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果说创作心态是作家们在从事具体文学创作活动时而表现出的心理特征，同时也是联结其文学创作心理过程和作家个性特质的中介，这些指向的是作家在创作某一文学作品时的心理状态，那么所谓的“文人心态”就还包括作家在某一时期内的心理状态。
这种心理状态是融合了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创作动机和审美理想等多种心理因素的产物，文人心态无疑是他们在面对主客观世界相互交融然后形诸于文学创作之后的一种结果。
一、“中隐”与“退居”心态
苏轼一生对故乡眉山充满深情，可是此处也承认眉山没有杭州的山水风光，他想学白居易在城市山林中隐居，出门便是朝堂，回家即是山林，这样既能不违背自己的报国志向，也能满足自身的文人情怀。
白居易的“中隐”观对后来的文人学士有很大影响，此不走极端、行于中道的思想是划时代的，《中隐》这首诗提到了过“中隐”生活所需要的四个要素：政治、经济、风景和交游。
白居易集子中有大量描写“家宅”的诗文，体现出对“中隐”生活所需物质条件的文人生活品味，这种品味因其书写转化成了一种文化资源，进入宋代后渐渐发展为士人文化的主流追求。
苏轼是王维、白居易隐逸生存哲学的杰出继承者和发展者，诗人虽然是作为“吏”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但他却将那里当作吏隐的场所来享受闲适。
苏轼和王维、白居易一样“萧然尘外”之风姿是对他们隐逸思想关联的最佳写照。苏轼后来将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典型体现在《醉白堂记》一文中。
面对相似的生活环境和同样卓绝的文学修养，苏轼在杭州期间对白居易之“中隐”观念表示了极大的认同。如今他也有条件也实现“中隐”，杭州官舍在苏轼的经营下变得可居可游。
苏轼的退居心态无疑是在宦海沉浮的经历中产生的，他通判杭州时曾和苏辙一起去颍州看望恩师欧阳修，对老师退居颍州的致仕生活十分向往。他时常想着像陶渊明那样归园田居。
元丰八年（1085）二月初，苏轼乞居常州的请求获得已经病危的神宗的批准，苏轼接到诏令后喜极而泣，作《满庭芳》，全词将自己的退居心态与报国念头的复杂交织用精练的语言传神地表达了出来。
苏轼心目中最好的退居之处自然是老家眉山，可是现在也只能去太湖之边作田园农夫了，好在蜀冈通蜀，禅智寺有蜀井，苏拭表示要带一点蜀井的水回宜兴田庄，以慰故乡之思。
二、“超然”与“逍遥”心态
苏轼常幻想着庄子式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凭借自身卓绝的艺术修养，本能地对一些世外桃源有着无限的向往，苏轼的题画诗数量非常可观，这些作品大都传达出诗人的出世之思与桃源梦想。
苏轼自身出处仕隐，独善与兼济的矛盾可谓无时不在，但尽管有着“出世”与“入世”的精神困扰，苏拭还是能凭借自己的达观豁达与超旷洒脱泰然地面对仕途的荣辱得失。
“水到人间伏流”一如“何似在人间”，苏轼时而消沉，时而欢乐，时而幻灭，时而奋发的矛盾状态，希望与绝望、痛苦与超越总是矛盾地交织在他的诗词文章中，形成了苏轼独特的矛盾心态。
所以尽管苏轼有着“奋厉有当世志”的强烈入世之念，但当仕途中有“身与世违”的失落时，挫折与幻灭总是让他要借助道禅哲学来调整，经由不断修炼之“道眼”与“法眼”的观照让自己虽置身红尘之中，仍能超然万物之外。
苏轼坦言自己“苦恨闻道晚”，对养气养生之术一直不得其法，所以他不仅要向弟弟学习，也利用各种机会向一些学道有成的高人请教，这为他以后的“超然”、“逍遥”心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正是以“寓意于物”的超然心态来看待“物”之审美的。经过徐州时期对道家道教更深刻的了解，以及对“物”的进一步认识，苏轼的处世心态更加平和。
他曾在济南时向吴复古请教悟道养生之法，吴复古告诉他以“和”、“安”为贵（《问养生》），有此超然心态，就能不争不畏，不怒不忧，不卑不亢，不贪不执。
万物并生，物我为一，万物都参与到宇宙大化的流行之中，都以其“自化”姿态感受宇宙万物活泼泼的情感意志。
故而苏轼可以“胸中廓然无一物”，可将自己之身心纳入天地自然的大化流行中，融入生生不已的自然化生之长河中，是以“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苏轼的此类表达无疑都是受庄子哲思之启发的。
苏轼希望在现世人生之中获得身心的安顿，他并不期望着依靠道教的神仙之说和佛教的西方净土获得最终的归宿，而是超然物外，逍遥世间，天下何思何虑，同归而殊途。
苏轼在和渊明三首哲学诗中接着渊明的思考作深沉的哲学叩问，渊明在现实中抛开形体之累而在精神中达到解脱，苏轼在陶诗中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境界。
苏轼在《和陶归去来辞》中明确提出了“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面对渊明的有家可归，苏轼也在庄、陶合一中找到了自己的安居之家，其身心至此才真正实现了安顿。
事实上，苏轼心态的调整，不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身深厚的儒释道修养，还得益于与弟弟苏辙之间的相互倾诉，岭海时期更是在与陶渊明精神的交流中不断获得超然之哲思。
岭海七年贬谪，苏轼的心态在后期更为超然洒脱与逍遥自适，在“家山归未能”的情况下，苏轼仍以“无事*坐静**”可以一天抵两天安慰自己，我们在其超然之思中表达中无疑也品味出了淡淡的哀愁。
对于自己死后安“家”何处的问题，苏轼一依自然，不作刻意“徇俗”之举。苏轼以诗词文章和对生命的享受对抗命运的荒诞，这种超然与逍遥使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能“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脚踏沉稳的大地，也仰望澄澈的星空，他不断反思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努力创造生活中的各种乐趣，随缘自适，逍遥无待。
《后赤壁赋》中的道士、仙鹤，分明是“庄生梦蝶”的隐喻，诗人在不断的人生参悟中将自己融入了自然宇宙的广阔天地，这使他在“无何有之乡”中恬然澄明，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解脱。
三、“平常心”与“居士”心态
苏試身处的北宋中后期禅宗得到更加深入的发展，佛禅教义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日益占据重要地位，佛禅教义的修心理论给他们的心灵栖息提供了一方精神园地，佛禅的生命哲学有效地补充了儒、道在心性修养理论上之不足。
禅宗将个人存在的价值重点放在宗教解脱层次，与儒家思想将重点放在政治和伦理实践层次不同，特别是禅宗思想中所讲的自心觉悟。
这是从佛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伦理思想逐步转变为在存在论之意义上的对人生状态的根本说明，这一点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尤为欠缺，“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根本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这里。
苏轼不像理学家那样热衷于建立一个超验的、绝对的理的世界，他对超然玄悟的心性、真如本体的追求也不感兴趣，他更加关注的是佛禅对人生现实的指引作用，苏轼用禅宗思想缓和他实际所感到的伦理规范与自然感情、政治生活与个体存在之间的紧张关系。
苏轼在遭遇挫折之时“逃于禅”，更多的是帮助自己开解心结，转换心态，勇面磨难。
无论是禅宗还是老庄，其中蕴含的隐逸与养生等等思想，所有的这些精神与心理方面乃至是生理手段合在一起，它们都为苏轼提供了缓和其紧张心灵、消弭其分裂思绪、维持其平衡心境的方法，进而也帮助他形成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所以，苏轼接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其实并不在于他对纯粹的禅学道理有多少实质性的发挥或独到深刻的体会，而主要是在于他一方面是将禅宗思想与老庄哲学结合在一起，将其中之隐逸与养生等观念更自然地糅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苏轼还将禅宗那种反常合道的思维方式和他自己天生的“戏谑”性格更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更加充分地显示出了禅学思想作为一种人生与生活艺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心灵有安居之处，面对困难与挫折就有不会迷失，保持平常心，就不会被外界的是非纷扰所牵弓丨、左右、诱惑，苏試对此深有体悟。惠州、儋州时期，禅宗思想更成为苏試的精神支柱的重要一维，佛禅的般若空观继续让他在逆境面前保持“平常”心态。
苏轼在黄州以前并未给自己取“居士”称号，躬耕东坡时期，因为自身情境与白居易类似，白居易深受禅宗影响，晚年他与香山寺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
苏轼受其影响，再加上自身对佛禅智慧的急切需求，苏拭的“东坡居士”之号才开始流传开来。
苏轼常穿衲衣的记载还有不少，他对自身的在家“居士”身份是有着高度自觉的，尤其是黄州以后，他希望自己在“家”也能习得忘“家”的佛法，所谓“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的表达可谓是苏轼“居士”心态的绝佳注脚。
苏轼不会出“家”，而总是以在“家”的居士身份营建家居，经营自己虽清贫却其乐融融的家居生活。苏試的“居士”心态明显地受士人圈中广泛存在的维摩诘信仰之影响。
这里的维摩诘居士是佛教大乘佛法中的著名在家菩萨，维摩诘是梵语，翻译成汉语就是净名、无垢，其意思是洁净、没有染污的人。
正是这种“家居”心态和身份的确立，苏轼尽管对佛教没有虔诚的信仰，却在佛学修为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居士心态让苏轼有充分的闲情逸致品味日常生活的种种美好，也在研习各种佛经中将自身对佛教禅理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总结
真正帮助苏轼摆脱困惑和痛苦、体验到人生自由的不是禅学、儒学或道学，而是他那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
他的那些或庄或谐的富有禅意的文字，那些充满诗意的深度体验，才使他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生命欣悦。也正是在苏轼挥洒自如的一系列文学书写中，他才真正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和真正的安居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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