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概念之辨
民族主义在当下惯常的大众语境中，已经或多或少带有贬义，时常等同于激进爱国主义。而激进爱国主义有可能引发国际政治中的关系紧张，甚至成为区域安全问题的制造者而不是纾解者。真的是这样吗？之所以形成这种推导，首先是将民族主义这一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化了。要分析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历史语境入手，首选辨析如何理解民族主义，以及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另外两个概念，民族和民族国家。
瑞典街头的kebab烤肉店，这种烤肉店往往由中西亚移民经营，在瑞典带有鲜明的异域特色。图源：观察者网
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自古有之的还是在近代才产生的？关于这些问题，西方学者掀起了不同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就像自然界的万物一样是天然存在的，自有人类之初，人类就是分化为不同民族的，这些民族之间有着天然差异，每个民族都具有显著的自我特征，可以较为容易地区别于其他民族。同时，民族认同也是天然存在于每个民族内部的，这种认同在现代的转化，不过是从最初的图腾崇拜、原始信仰，转变成新的形式，以新的认同载体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但这种论述招致了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的批评，安东尼·史密斯认为这种论述“很难找到对不同种类文化共同体，以及对这些共同体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作历史学或社会学的解释。这种范式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历史的集体产生依恋而对另一些则不产生依恋（比如，德意志民族对德国而不是普鲁士产生依恋），以及为什么这样的依恋在范围、程度和时间上都会不同。”（参看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而与上述论证方式不同的是，一些学者想从辞源学的考察中发现奥秘，结果发现“民族概念”在古代和近现代的差异。吉尔·德拉诺瓦指出，nation（民族）一词来源于拉丁文natio、nationis，意指种类、种族、人群（参看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三联书店2005年版）。霍布斯鲍姆通过对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进行词源学考察后发现，民族在欧洲的历史发展中，有时指“外来者”，有时指“籍贯”，有时也指“阶级”。其中最为常用的用法，是指籍贯，尤其是在中世纪的大学之中，学生经常因为籍贯的不同而被归为某一“nation”（参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针对这些词源学上的考察，埃里·凯杜里指出：“（nation）用于大学内部的划分表示的是来源地，但绝不符合现代的地理划分，更不符合现代人们所理解的‘民族’”（参看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里亚•格林菲尔德则敏锐地注意到了在欧洲民族一词的词意流变，在欧洲“民族”的含义经历了语义变化的之字形（zigzag）模式，以致使其含义从最初指“一帮外国人”，经过一系列变迁，发展到指“独一无二的人民”（参看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三联书店2010年版）。
实际上，在欧洲，的确不少民族是相当晚形成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包括历史上频繁的战争、各国王位继承的变动不居、中世纪分封制的影响等等。因此，才有很多例证，阐明了欧洲的很多传统包括文化仪式都是近代发明的（参看霍布斯鲍姆、兰格主编：《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但在东方一些国家并不是如此，尤其是以中国、朝鲜、日本为代表，其中华民族、朝鲜民族、大和民族的历史悠久是西方诸多民族并不具备的。就连研究欧洲民族主义问题的专家霍布斯鲍姆都不得不感慨，“像中国、韩国或日本，其组成分子的同质性之高，在历史上倒是相当罕见的。”
而民族主义在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学术著述中，更是充满歧义。休·希顿-沃森认为“民族主义一词更是一个普遍使用混乱的概念。通常，人们要么认为它是一种集体性自私主义，要么界定它是一种集体性扩张主义……民族主义已变成一个贬义词，与令人肃然起敬的爱国主义一词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上，当人们说‘我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时，就意味着‘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参看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种情况下的民族主义的理解，就是我们在开篇所说的被窄化的民族主义。
实际上，无论作为文化-社会共同体的民族是自古有之的（以中国等东方国家为代表），还是在近代才形成的（以欧洲国家为代表），作为政治思潮和运动的民族主义都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并首先出现于西欧，然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也因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其重要的民族主义著作的标题确定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参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那种将民族主义进行久远历史追溯的做法，往往是将爱国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历史进程中一以贯之的现象，无论是城邦还是帝国，都能够塑*爱造**国主义。虽然如今的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但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爱国主义都等同于民族主义。诚如凯杜里所认为的，爱国主义是对一个人所属国家与群体的爱，对制度的忠诚和对国防的热情；恐外症是不喜欢外来人，不愿将外来人接纳进自己所在群体。这两种情感不宣称关于国家或个人与国家的特殊关系，“民族主义却二者兼而有之”（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民族主义，简单来讲就是想以民族主义作为动员手段，推动实现民族国家的形成，或者说推动主权国家进一步向民族国家转变。如果说主权国家规定了国家拥有确定的领土和明晰的主权，那么民族国家在主权和领土之上，还添加了民族认同。领土是国家的统辖边界，主权是国家的统辖原则（不准其他国家干涉），民族是国家划分统辖边界的文化理由（即国家以民族的边界为统辖边界）。
充满民族风情的节目。图源：中新网
二、民族主义的发生史：与安全问题相伴
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最先产生于欧洲大陆，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学者共识。只是发生的具体时间和代表性事件，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不同阐述。学者们公认的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可以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
这里强调是作为运动的民族主义，而作为思潮的民族主义可以追溯得更远，争论也更多。比如有学者分析，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欧诸国就把罗马时期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等著述中对于欧洲古代部落的简单摹写，转换成了各个欧洲国家塑造自己国家定位和民族认同的源头，结果从心理层面“以民族主义历史代替了宗教‘十戒’和《圣经》；将民族的历史遗迹作为朝圣和膜拜的圣地；以‘无论对与不对，祖国第一’的观念作为转化民族忠诚的道德信条。许多民族主义运动明确地呼吁民众忘记或者超越宗教（教派）差异，以共同的民族性为基础寻求统一”（参看叶普·列尔森：《欧洲民族思想变迁：一部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而法国真正开始形成民族主义意识，又被学者们追溯到英法百年战争。以圣女贞德这一形象为代表，贞德最初被捕后是作为宗教异端被处死的，但很快在之后的战争过程中，圣女贞德作为法兰西民族英雄的形象被凸显，宗教异端的色彩隐没了。除了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1642年开始的英国内战，也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早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国家内部整合的标志性事件，只是没有1789年这一时间节点得到更广泛、更一致的认可。
无论是我们这里提及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还是英法百年战争，还是1642年的英国内战，民族主义似乎从一开始就与战争问题，就与安全问题紧密相关。但我们要意识到的一点是，不是民族主义诱发了战争和安全问题，而是战争和安全问题诱发了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在欧洲产生之初是作为对安全问题的回应而出现的。这种对安全问题的回应办法，就是强调要塑造民族国家，要强调民族认同，要形成民族国家内部的团结一致。因此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评论英国内战和法国大革命时认为，这两场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
实际上，民族主义运动自产生之初，就是整合性的、团结性的思想和运动，绝不是分裂性的、破坏性力量。一般说来，民族主义运动寻求两大目标，一是一国疆域内所有的族群（ethnic group）融合成一个民族(nation)，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避免外来侵略和压迫。因此到19世纪欧洲盛行民族主义运动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在《*产党共**宣言》中认为，欧洲的民族的整合是一种历史进步，因为“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关于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形成的社会整合，可以参看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先是将民族主义运动带到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拿破仑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服，又为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时，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在面对西方的殖民和侵略时，也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叙事。欧洲列强（也包括后来的美国）在殖民扩张中宣扬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它们送来启蒙之光，亚非拉等被殖民或遭受侵略的国家则把本民族的整合看成是对抗殖民者的手段。这样，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就在全球播散开来，而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自然也是对自身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的回应，而不是安全问题的制造者。
也恰因为民族主义在产生之初就是作为积极的、正向的、主张团结的思潮和运动，因而由民族主义思想派生出来的民族自决权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民族自决权在20世纪成为了国际公认的一条政治原则，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承认民族自决权，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也承认民族自决权。
以法国大革命为主题的油画。图源：新京报
三、当下的民族主义与安全问题：历史与现实的纠葛
虽然民族主义产生和散布的过程中，是积极的、正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任何时期都不会成为安全问题的制造者。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思潮存在着一种不断建构甚至时时构建的过程，并不是组建民族国家成功，民族主义就消亡了，也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能一直在主张团结和整合的框架内运作。因而我们会发现，民族主义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的确成为某些安全问题的诱因。
首先，民族主义的确会形成激进爱国主义。这种状况的形成实际上直接蕴含在民族主义的发生史中。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与民族身份的确立过程，也是一种全新的身份边界开始建构的过程。作为一种共同体意识，民族主义的确从产生之初就强调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一种民族身份的生成，尽管不断寻求从内部展现民族的团结与向心力，但通过与民族共同体外部的群体进行差异化比较，也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民族主义意蕴和民族国家特色。每一个民族共同体都会追溯自己的历史记忆，自己的英雄事迹，而这些历史记忆和英雄事迹显然在民族国家之间是难以共享的，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尤其当一个民族国家曾遭受过其他国家的入侵、殖民时，那么被入侵，被殖民的历史，就成为该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组成部分。这部分历史记忆一旦被刺激，被激发，就可能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意民**是一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参考，外向型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就可能在诱发外交政策转向的过程中，影响到双边或多边关系，从而成为国际安全关切的焦点之一。
而比激进爱国主义更能直接促发国际安全问题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还存在着民族分离主义。前文我们已经提及，联合国是肯定由民族主义派生出的民族自决权的。但联合国同时也是坚决反对分裂既有民族国家的。联合国在1960年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 特别作了专条规定，即：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1970 年联合国《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也专门指出：不得将民族自决权原则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 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在行为上符合上述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原则并因之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之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但现实情况是，在一些国家的确出现了民族分离主义，并诱发了安全问题。
学界依据不同的标准将民族分离主义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分离活动的过程分为离散型和聚合型。离散型民族分离主义就是非主体民族谋求脱离现有国家建立独立国家，聚合型民族分离主义就是跨界民族联合起来建立独立国家。根据采取手段的不同，可将分离主义分为政治运动类型、*力暴**恐怖类型和军事对抗类型。政治运动类型就是以政治运动为手段进行民族分离活动，它通常由政*党**领导，采取合法的全民公投、议会斗争来进行分离。分离势力以和平手段达到政治目标无果的情况下，或者分离势力本来就是被别有用心所鼓动的情况下，就可能转化成*力暴**恐怖型。以军事对抗为手段的民族分离主义则是拥有军事对抗能力的民族分离势力在现有国家内以战争方式进行民族分离。
但无论哪一种民族分离主义，他们都会通过重述历史（有的也在篡改历史）进行动员。他们一般都会重点描述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的历史，从而为自己的分离主义寻求一种所谓历史认同上的合法性。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要追溯现代加拿大形成前法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史，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要追溯现代西班牙形成前的阿拉贡王国史，意大利的威尼斯要追溯自己在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史，库尔德人要追溯现代中东地区国家版图形成前的历史。因而，在民族分离主义者那里，历史（或被建构、被篡改的历史）要与当下的现实产生纠葛，以此来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叙事。
而无论哪种类型的民族分离主义出现，都会成为重要的区域乃至全球安全问题。对这种安全问题的治理，最重要的在于各国强化自己的民族国家认同。当然这种认同的重塑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多元政策的综合运用的过程，目前难以看到各国能够寻找到统一的、普遍的规律性解决办法，只能各国结合自己的实际状况，具体探索各自的解决之道，这也是该问题复杂性的重要表现。当然我们也需要关注乃至研究这类复杂问题，因为毕竟这是与区域乃至全球安全问题密切相关的。
2014年，约1.2万名民众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参加反对苏格兰独立万人大*行游**。图源：中国日报网
四、超越民族国家从而超越安全问题：梦想还是空想？
在冷战结束之后，当世界局势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整体形势积极乐观时，不少学者认为伴随着全球化使各国联结为紧密的统一体时，无论是由民族主义转化成的激进爱国主义还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出现的分离主义，都会相对减弱直至消弭，从而从超民族国家层面来真正解决安全问题。霍布斯鲍姆就曾畅想，“也许，随着民族国家的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未来的人类在自我介绍时，不一定非得说自己是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犹太人等等，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场合选择不同的身份认同。”
虽然在人类历史上的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城邦、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统辖边界与经济边界、文化边界从来不能够完全重合，但经济边界大范围溢出国家地理边界和政治统辖边界的情况，的确是在现代全球化时代才变得如此轻而易举和顺理成章。于是有人认为，由于自由贸易规则无限制和不可阻挡的传播，尤其是资本和金融的自由流动，经济已逐渐地摆脱了政治控制。于是经济形成了自己的边界，即同一市场所能达到的边界。而活跃在市场之中的跨国公司，则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
即便上述判断的情况的确存在，但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冷战后全球化的重要表征就是以跨国公司的跨国运营和贸易为代表的，其他诸如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全球化全然没有达到经济全球化或贸易全球化的程度。
对于跨国公司的认同与对于某一主权国家内部运营的公司的认同，甚至与近代早期对于自己所工作的手工作坊的认同是一样的。这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认同方式，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能够达到与血缘认同、宗教认同等同等的影响力和向心力。而血缘认同、宗教认同尚没有影响到多血缘、多宗教群体共同组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现在不能因为是手工作坊变成了跨国公司，工作场所从单一的地域变成工作网遍及全球，就假定这种认同的影响力伴随着跨出主权国家的地域就得到了指数级的抬升，不能因为跨国公司拥有同主权国家的谈判权、议价权就假想跨国公司形成了同民族国家一样强大而紧密的认同共同体。
除了跨国公司，国家间的区域合作更被认为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从而超越安全问题的重要方式，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经常被作为例证援引的当然是欧盟。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曾是这种论调的重要支持者，我们来援引他的一段话，“自从1993年欧盟正式成立以后，对于爱尔兰国民而言，北爱尔兰问题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这是欧盟这个超国家促进了人们的意识变革的缘故。如果有人说：‘这里是英国’，爱尔兰人就会回答：‘你说什么！我们是爱尔兰人！’，但是如果有人说：“这里是欧盟”，爱尔兰人就会回答：‘这个嘛，的确如此。’‘爱尔兰是欧盟的一员，英国也是欧盟的一员，何必为这种小事情争来争去呢？’能有如此想法，当事者的视野也就开阔了起来”（参看大前研一：《欧盟的冲击》，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这段话，我们今天看起来，基本上会付之一笑，因为英国已经脱欧了，大前研一的语境前提都不复存在了，他的观点自然也就成为笑谈了。现在于英国来说，不仅北爱尔兰问题重新凸显了，就连苏格兰问题都愈演愈烈了。
此前漫长的中世纪时期，欧洲以天主教信仰为根基，以欧洲王室频繁联姻为纽带的文化肌理与血缘联系不可谓不强大。但恰恰是民族主义所塑造的民族身份差异和景观附着差异，瓦解了中世纪欧洲的共同文化肌理和血缘联系。欧盟的组建，虽然出现了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但民族国家认同的分野并没有被打破。欧盟要想真正形成欧洲范围内的紧密认同，需要有各国人民共享的历史记忆。那么什么样的历史记忆才能够使整个欧盟范围内的国家实现集体认同呢？毕竟欧洲涵盖了西欧、东欧、南欧、北欧如此众多的成员国。而每个国家在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叙事之时就是从肯定自己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差异入手来塑造自我认同的。曾经历史上的希腊文化、罗马法律和基督教信仰都不可能再度成为整合欧洲集体认同的文化要素。
我们再看历史记忆的附着体，也即地域、景观、象征等多个方面也都没有办法去塑造一种集体性的欧洲认同。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不同的群体，也没有共同的黄金时代、共同的英雄人物、共同的史诗或神话可以成为欧洲不同民族国家的共同追忆。安东尼·史密斯说，“我们几乎不能想象，欧洲经济与政治上的联合，或者欧洲联盟，将会使各种欧洲人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历史性认同与文化受到侵害或者被彻底废止”（参看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欧洲的区域联合尽管最为成功，但因缺少各国共享的历史记忆，显而易见，欧洲认同不能取代各自的民族国家认同。
所以，民族主义不仅在当下，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未来，不仅仍将存在，而且仍将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内部认同，并且仍将持续影响国家政治，甚至会诱发国际安全问题。霍布斯鲍姆曾援引黑格尔的话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会在黄昏时起飞”，意思是作为思潮和运动的民族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但现实，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现实，让我们发现民族主义并未远去，甚至所诱发的问题更为复杂而不是更加简单，我们所需要的应该是多些智慧，来思考民族主义问题的应对之道。
本文作者
王文奇， 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美国罗格斯大学访问学者，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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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杨天航
责编| 吕梦婷
审核| 马 方
西南政法大学白昃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