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东泽**致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省长*国清韦**的信，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东泽**专门就新闻工作发表的指示信。指示信发表后，关于“全*党**办报”的讨论继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形成新的热潮。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全*党**办报”的体制设计进一步向地方下沉，强化省级及以下各级*党**委对*党**报的领导，并建立起以各级*党**委通讯组为核心的集体通讯队伍。地方*党**报的体制建设及报刊“组织”作用的强化，与*党**借“调动地方”与“动员群众”实现经济建设目标的工作方法高度契合，是典型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保障和实现其效率的前提。
1958年1月，毛*东泽**在广西主持南宁工作会议期间，有感于《广西日报》“编的不够好，文字冗长，标题不醒目，内容单调，形式呆板，缺乏生气，使人看起来缺少兴趣，新闻效果就不好”[1]等问题，于1月12日清晨给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和省长*国清韦**写了一封信。[2]
《毛*东泽**同志给刘建勋、*国清韦**同志的信》（以下简称“指示信”）[3]提出“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对于全省工作和全省人民具有“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五大作用。毛*东泽**要求刘建勋和*国清韦**与《广西日报》的编辑一起，以“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的方法，全面改进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业务，并特别要求“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重要的社论。
在接到指示信后，刘建勋要求《广西日报》先“研究出些初步改进的办法；至于通盘考虑如何把报纸办好，现在顾不过来，下一步再说”[4]。在广西省委秘书长霍泛的参与下，《广西日报》拟定了“在最近期内，尽快改进报纸的几条措施和办法”，包括建立定期报纸评比制度、对于选稿和修改稿件的要求、开辟报纸新的栏目等。1月14日，《广西日报》报纸头版的稿件数量由四五条增加到十多条，另外还附了一张大照片，其他各版的稿件也增加了约三分之一。这天，毛*东泽**在接见刘建勋、*国清韦**时夸赞：“今天的《广西日报》进步了,不是很快就改变了面貌么!这就很好么!”[5]在得知刘建勋亲自抓过报纸后，他接着说：“只要领导亲自抓，就会有成效的。”[6]
一封专门写给广西省委负责同志关于办报的指示信，迅速引起各地各级*党**委对报社工作的重视，也注定报刊的改革不会局限在业务层面。指示信发布后的两年中，中国记者协会的业务研究刊物《新闻战线》至少发表了35篇第一书记（其中包括省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市县的第一书记）的办报经验总结，各报也纷纷发表研讨文章，探索“全*党**办报”的实践方案。时任《福建日报》总编辑的孙泽夫称新闻界进入了一个“全*党**办报的新阶段”。[7]河南日报编辑部也发文讨论“全*党**办报的新形势”。[8]
这一时期“全*党**办报的新阶段”到底“新”在何处？要回答这一问题，需对指示信发布前“全*党**办报”的发展脉络作简单回顾。
一、 “全*党**办报”的理论内涵及制度发展
“全*党**办报”作为中国*产党共**新闻工作的重要思想原则和工作传统，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建*党**之初，由于*党**内能够承担教育和理论建设任务的同志有限，*党**报对基层*党**组织的动员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上。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1929年*共中**中央发布《中央*党**报通信员条例》，规定各省至少有一个*党**报通信员，由省委指定；省委还要负责督促和指导通信员的工作。1930年又发布《*共中**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规定*共中**各省*党**部委员会应在本省负责*党**务工作的同志中设至少一位中央*党**报通讯员。[9]1930年，李立三在《*党**报》一文中强调：“*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单只靠分配办*党**报的少数同志来做，不只是做不好，而且就失掉了*党**报的意义!”[10]这段表述已经触及了“全*党**办报”的本质。
“全*党**办报”这四个字第一次以专有名词形式出现在*党**的中央级媒体，是在1944年2月16日。博古在总结《解放日报》改版一年多以来的重要经验时指出：“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11]同年3月22日，毛*东泽**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讲话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党**办报”的概念。他提出，*党**所领导的各个机关，小到一个伙食单位，由*长首**出面领导办报，包括办墙报，“这样来办报纸，那末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12]。1948年4月2日，毛*东泽**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要求：“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闻界将毛*东泽**的这些思想观点表述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要理解“全*党**办报”，当然应将其置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观念系统中，但“全*党**办报”亦有其所侧重的理论内涵和操作上的特殊要求。无论是强调各级*党**组织办报要“亲手办”“直接办”和“层层办”；或是要求报纸要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来办，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14]都意在体现*党**性，目的是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15]。而实现“联成一气”必然涉及工作制度和权力问题。
《解放日报》
因此，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全*党**办报”成型于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不仅是因为此时“全*党**办报”在观念上取代“同人办报”，完成中国*产党共**新闻业的范式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通过一系列请示报告制度、送审与检查制度以及和*党**委的日常联系制度，让*党**组织对*党**报的领导深入到了报纸内部。具体来讲，包括*党**委和编辑部相互派人参加会议、各分区*党**委及县委宣传部部长担任《解放日报》通讯员并组织写稿或读报等。[16]
如果说《解放日报》改版让“*党**报——组织的喉舌由此紧紧扎根在了*党**组织身上”[17]，那么1950年代末“全*党**办报”的体制建设明显开始在地方布局。
二、体制建设：“全*党**办报”的组织设计向地方下沉
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报的“扎根”主要是在同级*党**委层面。1954年《*共中**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强调的是各级*党**委对“自己机关报”的领导。相应的请示报告、送审检查等制度也主要针对*党**委与同级*党**报之间。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广西日报》在一篇题为《依靠各级*党**委是实行全*党**办报的关键》的文章中指出：“依靠区*党**委，过去是明确的；但依靠各级*党**委，就很不明确。”[18]毛*东泽**的指示信发表后，“依靠各级*党**委”成为*党**报工作改革的目标或成功经验。具体来讲，对于各级*党**委领导的倚重有以*体下**制上的安排。
（一）第一书记直接抓报纸
自建*党**以来，*党**委领导*党**报在组织上和观念上都毋庸置疑。但一直以来负责报刊日常管理与指导工作的是各级*党**委领导的宣传部，尤其是1943年*党**报委员会取消之后。直到1951年在中国*产党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少奇刘**对*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仍是以宣传部为对象提出的。
对*党**委领导作用的特别强调是在1954年前后。这一时期，中央政治局和西北局、中南局等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分别表达了“*党**委对报纸的领导是改进报纸工作的关键”的思想认识。1954年《*共中**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还特别提出：“各级*党**委应以*党**委委员之一去担任同级*党**报总编辑的实际职务……*党**的机关报由*党**委书记之一直接加以领导，在重要问题上及时给以指示。”[19]1957年1月，毛*东泽**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要求：“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这年7月，毛*东泽**在其所写《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强调，“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20]
从笼统地强调*党**委领导到明确要求“*党**委委员之一”领导，再到“书记要亲自管报纸”并对“第一书记”提出明确要求，报社由“宣传部的一个工作部门”改为“*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21]，“第一书记亲自抓报纸”也逐渐成为各级报纸较为普遍的领导机制。安徽省“除第一书记分工直接抓报纸以外，还委托两个书记管理报纸的经常工作”[22]；江苏省江阴县县委书记分工领导县报的日常工作，每期报纸的大样都要经过县委书记审查[23]；福建省仙游县总结了第一书记挂帅的五种方法，包括把全*党**办报问题列入县委议事日程，第一书记亲自担任县委报道组组长，经常给大家出题目，亲自抓计划、写文章等[24]。
建立第一书记分管报纸的领导机制，确保了*党**报工作进入*党**委的议事日程。按照某些第一书记的说法，只有书记亲自抓，才能动员全*党**的力量，“带动*党**委所有成员及所属各级*党**委加强对报纸的关心和领导”[25]。
（二）以各级*党**委为核心重建通讯队伍
自20世纪20年代*党**报通讯员制度建立以来，通讯员队伍的规模至50年代末已相当可观。但是，一方面，通讯员队伍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比如《南方日报》有通讯员超过5000人，但经常写稿的只有200人[26]；另一方面，1957年之后对混入通讯员队伍中的“政治面貌不清或者品质恶劣的坏分子”的阶级警惕和路线斗争意识逐渐强化。新闻界开始反思由报社直接建立通讯体系的做法，提出“不把通讯工作交给当地*党**委领导，就不能达到依靠多数人办报的目的”[27]。
为了把各级*党**组织嵌入*党**报通讯体系，由*党**委领导的通讯组织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比如湖北省自1958年夏天开始在各地委、市委、县委、大厂矿*党**委、高等学校*党**委成立写作小组。据黄岗地委统计，全专区公社*党**委以上的写作小组共有304个，有成员2013人，1958年8月到11月三个月时间内，共写稿14305篇。[28]
在数量庞大的通讯组织中，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层级。处于核心的是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及大型厂矿和高等学校成立的*党**委写作组。它们名称不一（或叫写作组，或叫报道组，或叫通讯组），但共同之处在于：*党**委领导，书记挂帅，参加的成员主要是有关领导和有写作能力的干部。在*党**委写作组的外围，是在人民公社和工矿企业这些更加基层的组织建立的，由工农群众和一般干部组成的通讯小组。
通讯小组同样要受*党**委写作组的领导。*党**委通过选拔队伍、定期组织通讯员培训、督促通讯员完成宣传任务等工作，把工农群众的写作组织起来为报社服务。以贵州为例，根据行政级别与单位规模，贵州在地（州、市）委、省委各部门、各人委、各厅局*党**组建立写作小组；县委、500人以上厂矿和其他企业、大专学校*党**委建立写作通讯组；人民公社、500人以下厂矿和其他企业、中小学*党**支部建立通讯组[29]。由此形成“写作小组—写作通讯组—通讯组—工农通讯员”这样层层下沉的集体通讯队伍。为了更好地协调报社与通讯组织的工作，各级*党**委还设立了专职或兼职的新闻秘书。特别是1958年后，各地陆续要求设置专职新闻秘书。新闻秘书一边联系报社，兼做媒体的通讯员和特约记者，一边负责通讯员的具体组织工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记者站的权力在1958年后被下放到地方。刘建勋特别谈到，《广西日报》记者站的工作是“置于当地*党**委的绝对领导下来进行的”[30]。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就把记者站、通讯组、通讯员都管理起来了，“把通讯工作由过去主要靠报社直接领导改变为完全纳入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之下”[31]。
（三）报社与*党**委合作形式的多样化
指示信发布之前，报纸的群众工作大多停留在请各级*党**委负责同志帮助召开作者积极分子座谈会，或者是在干部大会上动员大家写稿等方面。[32]20世纪50年代末，报社与各级*党**委间有了更全面和细致的制度设计。
首先仍然是写稿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指示信发出的一年时间里，就有14个地委、市委书记和秘书长、48个县委书记分别给《广西日报》写稿。[33]通过*党**委给通讯组定任务，报社获得了数量庞大且稳定的稿源，报上的通讯稿件占比超过记者稿，一般占70%左右。报社还相应地建立了一些来稿处理制度。比如《北京日报》规定如果退回通讯员写的重要稿件，要经过部主任批准。《河南日报》规定县委书记的文章如果不用，要经部主编批准。地委书记的文章如果不用，要经总编辑或副总编辑批准。稿件的重要修改，要得到作者同意。[34]
把一部分版面交出去，由地方*党**委与报社合编专版或专页，是由《光明日报》和《陕西日报》率先试行的，随后在全国推广。《陕西日报》认为，让地方*党**委成为版面的第一责任人，提升了*党**委的责任感、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基于“你编得好，我要编得更好的”竞争意识，*党**政领导都是亲自挂帅，充分调动各级*党**组织和群众的力量参与编报。合编版面或专栏成为“带动报纸群众工作的纲”和“贯彻全*党**办报方针的钥匙”[35]。
此外，定期向各级*党**委征求报道题目、定期收集各级*党**委评报结果、*党**委组织群众读报，也是这一时期“全*党**办报”的实践方式，并形成了一些制度安排。
总之，如果说指示信发布后，“全*党**办报”进入“新阶段”和出现“新形势”，那么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全*党**办报”的组织设计进一步向地方下沉，具体表现为：明确第一书记挂帅领导报纸，强化各级*党**委对*党**报的领导与参与，变分散的工农通讯员队伍为以各级*党**委写作组为核心、以工农通讯员为外围的集体通讯队伍。
三、地方报业重要性的凸显与组织功能的强化
面向地方体制建设的“全*党**办报”，折射出国家对地方的放权与动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的经济体制，确保了中央政府强大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动员能力，但也逐渐显露出中央财政拨款负担过重、地方和企业活力不足等问题。鉴于这种情况，毛*东泽**开始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1956年，毛*东泽**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指出：“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36]1957年9月，*共中**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12月，毛*东泽**进一步指出，体制下放有好处，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快些下放。[37]在将放权思想运用于国民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制度建设中，新闻事业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
《论十大关系》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基于经济建设需求的体制下放，至1958年又遇到了群众动员的政治诉求。1958年1月，南宁会议明确了反对“反冒进”的基调，并提出了5至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15年赶超英美等目标。
这种“赶超战略”的提出，源自于“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记忆和对国家独立、自力更生的迫切诉求。在“一穷二白”的资源困境中，发动一场群众运动，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力量来实现“赶超”目标，成为此时自然的选择。
这既出于对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已验证的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也出于“危机状态下的功能需求与体制内资源匮乏的无奈选择”[38]——“劳力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刺激在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金和技术贫乏的国家有它的道理”[39]。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次群众运动相比，“*跃进大**”的参与人数和影响范围是空前的。这种面向整个国家的政治动员既需要基层组织的扩展以实现社会高度的组织化，同时也要求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掌握、调度宣传资源，以“鼓动、动员”群众的积极性来实现统一与效率。
因此，一方面，地方报纸作为“调动地方积极性的重要端口”[40]迅速发展起来。至1958年9月，全国有1200个县办起了县报，发行量一般在五六千份，高的能到6万份。[41]1959年，报纸的种数从1954年的258种迅速发展到1455种（其中中央报纸28种，地方报纸1427种，工矿企业和机关学校内部办的报纸没有计算在内）。[42]全*党**办报在“办”这个层面迅速推进。另一方面，在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放手发动群众参与的迫切诉求下，毛*东泽**为地方*党**委提供了“新闻治理”的基本方略——“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将“组织”作用置于首位，反映了毛*东泽**对地方报业“如何办”的首要期待。
指示信发布后，检视第一书记以“报刊（或报纸、*党**报、机关报）是……”为句式结构的元新闻话语表达，第一书记们通常将*党**报阐述为“指导和组织工作的工具（或*器武**）”[43]，“组织”超越“宣传”成为这一“工具”的首要功能。这样的理解来自毛*东泽**的那句“组织我们的工作靠报纸，指导我们的工作也要靠报纸，单靠会议是有限的”。这句话目前找不到准确出处，但与1944年毛*东泽**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座谈会上的指示大意相似。[44]报刊作为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承担了“某种程度的领导作用”[45]。
报刊的工作方法与*党**的工作方法是高度契合的。中国*产党共**向来坚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意见”的群众路线，南宁会议后又特别强调“抓两头带中间”的领导方法。在*党**组织迫切希望通过典型示范，“以群众中的成功经验教育群众，以先进带动落后”[46]时，报刊组织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关键要看是“站在运动的前头还是落后于运动发展；联系实际还是脱离实际；抓住主流和本质还是抓不住主流和本质；不断革命还是安于现状”[47]。
在以动员实现效率的过程中，*党**组织希望报纸能在各种群众经验中区别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甚至能“主动地站在运动的前头”，在新生事物“萌芽状态的时候，大事宣传，大加提倡，促其成长”[48]。这种对于政治性、敏感性、时效性的要求，显然，单纯依靠报社与分散的工农通讯员队伍无法实现，还需要各级*党**委加强对*党**报的领导和参与。由*党**委领导的通讯组织既是报社获得典型经验以带动全局的政治及组织保障，也是提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效率的前提。经过*党**委把关的群众经验还确保了在更大范围内起到“鼓舞”“激励”“批判”的教育作用，并进一步发挥报刊对于全*党**工作的“组织”和“推动”作用。
四、结语
毛*东泽**给刘建勋、*国清韦**同志的指示信不仅对省报，而且对市报、县报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指示信实际上成为“地方报业之纲”。
在观念层面上，指示信提出了报纸“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五大作用”，实际上是在整体上重申了*党**报对于*党**的工作的组织和指导作用；在体制层面上，指示信确立了以第一书记为“头脑”，以各级*党**委为“骨架”，以*党**委领导的通讯组为“血脉”，以工农通讯员为“神经网络”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新格局；在业务层面上，指示信发表后，各报以“比较又比较”的工作方法，对如何精心写出具有指导性的社论，如何让标题“虚实并举、互相衬托，使读者受到启发和鼓舞”，如何“让报纸出现又新又美的图片”，以及如何改进文风等都作了有益的探索。“观念”“体制”和“业务”，仿佛三个紧密啮合的齿轮，推动了报纸工作方式的变革。
而这三个齿轮又和“*党**的工作方式”及*党**在“*跃进大**”时期的政治、经济目标这些更大的齿轮啮合在一起，正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所说，“加强*党**委对报纸的领导，与加强省委对整个工作的领导，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是一致的”[49]。
毋庸置疑，这一时期*党**报观念和体制上的更新是希望借*党**委领导达成群众路线的目标，依托“全*党**办报”的组织系统推动“群众办报”。然而，这次调整毕竟发生在“*跃进大**”期间。群众运动是一种超越常规制度程序的社会整合方式，其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有赖于“对人的信念、情绪和理性算计实施有效操纵”[50]。所以，“鼓舞、激励、批判”这三大作用都与情感动员相关。对情感动员的依赖与对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的尊重之间形成了张力。
在运动中，第一书记们要求“宣传要从实际出发，掌握分寸，不能虚夸”[51]，但又夸奖“谁说炼铁难，请看鲁山县，日产铁千吨，卫星上了天”这样的新闻“效果很好”[52]，要求报纸的版面、标题和口号与“*跃进大**的伟大气魄和要求相适应”[53]，甚至亲自给地方小麦减产的消息拟一个“人家都增产，你们为什么减产，你们找到了什么原因，得出了什么教训？下一步怎么办？”[54]的标题。基于政治的出发点，往往让生产技术问题上升至政治立场高度，这进一步导致“浮夸风”和“冒进”现象蔓延，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一定的损害。
此外，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在高度重视报刊宣传教育功能和强化*党**委对*党**报领导的同时，报社的主体性和专业性受到影响。“*跃进大**”期间，由于高度重视*党**委领导的通讯组，出现了报刊编辑部工作的主动性不够、报社与一些长期联系的广大群众通讯员联系有所中断等问题。*党**委通讯组在参与写稿、编版时“报喜不报忧”的做法，也影响了报刊应有的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
相关注释：
[1]霍泛：《毛主席写办好地方报纸一封信的前前后后》，《*党**史文汇》1994年第4期。
[2]1958年3月5日，撤销广西省，设广西僮族自治区。1965年10月，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称“广西省”。
[3]毛*东泽**：《毛*东泽**同志给刘建勋、*国清韦**同志的信》，《新闻业务》1958年第13期。
[4]刘立强：《南宁会议期间，毛*东泽**督促我父亲办好省报》，《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7期。
[5]霍泛：《毛主席写办好地方报纸一封信的前前后后》，《*党**史文汇》1994年第4期。
[6]*共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共中***党**史资料》，北京：*共中***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7]孙泽夫：《全*党**办报的新阶段》，《新闻战线》1960年第5期。
[8]《河南全*党**办报的新形势》，《新闻战线》1960年第5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产党共**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64页。
[10]李立三：《*党**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中国报刊广播文集》（四），内部发行，1980年，第17页。
[11]朱清河、王青：《“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话语生产与时代形塑》，《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年第6期。
[12]《毛*东泽**新闻工作文选》,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14-115页。
[13]《毛*东泽**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14]黄旦：《*党**组织办报与“手工业”工作方式——“全*党**办报”的历史学诠释》，《新闻大学》2004年第3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产党共**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26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产党共**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32-134页。
[17]黄旦：《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18]《依靠各级*党**委是实行全*党**办报的关键》，《新闻战线》1959年第2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产党共**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28页。
[20]《毛*东泽**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201页。
[21]陶鲁笳：《*党**委要把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新闻战线》1958年第7期。
[22]曾希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改进我们的报纸工作》，《新闻战线》1958年第14期。
[23]安季维：《我们对县报的领导》，《新闻战线》1958年第7期。
[24]申九顺：《仙游县全*党**办报工作大发展的一年》，《新闻战线》1960年第5期。
[25]陶鲁笳：《*党**委要把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新闻战线》1958年第7期。
[26]黄文俞：《南方日报通讯工作的发展》，《新闻战线》1959年第10期。
[27]《河南全*党**办报的新形势》，《新闻战线》1960年第5期。
[28]《湖北省各级*党**委普遍成立写作小组》，《新闻战线》1959年第9期。
[29]《*共中**贵州省委员会对于可进一步贯彻全*党**办报方针加强报纸群众工作的指示》，《新闻战线》1959年第24期。
[30]刘建勋：《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报纸工作的指示》，《新闻战线》1958年第13期。
[31]吕梁：《贯彻执行全*党**办报方针的几个具体做法》，《新闻战线》1960年第9期。
[32]《依靠各级*党**委是实行全*党**办报的关键》，《新闻战线》1959年第2期。
[33]《依靠各级*党**委是实行全*党**办报的关键》，《新闻战线》1959年第2期。
[34]《报纸工作要适应全*党**办报的新形势》，《新闻战线》1960年第7期。
[35]《什么是全*党**办报的“纲”——略谈把一部分版面交出去的问题》，《新闻战线》1958年第13期。
[36]《毛*东泽**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3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摘要（1949-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38]佘湘：《1949-1978：中国群众运动成因问题研究》，博士论文，*共中**中央*党**校，2010年。
[39][美]詹姆斯·R·汤森等：《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1页。
[40]朱至刚：《调动地方：试析〈毛*东泽**同志给刘建勋、*国清韦**同志的信〉的历史动因及效应》，《现代传播》2018年第8期。
[41]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所编：《怎样编县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页。
[42]王谟：《*跃进大**以来报纸工作的几点经验》，《新闻战线》1959年第18期。
[43]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称“报纸是*党**委用来指导与组织全面工作的一个*器武**”；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称“报纸是*党**委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裴孟飞称“报纸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是宣传革命理论和组织群众实现*党**的方针政策的工具”；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称“报纸是表扬先进、组织生产高潮的一个有力*器武**”；湖南省南县第一书记王耀称“*党**报是*党**委用来指导和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器武**,*党**报这一*器武**磨得愈锋利，对*党**的工作就愈有利”。
[44]《毛*东泽**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14页。
[45]马闻理：《组织作用论观点的演变》，《新闻学刊》1987年第5-6期。
[46]东行：《谈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理论与实践》1959年第8期。
[47]江牧岳：《深刻地认识和充分发挥报纸的五种作用》，《新闻战线》1958年第14期。
[48]陶铸：《思想·感情·文采》，《新闻战线》1960年第1期。
[49]陶鲁笳：《*党**委要把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新闻战线》1958年第7期。
[50]路阳：《政治动员、群众运动与中国国家建构——毛*东泽**时代*共中**政治动员述析》，《*共中**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
[51]曾希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改进我们的报纸工作》，《新闻战线》1958年第14期。
[52]吴芝圃：《好好发挥省报的五种作用》，《新闻战线》1959年第1期。
[53]叶飞：《用毛*东泽**思想武装新闻队伍》，《新闻战线》1960年第6期。
[54]杜敬：《充分发挥报纸的鼓舞与批判作用》，《新闻战线》1958年第14期。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