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写得挺好，东方战略思想的总结，对个人，对企业都是不错的参考，东方战略哲学，博大精深，要屹立世界潮头，需要以华夏思想战略为指导！
书中关于战略与人性的章节，写得挺好，和大家分享！希望对你有用！
职业使然，我这几十年可以说是阅人无数，上到*官高**巨贾，下到贩夫走卒，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
大多数人都是在看戏，台上哭，自己也跟着哭；台上笑，自己也跟着笑。很多传奇他们信以为真，其实未如其然。演戏的人是疯子，自己很陶醉，但也许知其然，并不知其所以然。
作为战略咨询顾问，我给自己的定位既不是演员，也不是观众，可能是编剧、舞台监督或艺术指导。我既可以看见台下看戏者的情绪起伏，又可以看到台上演员们脱掉面具之后的本来面目，也见证过他们在特殊的国情环境中太多的沉沉浮浮、生生死死，这一切兴衰成败的背后，都离不开人性。
从古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政治立场、艺术审美、科学技术、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都在变迁，唯独人性变动极少，足以击穿时空。从原始的非洲部落，到贫困的第三世界，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横流的发达国家，从印第安部落，到古罗马，到近代帝国主义，到现代商业社会，绝大部分人类群体的历史都是由人性主导的。
《圣经·旧约》中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都是在讲人性。说来讽刺，恰恰也是因为人性的永恒，才让“以史为鉴”成了一句空话。所有发生的，皆有理由，已经发生的，终将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真正能做到“以史为鉴”的，可谓少之又少。可见一个优秀的战略家，一定是洞察人性、驾驭人性的高手。
和哲学一样，人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天主教说人有*宗罪七**，它们是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暴食和淫欲。佛教说众生之苦，皆因贪、嗔、痴三个字。儒学的开山始祖孔子讲得最多的是仁，然而孔子所论的仁主要局限于仁本身，人性不是孔子讨论的重点。孔子论人性，只限一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何以相近，习何以相远，却没有明言。
孔子之后的孟子和荀子，对于人性的探讨各执一词，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两者都认为人性秉受于天，但荀子将人与动物所共有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当作人性，孟子虽也承认这一本能，却认为人异于动物之根本，在于人先天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所谓的“人性”。在后世的儒学体系中，人性被愈发摆在了负面的位置，在程朱理学“存天理，灭*欲人**”的禁锢下，人性被抑制到了极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推崇沉稳，讲究喜怒不形于色，其实这都是人性压抑的表现。
14世纪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的思潮逐渐蔓延。人性摆脱传统宗教的束缚，个性张扬成了时代主流，这也为西方科技、文化、艺术的大繁荣提供了肥沃的自由土壤。
每个人都有人性，关于人性的理解也各自不同。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认为：“驱使人类进步的，正是三种负面情绪——懒惰、贪婪和恐惧。”斯大林在流放期间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曾留下批注：“人的恶习只有三个，软弱、贪婪、愚蠢，除此之外都是优点。”结合我这些年的江湖阅历来看，人性无非三大特点：贪婪、侥幸和虚荣，所有人概莫能外。
其他弱点，如懦弱、懒惰、嫉妒、傲慢、自负等，都能从这贪婪、虚荣、侥幸的“人性三原色”上找到解释。所谓懒惰，无非是逃避努力的贪婪；所谓懦弱，无非是一厢情愿的侥幸；所谓嫉妒，无非是求而不得的虚荣；所谓傲慢，无非是贪婪加虚荣；所谓自负，本质上是虚荣加侥幸；等等。
和别的说法略有不同的是，我不认同“贪婪、侥幸、虚荣”是人性的弱点，我更喜欢称其为人性的特点，它们是普遍而恒定的，并且同时具备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当消极一面发挥到淋漓尽致时，有些人被虚荣绑架，汲汲于名利，渴望镁光灯下的鲜花与掌声，生怕别人不关注他，登山、约会、当网红代言人，不断搞出些大新闻，一次次用超常规的方式做出吸引大众眼球的事情。说到底，都是虚荣作祟。
这种人往往把面子和排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活得很累。有些人被贪婪绑架，把企业的规模当作唯一的目标，高周转、高风险、高杠杆，半夜惊醒时想的都是如何成为首富，殊不知撞树而亡的兔子永远是跑得最快的那只。有些人被侥幸绑架，沉迷于资本的魔力，一次次成功空手套白狼，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自己的企业加杠杆，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到头来风向一变，资金链一断，几十年爬上神坛，跌落只需要一瞬间。
而一个人如果能够把握人性的边界，把贪婪变成雄心，这个人不成功都不可能；如果能把侥幸变成胆魄，敢于冒险，弯道超车，这个人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如果把虚荣变成珍惜羽毛，爱惜名节，这个人就会走得长远。无法驾驭贪婪、侥幸、虚荣，死亡只是早晚的事。
如何驾驭人性？我总结了两个词“要我做”和“我要做”，一个是拽牛尾巴，一个是牵牛鼻子，力度相同，效果却天差地别。
多年来，我最喜欢看的影视剧就是越狱类的，从《基督山伯爵》到《肖申克的救赎》，一直到《越狱》，我都看得津津有味。监狱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场景，有强度极高的压迫，也有永不停歇的反抗，囚犯想要越狱，就要把智慧与潜能发挥到极致，“我要做”的冲动和“要我做”的高压不断摩擦碰撞，迸发出强大的火花，也成了影视作品永远不过时的精彩题材。
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就在于解决了从“要我做”到“我要做”问题。
在过去短短几百年内，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推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数次产业革命，造就了人类文明诞生数千年来最伟大的光辉与繁荣。人类文明中，现今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所有东西，科技、制度、文化、思想，或多或少都离不开“我要做”的原动力。一个伟大的出发点不一定能够成就光明的现实。恰恰相反，看似丑陋的出发点却往往在最后成就了伟大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是大江大海40年的峥嵘岁月史，也是一部人性力量的见证史。支配中国社会几十年的治理逻辑从“要我做”扭转到“我要做”上来。被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机遇。“我要做”给了芸芸众生一条改变命运的“活路”，这颗种子最后却结出累累硕果：人民群众将它变成了无数种“活法”，从“活路”到“活法”，一场伟大的奇迹就此诞生。
多年以来，我接触了成千上万个各种各样的企业家，其中不乏许多草根出身的巨富。他们早年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裁缝、修鞋匠等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尽管来路各异、生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文化水平不高。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他们的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这种强烈的愿望在鼓励“我要做”的社会环境中彻底挣脱了束缚，得到了解放。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劳、坚韧和胆识，一步步走向财富之巅，勇立商海潮头。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对自身命运去向无所适从。但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必须在那混乱而野蛮的年代里，从失败者的尸骸堆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这背后的本质，就是释放了人性，就是“我要做”的力量。
深圳的崛起和华为的成功，都是人性伟力的体现。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深圳之间100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我在做记者期间曾深度调研其发展全过程，并最终写成了一部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
作为“百万移民”的主角，农民工背井离乡，绝非为了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他们在家乡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耕地种地，在地里找食吃，甚至连自由迁徙的权利都没有，人与土地被强行绑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背井离乡，到遥远的珠江三角洲打工。这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这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们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收获的是未来。
更何况，伴随着粤语文化的“北伐”，劲歌金曲风行全国，远在内陆的青年们有足够的素材和想象力来编织自己的广东梦：车水马龙、城市不夜、灯红酒绿……“东南西北中，发财下广东”，就是这一点微小的期待，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充满未知的珠三角。
与做着朴素的发财梦的农民工类似，香港商人也不是活雷锋。之前从珠三角游水逃到香港去的人，作为第一批港商开始回来了，在本乡本土办厂，并且探索出了“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香港商人只要有订单，就不用给钱，村集体拿出土地来入股，借钱找包工头把厂房盖好，港商只要把设备拿过来，就可以开始生产，最后利润两边对账。港商的成本之低简直无法想象，土地不要钱，厂房因陋就简，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设备。只要有订单，工厂就可以运转。一个个香港大小老板，把欧美订单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当地的农民租块地建厂房，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
这些港商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为了一己私利，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与压榨，甚至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但不可否认，当时整个东莞从村到寨到区，崛起的成千上万的“三来一补”企业，为日后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
珠三角本地的农民，想法同样很简单。只要在地上建好厂房，转手租出去就能挣钱。伴随“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的新职位，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即使一些乡村干部（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派出所干部、知识分子（小学毕业生也算）悉数出任官职，人数也不够用。在一个村拥有几十上百家企业的情况下，每一个村里面的男人都可以在厂里面挂个副厂长的名，名利兼收，何乐而不为？
从1980年开始到1988年的短短8年间，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国的新兴制造业高地，建起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一个小小的东莞，从只有60万人口的县级市，变成了容纳1000万青壮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40年过去了，珠三角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形成了在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无数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深圳成为世界级城市，东莞成为世界工厂，等到深圳要实现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时候，东莞自然成了最好的产卵地，华为等一大批高新科技企业花落东莞，这是之前谁都想不到的。
作为开放前沿门户的深圳，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深圳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在深圳这片谁也不认识谁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
这种机遇不是纲纪废弛、*砸抢打**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是在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寻找共识，是对灰色地带的极大容忍。
这样的容忍让深圳在一段时间内广受批评，成为众矢之的，这里面也的确发生了太多听起来不人道、不人性的故事，但也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
深圳并不完美，人性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释放，无数充满活力与欲望、希望改变命运、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向深圳，鱼龙混杂，大浪淘沙。于是，千百万农民从田间地头走进厂房车间，摇身一变成为现代产业工人，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推动了工业化；成千上万渴求知识的有志青年，通过参加高考改变命运，成为寒门贵子，跃入龙门，成长为当今社会政商学界的中流砥柱；不甘平庸的芸芸众生，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翻滚浮沉，成就了无数富商巨贾、草莽英雄。最终“欲望”创造出了“辉煌”。
深圳的成功，归根结底其原动力就是人性。创造这一奇迹的每个人都是俗人。无数普通人的贪婪、侥幸、虚荣所汇成的浩荡洪流，如水载舟成就了深圳。
华为同样是一个把握人性的典型案例。
关于华为成功的秘诀，众说纷纭，但我认为，对人性的激发和控制贯穿了华为的发展史。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于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
华为的一位高管曾对我说，华为是“同路人”文化，自然淘汰挑选，留下来的多是家境不太好的年轻人，华为内部称之为“一贫如洗，胸怀大志”。
伴随华为的成长，无数一贫如洗但又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改变了命运，成就了自我。华为在海外开疆拓土，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离不开对这批优秀年轻人的激励。
高额的海外补贴，加上回国之后升职加薪的机制奖励，华为的年轻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实力积累到远超同龄人的大量财富，获得社会的认可。许多驻守海外的华为客户经理，年纪轻轻便是所在国权贵的座上宾，惯见三教九流，出入高端场合，这种价值感的实现，非一般的平台所能及。
正如深圳的一位老领导所说：“华为不是培育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这种成长背后有其深刻的必然。
当时特朗普还在任时举全国之力绞杀华为，都未能遂愿。试想，如果当今中国有成百上千个任正非式的企业家，有成百上千家华为式的世界级企业，又有谁能够*倒打**我们呢？
但感慨人性伟力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性既是澎湃的动力，也是一朵“恶之花”。我见过，不少老板获得一定成就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人性长期压抑之后全面释放带来的放纵与迷失。房子一栋接着一栋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时间一长，问题就像海底潜流一样，大量积聚，最终爆发。
中国社会今天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由人的欲望无限扩张、非理性释放、失控带来的。40年的成就和问题同样警醒着我们，承认、肯定、激励人的欲望同时，也要构建法制的防线和道德伦理的底线，一方面对“要我做”——激励人的自主性与创造力，一方面对“我要做”——设定边界与规则，把自由框定在秩序的框架之内。
“要我做”和“我要做”就像天平的两端，人性的双重性让天平永远不可能彻底平衡，天平的每一次轻微摆动，都有可能滑向深渊，也有可能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每一次砝码的加注，都考验着领导者的战略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