤水地区移动，渡过赤水河挺进川南，然后北渡长江和在川西红四方面军汇合，在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
红军要想北渡长江，必须控制长江支流赤水河中游地区的土城和赤水城，因为附近只有这一个渡口。
土城位于贵州西北，长江支流赤水河从这里穿过，其东、南、北是崇山峻岭，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素有“黔北重镇”之称。
而赤水城位于川黔交界，东南部山高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有公路连接附近的川黔各县，是黔北通往巴蜀的重要门户，素有“川黔锁钥”之称，红军北上入川必须从这里经过。
土城、赤水城重要的战略位置，不但使之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同时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红军能否顺利渡过赤水，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取决于能不能控制土城和赤水城，也关乎红军北渡入川战略计划的成败。
1935年1月19日，红军从遵义城撤离，主力分为三路：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为右路大军，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为左路大军，总部军委纵队为中路大军，从遵义、桐梓、松坎等地出发，向北急速前进。
1月24日，林彪率领红一军团进抵土城，当时那里的守军是黔军教导师第1旅刘翰吾部。
刘翰吾是条泥鳅，滑得很，只想保存实力。
他发现红军过来，未作任何抵抗，当即逃之夭夭，土城部分区域被红军控制。
红一军团占领土城后，继续向赤水城前进，但遭到敌人猛烈抵抗。
当时，赤水城已被川军第五师郭勋祺的教导第三旅、潘佐的独立第四旅先行占领。
川军的指挥官，是教导第三旅旅长郭勋祺，此人可不是省油的灯。
他15岁就参加入藏新兵，随军西征，入藏征战数年。
为了完成任务，他竟然在短时间内学会说了藏语。
回到四川后，郭勋祺成为刘湘麾下一员骁将。
郭勋祺其实思想比较进步，和陈毅的胞兄陈孟熙、*尚昆杨**胞兄杨闇公，以及*伯承刘**都是好友，思想进步，同情革命，还曾经营救过陈毅。
但因为种种原因，我方并没能吸收发展他。
郭勋祺不但打仗勇敢，而且智勇双全，治军有方。
他的部队是川军中赫赫有名的“模范师”，是刘湘的“御林军”。
郭勋祺
该部训练有素，作风硬朗，*器武**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
他们接到老蒋的命令后，迅速抢占离土城东5公里的青杠坡、永安寺、寒风坳等高地，在这里构筑了阵地，修筑碉堡，严阵以待。
1月25日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和总部直属纵队率领的总部纵队陆续抵达土城，一场大战难以避免了。
要想决战，必须了解敌人的兵力有多少，主席把目光投向总部二局局长曾希圣。
曾希圣被周公称为红军情报工作“创业人”，他领导的二局多次截获、破译蒋军*队军**的无线电密码，主席称其为“黑夜里的灯笼”。
老蒋并不知道红军破译了他们的密码，蒋军联络依旧用这套密码，二局从川军各部的联络密电中，得知了他们投入的兵力。
曾希圣
曾希圣向主席报告说：“川军投入的是郭勋祺旅、潘佐旅4个团，现在部署在离土城东5公里的青杠坡、永安寺、寒风坳等高地。”
主席听了点点头，他立即建议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
会上，主席首先发言：“根据二局的情报，川军投入了既然只有两个旅的四个团，我们集中部队打他一下，应该可以吧。”
说完，他把目光投向红军总参谋长*伯承刘**。
*伯承刘**曾在川军中摸爬滚打多年，对川军知根知底。
然而*伯承刘**摇摇头，谨慎地说：“我已离开川军多年，眼下的川军到底什么状态，我也不清楚。”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因为反围剿受挫的部队士气，来个开门红，主席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好土城这一仗。
具体部署是，在距土城东北方向3公里外的青杠坡投入红三、红五军团进行设伏，然后以逸待劳，等待尾随而来的川军郭勋祺进入伏击圈，一举将其歼灭。
为了确保打赢，9军团和1军团2师担任总预备队。
之所以选择青杠坡，是因为这里山势陡峭，山峦起伏，易守难攻。
这是主席重新出山第一仗，志在必得。
在这个总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汇聚了后来的五任国防部长、七位元帅以及将近两百名将军。
1月28日凌晨5时，青杠坡战役正式打响，该战役的总指挥是彭德怀、*尚昆杨**。
战斗开始不久，彭德怀、董振堂分率3、5军团，以摧枯拉朽之势在青杠坡首先向郭、潘两旅的结合部发起攻击。
红军士气高昂，川军难以抵挡，红军顺利攻占了青杠坡周围的老鹰石、桐子窝、猴子丫等阵地。
但川军熟悉地形，他们迅速占领海拔更高的制高点，凭借有利地形顽固抵抗。
红军对制高点石高咀、尖山子、营棚发动猛烈进攻，一度将其拿下。而川军凭借优势兵力，又将其夺回。如此反复争夺，战况极其惨烈。
一时间，青杠坡山头血流成河，红军伤亡较大。
红军英勇作战，但缺少*药弹**，而敌人不但人数占优，且*器武***药弹**充足。红军没能攻破川军的阵地，战斗进入了胶着状态。
天大亮后，川军援兵赶到，投入战斗，红五军团部分阵地被敌军突破。
在此之前，红军主力强攻的目标是永安寺，这是座两层楼的小寺庙。
情报显示，这里是敌人一个指挥所。
擒贼先擒王，彭德怀决定攻占永安寺。
然而敌人抵抗顽强，红军强攻了三四个小时都没有明显进展。
关键时刻，郭勋祺亲率第9团和特务营迎战红军，敌机炮营则以猛烈火力袭击红军，一举突破了5军团阵地，一直打到白马山的红军指挥部前沿，距离近在咫尺。
一个川军士兵甚至抓住了苏维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的外衣，幸亏他外衣没有系扣子，顺势把棉衣甩掉，来了个金蝉脱壳，才化险为夷。
由此可见，红军面临的形势多么严峻。
紧急关头，*德朱**总司令亲临三军团前线指挥，*伯承刘**参谋长亲临五军团前线指挥。
不久后，主席、周公等*长首**也来到位于土城东面的大埂山军委指挥部。
面对危局，主席沉着冷静，当机立断，命令在赤水的林彪速调1军团陈赓的干部团回援。
一听说是保卫*党**总部，干部团官兵士气高昂，他们在陈赓、*任穷宋**率领下，个个奋不顾身，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势，终于为指挥部解围，局势稍稍缓和下来。
之后，敌人又有增援部队赶来，总兵力已达1.2万人。
当时战场形势复杂，犬牙交错，红军各部跟川军胶着在一起，陷入苦战。
更糟糕的是，此时黔军重新占领了遵义，对红军跃跃欲试。
而老蒋嫡系薛岳部也渡过了乌江，日夜兼程向土城开进，企图非常明显，那就是企图配合川黔各军，将红军围歼于土城一带。
总部只得忍痛下令撤出战斗，改变了行军路线。
青杠坡战斗，红军歼敌3000多人，自身伤亡3000多人。红五团政委赵云龙等10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张宗逊、杨成武、杨勇、张震等指挥员负伤。
主席在遵义会议上重掌兵权，本希望通过一场胜利来振奋全军的士气，然而事与愿违，首战即失利了。
这让主席颇为尴尬，部队也有人议论。
刚在遵义会议上失去指挥权的博古说：“看来，狭隘经验论也无法指挥红军。”
土城一战，难道真的是主席的指挥失误？
客观地说，主席的决策并没有错，各军团的指挥也没有错，红军战士作战也非常勇敢，
其中一个重大影响因素是情报不准确，低估了敌人的兵力。
土城战役发起前，二局给出的情报是：敌人将要投入4个团。
然而，川军投入的实际兵力是6个团，而且还有大量的增援部队。
而当时前方侦察员获得的情报，也出了偏差，他们提供的情报是：“今日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域之敌约4个团，后续还会有3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投入。”
根据这个判断，参战敌军一共有4个团，总兵力约5000多人，而红军除了非战斗人员，尚有总兵力约2万人，兵力对比大约是4:1，根据军事常识，这已经足够了。
而且，红军的主力部队大部分是以逸待劳，已占据了有利地形，完全可以采取伏击，在敌人援兵没有到来之前结束战斗，控制赤水城和土城，为渡江做好准备。
然而后来才明白，川军先期投入的是郭勋祺、潘佐旅6个团1万多人，另有2个旅的增援部队也扑向交战地区。
而且郭勋祺部已经捷足先登，在土城布防，凭险据守。
1949年郭勋祺起义之后，这个谜底终于揭开。
原来问题出在二局，确切地说是出在译电员那里，敌军来往的密电被我们拦截了，也被我们破译了。
译电员一紧张，错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先期投入的是两个团的兵力。
“旅”“团”虽一字之差，却令战场的兵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给本来已遭受损失的红军带来严峻的考验。
不过瑕不掩瑜，在长征过程中，二局多次破译了敌人密码，为红军长征立下了汗马功劳。
关于土城之战，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客观描述：“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而且，土城之战放大了去说，并非是败仗。
此战，红军明白了自己的短板，那就是队伍庞大，物资太多，战后，红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
正是这次整顿，红军重新找到轻装作战、机动灵活的状态，为大范围的运动战创造了条件。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红军不轻装，带着庞大的物资怎么可能上演“四渡赤水”的杰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城战役可以说是长征期间摆脱被动、转为主动的一次军事行动。
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土城战役，就不可能有“四渡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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