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纳薇蒂。 资料图
■(《金融超级人脉：金融圈人脉、财富与权力的运作哲学》
作者：【德】桑德拉·纳薇蒂
译者：潘丽君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潘启雯
网络由“节点”构成，而“节点”由路径或者“链接”交互。无论是天然生成的网络，还是人为造就的网络，都在用同样的方式运行。根据“偏好依附”(或优先链接)原则，所有节点都倾向于攀附链接最多的节点，因为链接越多，意味着个体存活的机会就越大，而最好的节点往往位于网络中心，被称为“超级枢纽”。
桑德拉·纳薇蒂在其撰写的《金融超级人脉：金融圈人脉、财富与权力的运作哲学》中，用“超级枢纽”指代处于人际网络中心、联系最热络的群体，包括银行CEO、基金经理、金融家、决策者等。在网络科学视角下的金融体系中，精英们往往通过把地位、访问权限、社会资本、交易潜力等工具化，进而一步步演化成“超级枢纽”。
这些“超级枢纽”具有一个最本质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人，而金融系统最基本的属性就是人类的系统。
“参会三天，胜于出差三个月”
纳薇蒂认为，精英们之所以会不遗余力、一掷千金来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原因就在于论坛是遇见与他们棋逢对手的人物，获得与之构建人脉的机会。只有在论坛期间，这种机会才能高频次出现。论坛期间认识的人、建立的人脉会泛起涟漪，像同心圆一样影响着与会者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由此，达沃斯盛行一句俗语：“参会三天，胜于出差三个月。”对那些时间比金钱更宝贵的精英而言，这才是关键。
近年来，因为社交网络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关于网络科学的相关知识逐渐普及。人们发现，网络科学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对冲基金大鳄乔治·索罗斯和约翰·保尔森等人如何赚得盆满钵满，还能解释为何在导致经济大萧条的事件或决定中不存在负责人。根据网络科学理论，“模式，即关系的架构最重要，该架构的各组成部分倒是其次”。系统的主要参与者们明白，是链接网络或人脉赋予了个人影响力，最终的竞争优势将取决于个人关系和联盟的广度和深度。
达沃斯论坛正是体现了如何将网络科学的原则应用于人类，它淋漓尽致地向世人展现，相似的人如何相互吸引，人脉广的人又为何会获得更多人的青睐。一半以上的与会者会在论坛演讲或参与讨论时，通过分享经验，拉近他们与观众的距离。同时，与会者们还时刻开启着“探测雷达”，会借机在茶歇时进行非正式洽谈，或者找个空闲的会议室进行私人会谈。在那里，一不留神，就会被价值连城的商机砸中。
纳薇蒂经过多年的观察研究发现，这些“超级枢纽”除了拥有遍及世界的强大人脉网外，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基于互信、通过分享经验和拥有相似背景，成功构建起人脉，并且利用它让自己成为行业的领航者。个人关系令他们拥有强大的权力，当他们强强联手时，相互结合的权力可以迸发出极强的聚合效应。这些关系是无价之宝，能叩开重要资源、珍贵信息的大门。
人脉的“马太效应”：同质性更有吸引力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马太效应”。1968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提出这个术语用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样，在一个项目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莫顿进一步这样归纳“马太效应”：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此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从网络科学的视角审视“马太效应”，纳薇蒂惊奇地发现，所有的网络都会成长，而新的节点倾向于附着在已经拥有众多链接的节点上。这种“富者越富”的现象会导致已经更高级的节点拥有更多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级节点甚至能垄断网络。
这一网络动态规律也适用于人类，且在金融领域表现的尤其明显。那些拥有最优质人脉的高管，往往会吸引更多的高端人群。当他们聚合在起时，这些人拥有的金融专业知识会让他们处于最优位置，使本来就很庞大的财富急速增长，这又会让他们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枢纽。而财富又会造就具有排他性的特权真空地带，这会让世界上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们更加同质化。
纳薇蒂由此认定：判断同质性的标准之一是背景相似，包括社会、教育、专业、经济实力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哲学家都曾研究过相似性的“力场”。14世纪，意大利的金融公司都是在家庭、公会和社会阶层基础上形成的。同样，法国金融机构是在朋友、社区邻居和相同的政治背景下成立的。
同质性也发生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人类倾向于选择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人做伴侣，即所谓的“选择*交性**配”。强强联手的夫妇能过上更美满的生活，他们会让自己的子女从一出生就拥有优越的成长环境，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
纳薇蒂对比研究还发现，金融高管经常与IMF、各国央行、国际清算银行的最高决策者以及各大公司的CEO们过从甚密，因为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潜在客户。他们拥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富人社区，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即使他们之间存在竞争，也能通过合作增加共同利益。通常金融高管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工作。通过社交，他们相互之间会产生强烈影响，使得圈子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
一个真正公平的系统，应该是由贤能统治，但真正的贤能统治只是幻影。
绝大多数公司都以“文化适应”为基本要求，这意味着求职者需要拥有正统的口音、游历甚广、经历类似，并遵循相同的社交礼仪。简而言之，这是一些成长在富裕家庭里的人才能具备的特点。很多特质都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
只有平衡的人际关系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
许多人对人脉关系有种天生的抗拒。他们对带有功利性的人际交往感到不适，将其等同于利用，甚至是操控他人。在这些人看来，因为潜在利益、潜在利用价值而与他人建立关系不仅缺乏诚意，且非常虚伪，甚至有违道德。此外，带着附加条件帮助或取悦他人往往被视为无礼。
纳薇蒂认为，搭建人脉的目的是进行合作，交换信息、资源，实现利益共享，这就说明它应该是互惠互利的。组织心理学家、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M.格兰特在《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一书中，对成功人士如何运用动机、能力和机会互惠互利进行了一番研究，最后分出了三类人：攫取者，他们的收获超过给予；给予者，他们的付出多于收获；匹配者，他们的付出和给予基本持平。
根据格兰特的研究，给予者往往散布在社交高手和社交菜鸟这两极，而攫取者和匹配者大多分布在中间段。给予者不知疲倦地建立深厚的人脉关系，慷慨地付出且不图任何回报。给予者中的社交菜鸟往往过于善良，反倒容易被利用；而给予者中的社交高手会通过不断努力，以创造双赢的局面，并且知道适可而止。由于他们建立的良好口碑和声誉，因此往往能一呼百应，及时获得支持和资源。有趣的是，给予者在给予时，他们付出的善意会传播并扩大。而只知攫取的人，声誉会受损，尤其是当他们无休止地利用他人时。善意和慷慨终会得到回报，尽管不一定是在给予的当下就能得到报偿，但这份网络资本(人情资本)一定会在“社会资本银行”增值。
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渴望建立深厚、真诚的人脉关系。在当今世界，我们都彼此依赖，搭建人脉并不是利用他人，而是为大家创造机会。如果执行得当，会互惠互利。利己主义者和掠夺剥削的人很难走远，只有平衡的人际关系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
韧性鸿沟：“超级枢纽”群体中男强女弱的内在根源
在高度同质性的金融领域高层，女性基本缺席。异质性或多样性，只存在于金融领域入门级别。针对“超级枢纽”群体中鲜见女性的身影，纳薇蒂调查研究发现：女性领导者不仅头顶有“天花板”，前方还有“玻璃悬崖”。
在男性荷尔蒙主导的金融领域里，女性免不了会受到*辱侮**，必须用禁欲主义和迂回曲折的外交辞令加以应对，才能避免自尊心受到伤害，也避免因为害怕被人轻视而反应过激。
纳薇蒂研究还发现，只有在一个领域中，女性才会受青睐：当金融机构或公司必须裁员时，通常会“女土优先”。尽管女性往往是经济低迷时期第一批遭遇冲击的人，但往往会披着“升职”的外衣，这犹如一个诅咒和失败的圈套。
来自埃克塞特大学的心理学家米歇尔·瑞安创造了“玻璃悬崖”一词，用来描述女性在危机时期获得晋升的现象。在危险时期，获得危险的领导职位，几乎是必定失败的结局。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对此有切身体验：她临危受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律师事务所贝克·麦肯思国际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位女总裁。当时，律所正处于混乱时期，而她还在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因性丑闻辞职后，被推选为IMF掌门。女性往往容易在形势打乱之时被推出去收拾残局。
一些激进的男性投资家甚至有攻击女性领导的公司的习惯。在这些男性的潜意识里，会认为女性是软弱的目标，反击的可能性较小。研究表明，女性CEO通常被视为能力不及她们的男性同行，由女性领导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也被认为缺乏投资吸引力。
许多真正有勇气公开表达的高层女性，比如，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安妮-玛丽·斯劳特和百事可乐CEO卢英德，她们相信女性能“假装拥有一切”，但同时指出，在没有外人帮助的情况下，女性要平衡工作和家庭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金融领域，工作与生活更难平衡：常年无休，经常出差。不管女性在照看孩子、照料家务方面是否付出更多，社会仍然普遍认为她们就应该成为家庭主妇，这就是出差的工作通常都交给男人的原因。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可能有助于解释女性为何比男性获得更少的晋升机会。
纳薇蒂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很少能进入顶尖金融圈的主要原因是：她们基本上被排除在男性精英俱乐部之外。等级越高，圈子的同质化程度就越高，因为男性高管群体基本对女性项目没有兴趣。被排除在这样的圈子之外是很大的劣势，毕竟圈子里有很多宝贵的人脉资源；而反过来，由于男性容易进入圈子，又被赋予了更多社会资源。
从自身性格上，相关研究也表明，女性比男性更不情愿使用关系，因为利用人脉关系会令女性感到不适。同时，她们缺乏榜样，只能在男性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领域里学习、摸索和实践。女性常常被雇佣做一些需要柔性技能来吸引客户的工作，比如，维护客户关系、销售金融服务等。
这种惯性思维，是由于女性受到社会价值观和规范的束缚。虽然这种价值观早已过时，但组织机构会条件反射地延续传统做法，试图保护其结构。换言之，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野心并没有被视为女性资本或优点，因为它意味着侵略，男士专用。争强好胜的女性往往会得到负面评价，被认为缺乏人情味。社会对女性的刻板要求仍然是，女性应该善良、体贴、善解人意、关心他人，否则就会被视为咄咄逼人。
此外，按照纳薇蒂的分析，金融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共生关系构成了高风险的“关系俘虏”。该词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人类本能地试图通过合作和调解建立积极的工作环境。“关系俘虏”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修正版：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互动后，人们变得高度依赖，最终变得不可分离。
相关研究表明，经过短期互动，就会出现“关系俘虏”的现象。单纯的“关系俘虏”会发展成“认知俘虏”——当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联系密切时，他们会开始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若“认知俘虏”继续发展，会转变成“监管俘虏”，监管者会被他们本该进行监管的金融机构控制。
纳薇蒂毫不讳言：美联储、证券交易所这样的制衡监管机构会失衡的原因正是存在“关系俘虏”，这往往会导致“认知俘虏”和“监管俘虏”。
责任编辑：高恒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