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顾景舟紫砂艺术事业正要稳步前行的时候,却受到社会大动荡的影响。“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后,顾景舟返回宜兴,却不幸身染天花,这给生性好强的顾景舟带来心理上难以想象的创痛,他强行封闭自己,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制壶和读书之上。
此时的顾景舟在宜兴紫砂界声名鹊起,开始接受专门订制。与此同时,仿制他的作品的人也逐渐增加,为此,顾景舟将“武陵逸人”印磨去,自刻“曼晞陶艺”一方,钤于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上,有意识地让自己的作品向精品化迈进。1979年顾老回忆这枚图章的时候提到:“曼,美。晞,将明未明之意。”“石米以上用这图章,所以比较高档的茶壶,都是用此章。这一时期的“宝菱壶”、“仿鼓壶(大口扁腹)”、“三足云肩如意壶”等均属于顾景舟所说的“石米以上用这图章”的范畴。
此外,顾景舟自刻两枚仿邓石如风格的闲章“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得一日闲为我福”,用以制作“藏六壶”、“仿鼓壶(座有兰言)”、“大口扁腹仿鼓壶”、“仿鼓如意壶”、“牛盖洋桶壶”等订制壶款,包括了国民*党**将军陆连生、宜兴土改所所长范顺琪、全国省银行第六次座谈会等重要订制壶款。我们从这些作品和印款中不难看到他为生计终日忙碌制壶的身影。
这时期另一枚重要的闲章即是“荆南山樵”,代表作有“三足高腰线提梁壶”、“截盖石瓢壶”、“玉露套组”等。顾景舟对于荆南山情有独钟,晚年托付弟子后事的时候表示:“骨灰一半与老伴合葬,一半撒在铜棺山顶(荆南山主峰)……我们都是荆南山下的子民,荆南山养育了我们,最后还是归于荆南山。后来由于坊间多有仿作,出于对艺术的尊重,顾景舟不得不忍痛将其磨掉,在回顾“荆南山樵”印章的时候,他说:“此章曾经用过一段时间后来别人模仿,此章已磨碎。”
40年代末是顾景舟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时期。1948年前后,顾景舟与颇具影响力的海派书画家吴湖帆、江寒汀、唐云等相交往,对自己的艺术生涯作了总结与展望,将名字中的“洲”改为“舟”。顾景舟对自己的艺术生涯有了更高的期望,以期能够饱览历代名作,悟道升华,在博大精深的紫砂艺术之中独舟逆进、勇往直前,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青年顾景舟的壮志雄心。
历史上著名壶家所用的印章,往往出自一代名金石篆刻家之手,因此喜爱传统文化、对壶艺有着别样韵致格调的顾景舟在他后来的艺术生涯中结识了很多书画、金石界的朋友,也得到了很多专门为他篆刻的印章。景舟”与“景舟”印款乃出自篆刻家任书博和王仁甫之手,据上海铁画轩的后人回忆:“江寒汀大师来我家的时候,他有四方印给我父亲,其中两方印是我父亲的,另两方印是由我父亲转交给顾景舟的,因为有这两方印以后,顾景舟做了五把石瓢壶。”这两枚印章伴随了顾景舟以后岁月中的多件紫砂作品。
顾景舟在早期作品中就开始使用签款方式,如1935年的“绿泥小石瓢壶”,底部签刻“龙溪魏梓敬珍藏”,1930年代后期在沪制作的“矮僧帽壶”,底部签刻“生莲居大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