畋猎制度是中国古代皇权体现和贵族特权活动的重要方面之一，从古至今，畋猎一直是皇帝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也是展现皇帝荣耀和威严的重要场合。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畋猎制度经历了不同朝代的变迁和演变。其中，隋唐时期的畋猎制度尤其具有代表性。

在这个时期，狩猎活动不仅是皇帝展示自己的威严和权力的途径，同时也是贵族和官员们彰显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场合。

本文将探讨隋唐时期的畋猎制度，探究其背景和特点。

隋唐皇帝畋猎化制定的背景

隋唐时期作为古代社会繁荣的大一统王朝，幅员迂阔，人口众多。

据《隋书·地理志上》载：“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统治者大量设置郡县，“大凡隋簿，郡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政治上的繁杂需要严格的礼仪来约束。

东汉末年，周边少数民族偶有内附，魏晋时期胡人大量内迁，与中原汉人杂居。

到隋唐初期，少数民族大量散居内地，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汉人与胡人通婚、经商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长安街上可见到来自各国的使团、商人或者汉化的胡人后裔。

统治阶层内部也有不少出身胡人的官吏，与没人一起参与国家决策。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生活方式、民族习俗的不同，在一些礼仪规范上始终无法统一。

隋唐立国之初强敌众多，各边疆少数民族，不时入侵中原，严重威胁中原政权，尤以北方突厥最为危险。

据《隋书·突厥传》载：“时佗钵控弦数十万，中国禅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事之。”突厥作为草原游牧民族，“人户寡少，不敌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随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又皆习武＂。

突厥横行中原最为倚仗的就是来如自如、机动性极强的骑兵部队，隋唐统治者试图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来扭转这种不利的战争形势。

皇帝畋猎礼仪制度，在军事上的突出作用，适应了当时的军事需要。

东汉末年，儒学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改革，经过兰百年的碰撞和交融，儒学得以不断完善。

自古以来，儒学和礼仪就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儒家文化处处渗透着“礼”的精神，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将礼作为儒学的核也，推崇礼教引导民众，规范统治秩序。

儒学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礼仪，来支撑其理论体系，重新修订礼仪已经成为儒学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出身西北关晚贵族的隋唐帝王，他们所代表的代北文化与传统中原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很难被中原的门阀士族所接受。

为了巩固统治秩序，在中原大地站稳脚跟，隋唐统治者非常重视传统儒家思想。

正如《隋书》所载：“扬帝即位，复开库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两朝统治者非常注重儒生的招揽，南方和关东的很多儒学大家，都被征召中央，担任重要官职。

礼仪作为儒学的核心，隋唐统治者尊崇儒学，就必须重视礼仪制定。

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催生的一大批优秀的礼学大家，为隋唐统治者重新制定礼仪提供了人才上的支持。

隋唐初期新儒学需要礼仪支撑，而伴隨着儒学发展而出现的一批礼学大家，使得礼仪的制定成为可能。

南北朝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陆续进入中原。在吸收中原优秀文化的同时，将独特的异域习俗传入内地。各民族相互纷争、不断交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

无论是民间还是统治高层，汉人和胡人之间的通婚现象，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臣子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草原诸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恒无定所，以射猎为生，精于骑射。

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从小生活在马背上，射猎为生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原因。

隋唐统治者们不但拥有胡族血统，而且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对于骑马前猎有着特殊的情结。

无论从建设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的层面，还是从帝王个人爱好的角度，隋唐统治者对于畋猎活动非常的重视，这也大大加快了畋猎礼仪制定的进程。

隋唐皇帝畋猎礼的主要内容

（一）隋代皇帝欧猎礼

隋代皇帝畋猎礼的记载，主要出现在《隋书·礼仪志三》，而《通典》、《册府元龟》和《文献通考》与《隋书·礼仪志》记载虽略有出入，但整体变化不大，考虑时间先后，盖为后者仿前者矣。

从时间来看，古来蒐狩礼，必顺四时，仲冬农隙，训练军士，这也是畋猎活动，最初的军事目的延续。

考察《隋书》、《资治通鉴》、《通典》等史籍，发现隋扬帝的几次畋猎活动的时间，都没有在仲冬时节，而是在六月到十月之间。

从组织部口来看，在狩前两日，兵部会负责在虞部丈量好的场地建旗，凡*队军**必建旌旗，这又体现了畋猎的军事元素。

从地点来看，隋朝榆林郡在今内蒙古境内，远离中原地区，这和隋扬帝炫耀国力，威震周边少数民族有很大的关系。

隋炀帝大张旗鼓，集结重兵来到边境，主要目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他看来，在中原举行浩大的畋猎礼仪，难以威震四方，无法起到真正的政治作用。基于以上考虑，才会不远千里，劳师动众的借巡狩之名行畋猎之实。

从具体的程序来看，至于建旗的位置史无明文，推断应是遵循周代“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的古礼。“五里一旗，分为四十军，军万人”，參与畋猎的*队军**有四十万，尚不包括护卫，可见规模之大。

每军的领将率领围猎士兵，聚集到兵部前日所建旌旗之下。到了规定的时间就会敲鼓示意，如果有迟到将士，将会受到诛杀。这是对早期欧猎活动的继承，体现了畋猎活动军纪严明。

陈设布置完毕，众军开始布围，为体现好生之德，仅围东、西、北三面，南面留口，古礼有之。围猎*队军**按照行军的方阵，向围猎场地中央前行，逐步缩小包围圈。

负责宗族祭祀的太常卿，会在皇帝的左右各摆放一百二十个“鼓笳饶箫角”，百官和将士骑马着戎服在鼓声伴随下，依次进入猎场。

一切就绪之后，畋猎活动才算真正的开始。

帝王率先射禽，并收起象征帝王身份的＂大绥＂，若射中必是一番窗呼万岁，下马跪拜。

王公次发，收起＂小绥＂，接下来诸将开始射猎，从猎百官射猎完毕，便停止插鼓，负责驱逆的将士也将停止驱赶，此时三军将士、参猎四夷、百姓，方才可以进行射猎。

中国古代以“左”为尊，故凡射禽，必左而射之。

对于射术的评定，当时也有明确的标准：从左膘而射入，达于右部肩头的为上等；达于右耳根部的为次等；从左侧大腿骨射入，达到右髓为下等。“不得尽杀、不得重射、不得射面、出表不逐＂，送已然和《分佃令》内容一致，亦为古礼的基本规范。

畋猎将要结束的时候，虞部就会在围内建获旗，凡所获禽都要集中到获旗之下，割下猎物的左耳，用来计算功劳大小，正是从古代战场割人耳来计算功劳演变而来。

猎物被收集之后，挑选一些大的、稀缺的，交给有司，主要用作乾豆、宾客、充君之底。余下的猎物，就会归从猎人员私有。监猎使会将畋猎的情况向上奏报，有司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赏罚。

至此，整个畋猎活动才算真正的结束。

（二）唐代皇帝巧猎礼

唐朝继隋而立，礼仪多因隋制。唐朝国诈绵长，故礼仪的相关记载远比隋朝丰富。

两唐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全唐文》、《全唐诗》等史籍，都对唐代皇帝畋猎活动进行详细记载，这为笔者研究这一时期皇帝畋猎礼，提供了文献支持。

唐朝公元618年立国，907年国破，前后延续近三百年，共历20位帝王。据《玉海·讲武田猎》所收录材料统计，其中有11位帝王有过畋猎活动，共计74次。

从时间来看，仲冬田狩，古礼也。“前期”记载不详，不过在《文献通考·王礼五》附录的《大唐开元礼》田狩条记载：“前期十日，兵部征众庶修田法，虞部量地广狭，表所田之野，前狩二日，本司建旗于所田之后，随地之宜。＂《新志》成书北宋欧阳修，主张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事简多记，欧阳修在参考《大唐开元礼》的过程中，省去了部分文字所致。

从组织部口来看，唐因隋制，兵部集众，虞部表田。隋代由监猎使负责申田令，唐代则由兵部。另有令鼓陈列，隋代为太常卿，唐代则由鼓吹令。

从具体程序来看，和隋朝皇帝畋猎一样，唐朝也会设置专口监猎的官员。皇帝及诸将鼓行入围，鼓吹令于皇帝东南和西南各陈六十令鼓。

射猎标准分等，重申畋猎法令，获旗集结猎物，分配各自有差。这些程序和隋代皇帝畋猎礼没有太大区别。

隋唐皇帝畋猎礼的特点

（一）畋猎时间的特点

隋扬帝在位期间总共举行过四次畋猎活动，时间基本都在四月至六月夏秋时节，这与传统畋猎活动的仲冬区别不小，这是不是可以视为一种改变呢？

畋猎活动多在仲冬举行，原因有：一者，农隙期间，不会耽误正常的耕作；二者，仲冬时间，土地闲置，不会存在践踏农作物；三者，仲冬，树木调落，猎物不易隐藏。

虽然隋扬帝畋猎时间不是仲冬，但是结合畋猎地点的人文地理条件，隋巧帝的畋猎算不上“不顺四时”。

再者隋扬帝举行的畋猎活动，作为北巡西狩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炫耀军威，震慑周边。

所以扬帝几次畋猎的时间虽不在仲冬，但也是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决定的，不能简单的视为一种变革或者对古礼的违背。

在唐朝时期，射猎成风，共有11位皇帝举行了74次畋猎活动，其中66次*十月在**至十二月举行，仅有8次在其他时间。

具体来讲，在开元以前，皇帝畋猎活动共有59次，*十月在**至十二月的有52次，其他时间有7次；安史之乱后，皇帝畋猎活动共有15次，畋猎*十月在**至十二月的有14次，其他时间仅有1次。

可以发现，唐朝前期皇帝的畋猎非常频繁，几乎每年都有出猎的记录。这主要是因为唐初国内外局势紧张，畋猎的政治威慑和军事练兵的目的比较突出，不一定都在“仲冬”进行，因此相对来说“不顺四时”的情况较多。

到了唐朝后期，畋猎活动明显减少，大概已经流于形式。

（二）畋猎地点的特点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隋唐时期皇家禁苑。

禁苑是古代帝王用来蒙养*兽禽**以供皇族消遣的地方，一般的王公大臣不经传召，不得入内，平常百姓更是可望不可及。

隋文帝杨坚代周称帝之后，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决定放弃建城八百年之久的汉长安城，在其东南二十里的龙首原之南新建“大兴城”。

新长安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等部分组成。关于禁苑范围大小，现在尚有争论，因非本章重点，故不予深论。

在长安有大兴苑，在洛阳有洛阳苑，是隋唐历代帝王狩猎娱乐的首要场所，史书中关于唐朝帝王在禁苑射猎的记载有很多，而隋朝帝王则完全缺失。

一方面可能是资料散佚，另一方面应该是隋扬帝钟爱巡狩，在位14年，其中有10年时间不在两京。

隋炀帝４次收猎活动，地点分别是：连谷、愉林、陇西、拔延山，都在远离京都、少数民族政权聚居的边塞地区。这些选择背后的原因与隋扬帝在位期间的边疆形势以及隋扬帝个人的志向密切相关。

隋炀帝在位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巡狩，他希望靠着强大军事力量威慑敌人，牢牢的压制着周边少数民族。

唐朝皇帝畋猎共有74次，畋猎地点分布非常广泛，有皇家禁苑、也有京兆府周边，更有关内道和河南道的下属州县。

立国之初的几位帝王，几乎年年畋猎，畋猎地点更是遍布关中内外，不仅仅局限于皇家禁苑。

在59次的欧猎活动中，皇家禁苑仅有2次，而京兆府地区和其他州县如华山、富平、白鹿原、骊山、高陵、咸阳、同州等地，共升57次，占九成。

玄宗时期社会稳定，国家强盛，故明皇畋猎频率，远没有他的祖先频繁，地点也仅仅局限于两京附近。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方面，前期帝王戎马生涯，钟爱骑马射猎，习惯了战场拼杀的场面，小小的禁苑终究无法满足他们；另一方面，唐初国家局势动荡，内有割据诸侯，外有强悍蛮夷，这种严峻的军事环境，决定了国家*队军**必须保持战备状态，备频繁战争的需要。

正是出于军事目的的考虑，规模庞大的*队军**频繁调动，平时借助畋猎训练*队军**，保持状态，战前通过畋猎检阅*队军**，这种客观现实造就了唐朝前期皇帝畋猎地点分布广泛，很多在远离京都的山川河谷。后期帝王的畋猎地点，更多的是禁苑和京郊。

在隋唐时期，畋猎制度在贵族和皇室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崇，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制度逐渐式微，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留下了浓厚的印记。

畋猎不仅仅是一种狩猎活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虽然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需要畋猎制度，但我们可以从畋猎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了解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进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