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提出的极端现象，这个词最初常用于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伴随着自媒体的普及，如微信、短视频、网络直播等，网络群体极化日益受到关注。从美国社会学家桑斯坦的角度来看，群体极化是“群体成员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偏见。经过讨论，人们继续朝着偏向的方向移动，最终形成了极端的观点。“这一偏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人们以相似或相同的观点加强自己的观点。如果有人支持自己的观点，就会因为更坚持自己的立场而走向极端；二是人们在与他人观点的比较中纠正自己的观点。
如果发现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与自己的观点不符，人们通常会调整自己的立场，并与公众观点保持一致。从以上群体极化的概念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还是转移到别人的立场，网友都倾向于最安全的观点，而最安全的观点意味着大多数人都认可并愿意分担风险。这种跟随大多数人意见的选择，本质上是基于一个人或一些人的话语优势。随着话题的聚合效应，媒体舆论领域的话语权集中现象形成。
如今，随着互联网平台的不断扩大，媒体舆论领域的话语权一般是指对舆论话语的控制，是网民个人和群体借助媒体平台影响他人价值观和舆论环境的力量。随着媒体技术的兴起和应用，普通人被赋予了平等的话语权，打破了社会信息权的官方垄断模式，试图构建一种“信息社会化”和“信息民主化”的新型权力结构。在这种权力结构中，主要角色复杂多样，不再是单一的传播者或受众身份，而是可能兼具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追随者、反对者等特殊问题。
在媒体中，话语权集中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第一，群体同质化趋势在多元观点传播中日益突出。在tiktok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如贴吧、抖动、新闻评论区等）。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来评论事件和现象。他们的角色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提供者。各种想法和想法在互联网上交叉，形成舆论活力。也就是说，在媒体舆论的新环境中，不再只有主流观点及其主导价值存在，而是多种观点与价值判断共存。
一般来说，官方主流媒体不会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表意见，人们有充分地自由。在搜索、发布和传播信息的同时，他们筛选和分析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最终选择或创造某种观点类型。由于习惯性地被兴趣所引导，具有相同观点的自媒体用户很容易聚集起来，促进了群体内信息的同质化，形成了话语权的集中。这一权利受到情感驱动和用户素质、信息传播广度和受众数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风险。
第二，基于算法推荐技术的信息推送偏好加强了同类信息的传播。算法推荐技术是指通过阅读时间、关注主题、评论内容等一些数学算法对网络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推断用户的喜好。目前，算法推荐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网站，包括书籍、音乐、视频、新闻、电影、电视、电子商务等。从而提高用户满意度，增加用户粘性。在降低市场力量损失、提高目标市场识别精度方面，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但由于使用算法推荐技术是对用户兴趣爱好的准确定位，用户收到的信息并不全面，大多数人只选择接受与自己观点和态度一致的信息。
从长远来看，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置于由类似信息组成的“信息茧房”中。随着类似信息的不断推送，用户自身的认知观点逐渐得到加强，形成了一个同质化的用户群体，具体体现在群体成员在行为、思维、价值观等方面的一致性上。这种一致性在内部信息的交流和讨论中达到了高度统一，从而形成了群体中话语权的集中。这种权力集中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帮助下，形成速度更快，增强了群体对话的差距，增加了因固执己见而否定事实真相的风险。
第三，意见领袖的话语优势构成了对小众意见的意识压迫。意见领袖的构成在自媒体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包括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娱乐明星、草根代表等。草根代表近年来大幅增加。以高流量“大V”为代表的平*意民**见领袖，在舆论环境中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压迫了小众的观点和意识，凸显了其在舆论生成、引导和传播机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舆论的变化趋势，可以展现意见领袖不可低估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来说，舆论走向的路线是由现象引发讨论，在讨论中形成多样化的价值评价标准，意见领袖引导公众形成话语权，意见领袖话题的附和者推动特定价值标准的发展。由于一定数量的粉丝支持，意见领袖的观点可以更准确、更快速地被人们所认识，获得超越普通网友的“可见度”，即话语优势。这样，在一定的圈子里，意见领袖有很强的舆论建构力，给予高流量带来的话语主导权，影响了个人观众对社会事件的认知态度和价值选择。在强大的群体优势意见面前，德国传播学家诺依曼提出了“沉默螺旋”的观点，表明个人压迫感更强。尽管个人可以主动选择依赖哪一个群体，但是由于舆论的压力，避免自己被孤立，在言行上仍然会选择服从优势。
第二，媒体时代群体极化的现实表征
话语权集中的直接后果是群体极化。目前，我国媒体中的群体极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由于缺乏真实内容而导致的信息监狱的观点极化
目前自媒体平台进入的门槛较低，使得用户发表评论更加随意。与传统背景下的新闻媒体不同，在媒体舆论领域，用户不一定遵循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原则，而是有选择地接触信息。也就是说，大多数用户接触信息并不全面，愿意接触与自己立场、观点和态度一致或相似的信息，有意无意地避免与自己现有趋势不同的内容。正是因为片段性的文字、图片、短视频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完全表达事件的原因，也没有进行实时检查。
传播主体根据其主观意愿控制价值观，导致其信息接受同质化，尤其是在算法识别用户偏好的基础上，更容易强化这种同质化倾向。这些观点相同或相似的用户聚集在一起，容易形成“偏见共同体”，影响社会事件的真实客观呈现，形成数字思维笼。
在这种情况下，自媒体用户的认知被算法推荐技术切割成几个碎片，并不断加强。当他们面对某个社会事件时，他们会缺乏视角。这种认知偏差使他们即使接触到事件的真相，也会固执己见。
媒体时代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以流量为基础的。这一流量目标驱使媒体用户将事件还原到大众价值观的方向。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面对政府反应和决策的不足，各种谣言和虚假信息迅速传播，混淆了视听，使已经陷入恐慌的人更容易感知和相信疫情防控的不利解读，严重影响了人们的信息感知和理性判断。幸好后期算法推荐技术及时向网友推送真实信息，扭转了其对疫情防控的认知偏差，舆论逐步走向积极。比如在交通领域，人们普遍讨厌高端汽车对非机动车的优势压迫。
因此，一些自媒体用户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形成流量，故意通过增加字幕、分割视频片段等方式创造上述场景。这就导致了一种真实性的缺失。在缺乏真实性的情况下，自媒体可以让人下意识地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这就是自媒体时代的“信息监狱”。实际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事故只是客观事件，其本身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对于真正的价值判断层面，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对事件进行全面考虑，然后确定结论，并出具责任认定书。
由此可见，上述信息监狱不利于观点的多样化呈现和价值的正确判断。人们认为他们看到的是真实的，但实际上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从长远来看，这种真实性的缺失对媒体的健康发展，对整个媒体行业和网络空间管理都非常有害，甚至对现实社会管理产生了影响。比如2020年重大疫情背景下网上发布的“毒王”事件，相关照片和数据被我澄清为当地媒体平台使用自己拍摄的旅游照片拼接造假材料，造成了极大的个*权人**利侵害和社会负面影响。
(二)由于专业理性缺乏盲目跟随而导致的观点极化。
在媒体舆论领域，任何学历、专业、行业的个人都可以直接表达自己对社会事件的看法。他们的“平民”和“开放”信息传播机制可以动员媒体用户参与各种话题讨论，而无需专业媒体中介或社会组织的代言。问题是，当媒体用户围绕自身利益发表意见时，由于缺乏专业的视角和分析依据，在没有专业机构和人员解释和指导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会受到争议事件的刺激，或者受到媒体的煽动，或者受到群体意识的压迫，或者群体中一些成员的情绪很容易被渲染。
在自媒体空间中，专业理性的缺乏是很常见的。需要多年的培养和训练才能形成专业理性。所以，在自媒体环境中，公众很难对社会现象进行专业的判断。最典型的案例类型是法律领域的社会事件。从现象到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一直是媒体空间中非理性、非专业的判断。网上传言，一位啃老年人为了向父母要钱而躺在门口的事件，公众出于义愤填膺，要求判决其“监禁”，甚至“死刑”。实际上，这一事件远远没有触及刑法规范。
也就是说，自媒体用户在缺乏专业理性的情况下，无法客观真实地判断社会事件，容易形成不合理的群体观点极化，影响媒体舆论的整体环境和趋势。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评论过程中，流量较高的自媒体评论者可以带动更多的支持者，但很容易将大多数人引向错误的方向，因为他们无法或不愿意做出专业的理性判断。尤其是当这些高流量主体过度追求经济利益，或者受到非法政治目的的驱使时，更容易做出违背事实的判断和舆论引导。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总体而言，现阶段媒体环境中的专业性明显不足。
(三)观点极化是由过度感性驱动的价值附着引起的。
在这里，感性的价值依赖不同于上述专业理性的缺失，它形成的价值观趋同和极化主要不是由专业理性的缺失引起的，而是由价值本身的理性缺失引起的。在媒体舆论领域，感性和理性是分开的，很多个体无法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是基于感性意识对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绝对回应。就法律案件而言，很多个人只能停留在“有罪”和“无罪”的层面，却无法从法益、价值、人伦的角度理性分析问题，这也形成了观点跟随、观点极化的现象。在自媒体空间中，理性缺失使用价值本身层面依附于过多的情感因素，形成了观点趋同的极化现象。上述多元价值是媒体环境中多元化个人观点的体现，但过度感性驱动引起的价值依赖会破坏这种多元价值。
具体来说，感性中的价值依赖会形成价值趋同，使得媒体空间中的个人无法完全用自由意志来判断价值，而是倾向于跟随极化的观点。这种跟随趋势类似于心理学的羊群效应或从众心理，也就是说，在自媒体空间中，不同于意见领袖或极化的观点将被视为“异类”。这一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使个性化观点趋于沉默或跟随。
此外，过度的趋同和价值依赖也会使整个自媒体空间趋于感性。因为观点趋同的群体通常不止一个，当观点对立双方有明显的情绪冲突时，就会为极化创造一个温床，整个自媒体空间趋于感性，从而融化理性的功能价值。媒体空间的健康环境建设和稳定环境建设需要理性地支持，理性可以使规则体系和价值体系在媒体空间中形成。“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媒体空间实施规则需要一定的理性作为依据。同时，对舆论的过度引导、感性和平衡性的分裂
目前，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群体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华反**敌对势力积极利用一切手段阻碍我国复兴的伟大征程，其中依靠媒体平台渗透和颠覆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一点，它将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三是建立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全球公共参与空间，即数字舆论空间。”数字舆论空间在舆论格局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面对数字化特征鲜明的自媒体、话语权集中、群体极化等现象。，要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最大增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仅靠经验和传统方式引导舆论是很难满足的。顺应数字舆论的发展趋势，构建更加科学理性的引导机制是合适的。应该说，中国在2018年建立了一个中央网络安全部门，并建立了一个中央网络。
首先，加强自媒体平台主流意识形态供应机制
为了实现思想引导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缝连接和有效整合，促进媒体舆论的有序良性发展，必须加强媒体平台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机制，实行全时全球引导。
全时引导媒体舆论是指将引导贯穿于信息生产、传递、接收、整合、再生产的全过程，从头到尾，无缝连接。在信息生产过程中，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抓住群众最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客观、及时地反驳和引导错误言论，调整利益，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在信息传输过程中，既要选择与生产信息相匹配的传输形式，又要考虑信息接收率。应重点关注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突发事件，为信息在生产过程提供依据。引导者在信息接收过程中，要使引导信息易读易懂，有声有色地增强信息接收体验，提高信息接收的有效性。
在信息融合过程中，不仅要在日积月累中找到引导信息与人们现有知识和价值观的契合点，还要逐步改变人们原有的认知；在信息融合中，需要不断调整思想引导的广度、深度和难度，使人们的思想不断进步；在一定频率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和方式反复引导。引导者的职责在于引导媒体用户在信息再生产过程中的积极反馈。比如对于潜水和言论中立的人，引导他们认同并回应主流观点；对于消极言论者，思考其发表原因，积极引导，提高引导效果，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坚决揭露和反驳恶意言论者。
媒体舆论的全球引导是指通过主流价值引导、主体协同引导、路径综合引导、精准滴灌引导，实现全球覆盖和有效整合。主流价值引导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媒体舆论，在多元价值观中宣传主流思想，在听说服中纠正错误言论，在提高吸引力的同时将主旋律推入脑海。主体协调指导意味着既要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又要做好政府、媒体、公众的线上线下协调和国内外协调，还要注意人际协调，在各协调主体之间构建正常的协调机制，提高指导效率和效果。路径综合引导意味着在加强统筹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渠道，如人、财、物等资源、经济、法律、技术等。，以及微信、微博、Tiktok等。
从而扩大引导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精准滴灌引导意味着不仅要重点关注思想引导的盲点，还要避免盲目灌溉的洪水；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要准确匹配用户偏好，创造个性化的思想引导内容，实现思想引导的“千人千面”。
需要注意的是，在思想引导中，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政府有必要提前备案、教育、引导和监督，吸收其成为数字舆论引导机制的中坚力量，压缩负面观点占据的黑色地带，弘扬主流观点占据的红色地带，将灰色地带的中间观点转化为红色地带的主流观点。
二是建立媒体舆论动态监测预警机制
随着媒体舆论在社会舆论领域的分量越来越大，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迅速爆发和蔓延，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应在事件爆发前处理媒体舆论事件，建立媒体舆论动态监测预警机制，预测、分析、判断舆论事件发展进程，提前采取合理措施，及时引导舆论发展方向。
一是建立立体的动态监测和预警组织结构。机制的顺利运行取决于高效的组织结构。在官方层面，设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常设的预警决策协调部门；在民间层面，吸引专业机构、行业专家和社会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加入风险预警系统，建立以政府为中心的三维动态监测和预警网络；在教育层面，积极培养具有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等复合知识的预警人才，全面分析自媒体舆论的发展和监测情况，避免因知识不足而导致的决策错误。
二是构建安全可控的动态监控预警平台。另一方面，自媒体平台的流量数据实时处理。自媒体舆论数据不断流动和变化，这就要求安全可控的动态监控技术对其进行实时跟踪分析。在此过程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和充分挖掘点击率高的自媒体平台数据，对自媒体平台的信息评论、转发和喜好进行统计分析，及时掌握自媒体舆论的来源和发展趋势，锁定发布不良信息的用户。另一方面，建立红线监测预警标准和指标体系。
在实时处理自媒体平台数据的基础上，根据舆论发展中的矛盾运动情况，建立预警红线标准和指标体系，提前进行风险评估，研究制定相关公共应对计划，实现自媒体舆论的动态监测。通过构建自媒体舆论动态监测和预警平台，我们可以及时、准确、客观地了解自媒体用户的观点和倾向，有针对性地从技术层面优化推荐算法，屏蔽夸张、极端、虚假和过度感性的评论，整合人工编辑手段，为自媒体用户呈现更加多样化和异质化的信息，引导自媒体用户比较和选择信息，理性理解和分析事件，从技术上防范和避免话语权集中和群体极化，创造和谐健康的自媒体舆论空间。
三是建立自媒体舆论引导效果评价反馈机制
自媒体用户发布的信息有一定的影响。此外，信息量大，内容复杂。目前，政府和自媒体平台尚未对负面信息的传播采取惩罚措施，导致谣言误导公众认知，进而加剧矛盾。因此，有必要建立自媒体舆论引导效果评价反馈机制，促进自媒体用户关注舆论的生产及其影响力。
首先，建立政府指导效果评估反馈机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在主要的自媒体平台上开设了账户，其发布的信息具有很强的可信度和权威性。评估政府部门的指导效果可以有效地监督其工作效率。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量化地评估指标来评估政府应对自媒体舆论事件的反应能力、处理能力和后续修复能力，以评估政府应对自媒体舆论事件的效率和沟通能力。为了客观公正地评估政府处理自媒体舆论事件的效果，我们可以考虑邀请相关专家随即提交
其次，建立自媒体用户信息生产行为评价反馈机制。目前，国家对自媒体用户的言论自由表达权没有明确规定，对发表不良舆论的生产者也没有采取惩罚措施，导致自媒体平台上呈现的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因此，有关部门必须认真审查和评估自媒体平台信息，反馈评估结果，惩罚传播负面信息的人，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警告其他网民，提高自媒体平台上发布和传播信息的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在自媒体用户中，高流量主体在引导舆论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级政府应对导致网络紊乱的高流量主体进行处罚和思想政治教育。一些受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驱动的高流量主体误导网民，使他们对热点话题进行替代解读和创作，并在情感渲染下引发群体极化。对于这些高流量主体来说，对他们进行威慑性的惩罚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媒体素养，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题、维护思想安全等方面展现正能量”尤为重要。
再次，建立媒体编号影响力评价反馈机制。除了控制政府和自媒体平台的用户信息创作行为外，评估、监督和反馈媒体编号（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的引导效果尤为重要，尤其是容量大、影响大的官方或民间媒体编号。这有助于媒体编号承担相应的责任，充分发挥其大数据优势，制作积极地引导内容，或通过排名和评分激励媒体编号上的在线用户发表高质量的言论和作品，净化自媒体舆论空间，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总之，在自媒体舆论空间治理中，要加强自媒体平台主流意识形态供给机制，积极构建自媒体舆论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和引导效果评价反馈机制，以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政治安全为目标，增强思想引领效果，创造清晰的自媒体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