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静进医生

钟形曲线

1994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Herrnstein）与他人合作出版了《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分析和阐述人类智商（IQ）多大程度上受遗传和环境因素影响。认为个人经济收入、工作表现、福利依赖、学校成绩、非婚生子女及触犯法律与否，是智商高低的预测因子，不会受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进而争辩道，那些高智商的“社会精英”，正在与平均或低于平均智商的群体分道扬镳，从而导致了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警示这种变化的不良后果，并提出对策建议。该书出版，无疑给倡导“人生而平等”的美国各阶层造成很大困惑，并形成支持与反对的两派阵营，互殴不断。

理论上讲，人类智商服从正态分布（见前文：高智商社团“门萨俱乐部”）。不过，赫恩斯坦的观点秉承了高尔顿的优生学理念，认为人种之间存在着智力差异，平等主义精神无法适应基于生物学的个体差异，从而引发所谓的“生态谬误”。他认为，种族智商的遗传度介乎于40%-80%之间。

他说，亚裔美国人平均智商高于美国白人，白人又高于美国黑人。黑人与白人间智商差距并非测试偏见所致，因为黑人的学校表现和工作状态同样偏低，即使用文化公平测验，黑人得分仍处于劣势。通过政策调整改善其社会经济地位，也无法消除黑白间智商差距。

书中断言，智力只是许多有价值的人类属性之一，并且在人类品质中的重要性被高估了。认知精英们的脱颖而出，为社会财富积累和推动社会起了决定作用，因而越来越与低智商群体割裂而行。那些认知等级底部人群的生活质量会进一步恶化，并有固化趋势。

作者认为，美国人的平均智商遗传水平正在下降，高智商群体生育率低于低智商群体，且后者代际更迭更快更频，加上大规模低智商移民的涌入，情况变得更凸显。作者担心，高智商群体正成为一种新的保守主义势力，意味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山上的豪宅免受山下贫民窟的威胁”。此外，增加社会福利还会导致极权主义盛行。

美国心理学会（APA,1996）审阅该书后提出“这种智商差异原因尚不清楚……迄今还没有关于黑人与白人智商差异的充分解释。”

静老师说

种族间是否存在智力差异，是个敏感而危险的话题，争议也会不断持续下去。

迄今，全球很多顶级学者不遗余力地探索、研究和想证明种族间存在智力差异。例如，智商领域资深研究者英国学者Richard Lynn（1983）提出：“东亚人的平均智商比欧洲白人和美国白人平均高出约5分；并且男性平均智商比女性高约 5分”。他在1991年的世界著述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的平均智商约为70，而美国黑人的平均智商约为85，他们是得益于高加索基因的混入和更好的生活环境所致。他的论点和倡导，得到全球许多拥趸们的喝彩，赫恩斯坦的观点与之同出一辙。

高纬度人种智商何以更高呢。Lynn解释到，冰河期使得东亚和欧洲人种处于更艰难的生存环境，在缺乏植物性食物时，倒逼他们猎杀大型动物做食物，并且积极制造捕猎工具、*器武**、保暖衣物、防寒设施以及火的使用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高的智力。淘汰压筛选理论认为，只有高智商群体才能在高纬度地区存活下来和繁衍，尤其是东亚人。

Lynn甚至断言（2006），全球70%的GDP都与智商有关，造成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智商间的差异，而非简单的经济学原因，从而提出了“国民智商”概念。国民智商间的差异，决定了为什么一些国家如此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如洗。

有意思的是，Lynn在2012年美国文艺复兴讨论会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欧美白人种族不断退化，中国人将接过人类文明火炬前行”。

无论是赫恩斯坦还是Lynn的观点，必会遭到以倡导“人生而平等”价值观社会的批判。研究人种智商的差异被认为是种族歧视。有些坚持种族智力有差异的学者，也因此丢了饭碗，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沃森（Watson）。

我以为，种族群体需要保护免受偏见，不应形成对种族的“刻板印象”。更需清晰认识，种族优劣势的观点，必会导致种族间的仇恨与分裂。历史上，纳粹德国正是利用这类理论和观点，犯下了种族灭绝滔天罪行。因此，应避免这些思想和观点为政治所利用，所谓“国民智商”等辞藻及观点，有必要受到制衡与限制。

严格意义上讲，种族是个社会学建构的概念，而非真正生物学上的分类，它脱不开人们对分类的渴望。就连美国体质人类学协会（AAPA,2019）也声明：种族并不能准确表示人类生物学上的差异。它从来都不是准确的，用于现代人它仍然不准确。人类在生物学上不可能被划分为不同的大陆类型或种族遗传集群。

再则，迄今智力的概念并不清晰，也缺乏共识，智商测验更是有其短板和硬伤，不再赘述。用数字来测评人类的智慧，实在是人类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见前文：孩子的能力能靠智力测验来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