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陈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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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曾写过一篇很有趣的传记散文《毛颖传》。毛颖何人也，能令韩愈为其立传？毛颖者，乃毛笔也，古时制笔多用兔毫。毛颖 “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据文献记载，唐代笔墨纸砚的主要产地分别为宣州、绛州、虢州弘农和越州会稽，所以这四友实为拟人化的“笔、墨、砚、纸”。而今人熟知的“湖笔、宣纸、徽墨、端砚”并称文房四宝是元代以后才形成的说法。
笔为文房之首，湖笔顾名思义，产自湖州，南宋末至元初，湖州取代宣州成为制笔业的中心。明清时期，湖州制笔业走出吴兴，名扬江南，远及都城，冠于天下。民国战乱四起，湖州制笔业遭受重创，笔工携艺背井离乡，落户于苏州，在此地重立门户，坚守传承，遂成就了“苏州湖笔”。
一、书写千年——古代毛笔形制的流变
民间传说中毛笔为秦将蒙恬所制，明清两代的方志中均记载湖州府善琏镇有蒙公祠。湖州地区从古至今都将蒙恬视为“笔祖”，立祠祭拜。
毛笔真正的起源要靠考古工作来追溯。明代罗颀《物原》载 “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但史前的毛笔尚无实物可证。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可以发现似毛笔划过后的分叉和绺状痕迹，殷商时期大量的陶器和甲骨上发现有红或黑色的书写痕迹，据此可以将毛笔的起源上溯至新石器至夏商周时期。
先秦的墓葬出土了目前最早的毛笔，如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晚期墓出土的一只毛笔，用上好的兔箭毛和竹杆做成，与现在的毛笔不同，笔毛不在笔杆内，而是围在杆的一端，并用细小的丝线缠住，外面涂漆。这种方法所制的毛笔，笔头中空，使用时容易分叉。
左家公山战国木椁墓内出土的毛笔、竹笔筒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笔
秦汉时期改变了毛笔制作工艺，将笔杆一端掏空，笔头纳入笔腔中。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墓出土的三只毛笔，即采用这种工艺，这也成为此后我国毛笔的基本形制。这一时期工艺上的重大进步是“披柱法”的出现，选用较坚硬的毛作中心，形成笔柱，外围覆以较软的披毛。这样制成的毛笔笔头又劲健，又蓄水量大，适合快速大量书写，故迅速得到推广。在外观上，秦汉时毛笔杆端部较细，故很多仕人将毛笔插于发中，流行一种“簪笔”风尚。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白马作”毛笔 甘肃省博物馆藏 图源：收藏杂志 微信公众号
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工艺在秦汉基础上更加精进，且笔毛入腔深度加长，提高了笔头的含墨量，并出现了早期的兼毫笔。
隋唐时期，宣州以兔毫制作的紫毫笔闻名天下。白居易有《紫毫笔》一诗 “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唐代所见毛笔主要为粗杆、短锋，笔头原料以兔毫为主，另有少量鼠须、羊毫等，如唐代流行的“鸡距笔”，因笔锋短而犀利，形粗状如鸡距（鸡爪后面突出像脚趾的部分）而得名，此类笔的制作使用了缠纸法，即用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
甘肃武威吐谷浑慕容智墓随葬笔墨纸 图源：国家*物文**局 微信公众号
两宋文人推崇“无心散卓笔”，即在原加工过程中，省去加柱心的工序，直接选用一种或两种毫料，散立扎成较长的笔头，并将其深埋于笔腔中，从而达到坚固、劲挺、贮黑多的效能。这种毛笔的笔头不再缠纸，中心没有较硬的笔柱，但所使用的羊毫还是要有一定的弹性，适应了宋代以后水墨画兴起的需求。宋朝叶梦得《避暑录话》记： “熙宁后，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
常州常宝钢管厂宋墓出土毛笔 常州市博物馆藏 图源：微博@动脉影
元代湖州制笔以精良工艺著称。制作方法基本按照有被有心，有柱有副的古典披柱法操作规范完成。其制作工序繁复，从浸料、拔毛、整齐、配料至修削试用往往多达七十多道。湖州所产的长锋羊毫笔，适应了当时文人画注重“写意”，要求笔锋软硬适中，弹性适宜，且储水量大的要求。
明清毛笔集前代工艺之大成，制作更加精细，形制更加多样化，装饰繁复华丽，形成了以山羊毫所制的软毫笔和以兔毛为毫料的硬毫笔两大类，奠定了毛笔制作的基本格局。明人丰坊在《书诀》中总结毛笔四德为“尖齐圆健”，这也成为此后人们衡量毛笔的四个标准。
清 黑漆描金管黄流玉瓒紫毫笔 故宫博物院藏
二、湖笔出世——江南文人与湖州笔工
太湖沿岸，制笔历史悠久。战国以前各地毛笔名称不一，据许慎《说文解字》，吴地称笔为“不律”。秦灭六国后，统一称笔。明代董斯张撰《（崇祯）吴兴备志》载： “智永禅师结庵琏溪，往来永兴寺，笔工萃于此乡”同治年间的《湖州府志》也记有“善连镇在府城东南，一名善練……居民制笔最精，盖智永僧法庵连溪……”智永是南朝至隋唐时期著名的书僧，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与湖州的笔工有来往，说明善琏镇在隋代已有制笔业。另一则时间更确切的材料是元人袁桷的《赠番易笔工童生》“咸淳间，湖州笔工冯生制笔得截法……一笔可作万字。”证实元代以前湖州的制笔手工业发展很好。
对苏州笔工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北宋晁补之（苏门四学士之一）在《题萧询笔》中记载萧询为精进技艺，游历各地寻访笔工 “海陵萧询少能识毫……乃游宣州见诸葛言……而苏州仲璋、俞俊……”，仲璋和俞俊之名也曾出现在北宋其他文人的诗文中。不过此时苏州笔工所传更有可能是宣笔的技艺。湖笔崛起，成为独立的流派，技艺备受推崇是元代之后的事。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载：“王右军尝叹江东下湿，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来，造笔之工即属吴兴，北地作者不敢望也。”
湖州制笔盛名远播与元代隐居江浙的文人群体有很深的渊源，其中最有名望者就是赵孟頫。赵孟頫 （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人，赵宋宗室，宋亡后隐居家乡，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被荐举入朝，少有才华，文词高古而书画绝伦。
明郁逢庆编《书画题跋记》卷七记《赵承旨行书卷》有赵孟頫的题跋 “昔徐信之制笔得名，皆由出入叔父尚书门下，日令缚一支，不如意辄使拆去，细究其工，所以得名。”其好友张复亨也曾在《赠笔工沈日新》中提及“玉溪尚书赵公”指导笔工冯应科，丛子松雪在旁目睹的故事。两则材料中的人物虽有偏差，但可互证赵孟頫家族与笔工之间交往颇深。似赵孟頫这般不仅自己使用湖笔，还会诗文唱和赠与笔工的江南文人不在少数。赵的同乡沈梦麟，诗友黄玠、张雨、仇远和同僚吴澄等人也有赠于笔工的诗文留存于世。
有人将这些受到文人青睐的笔工称为精英笔工。湖笔能替代宣笔而起，除宣州笔业衰落，湖州制笔资源优良以外，这些精英笔工和周边文人的交往互动也至关重要。在文人墨客群体中形成对湖笔品质的认可，是湖州制笔业走向繁荣鼎盛的一大动因。有据可考的元代名笔工中，湖州居半数以上，由此可见一斑。
此时能证明苏州笔工与江南文人交往的史料仅有一例。元末明初的松江名士孙作应相识的笔工之请为其作《赠笔生张蒙序》 “……吴兴陆用之精于为笔……徙居娄江，授其甥顾秀岩，秀岩又授其甥张蒙，世传笔法，如出一手。……始余识之吴郡学宫，数求余言……”，根据收入这篇文章的《沧螺集》卷首提要，孙作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之后回到松江，而后写了这篇文章，那么陆用之应当是更早之前迁居娄江，开始传艺。序文又提到“自漳泉广海贾舶来吴，舣舟岸下，百金易之，殆无虚岁。”张蒙所制毛笔已经吸引东南沿海的商人乘船前来采购。但笔工个人技艺的高超并不等同于“苏州湖笔”成为独立的流派。湖笔产业真正在苏州地区发扬光大，要到明清时期才见到。
三、技传姑苏——明清时期的湖笔贸易
有明一代，湖州制笔业地位无可撼动。《永乐大典·湖州府》载 “本县善琏村，居民大半能制笔，其笔视他处为特胜……农耕之暇，即缚笔。客旅转贩于四方者甚众……”刊于嘉靖三十九年的《吴兴掌故集》卷一三有“湖俗出笔工，遍海内制笔者皆湖人也。”之语。成化《湖州府志》的《赋税》一卷中有湖州上贡笔料的记录。此时湖笔在官方和民间得到了全面认可。
社会的稳定与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使湖州的笔工改变经营模式，多数人会借助京杭大运河与江南水系之便，乘笔船四处行商，更有实力者会到南京、北京等政治经济中心制笔设肆。明人的笔记或杂文中可见到吴兴笔工“住金陵”或“居京师”的记载。
相较之下，苏州的制笔业和笔工少见于明代史料。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文化的联系和地缘优势，湖州制笔业越是鼎盛繁荣，对苏州的辐射和影响力也就越强，可以说为苏州日后成功接收湖笔技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人文基础。
明代苏州是全国的手工业中心，吴中地区良工巧匠聚集，市民多以从事手工业为生。根据成化《苏州府志》，当时 “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明代陈铎创作有《滑稽余韵》，以141首曲唱遍市井各行手工业者和店铺，其中就有一首写“笔铺”。陈铎久居金陵，他的词曲场景素材应主要来自江南的街市。巧的是，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长卷中出现了两处笔铺。此画卷不论真伪，所绘街市应是以明代苏州城为原型。明清时的苏州，文风炽盛，书画名家辈出；教育发达，盛产科举状元。文化的昌盛带动对文房用具的大量需求，这样广阔的消费市场必会对从事制笔的手工者产生极大吸引力。湖州笔工到苏州贩售甚至设肆制笔都是顺理成章的。
仇英 清明上河图卷（辛丑本）局部
至清代，道光《苏州府志》载： “兔毫大者为全府，次为半府，羊毫为大小落墨，其法传于吴兴，颇精，亦行于四方”，明确记载苏州的制笔法传自湖州，技艺精湛，行销四方备受欢迎。
清代至民国初，湖州善琏笔工纷纷到苏州上海等地开设笔庄。
道光元年（1821），善琏笔工陆复初在苏州养育巷柳巷口创设笔庄，陆益元堂笔庄也是苏州最早的湖笔笔庄。
陆益元堂笔庄商标
贝松泉商标
道光年间，苏州贝松泉笔庄创立，店址位于苏州最繁华的商贸区观前街承德里口。清代俞樾（吴昌硕和章太炎老师）在《右台仙馆笔记》中写道： “苏州察院街，市居稠密，有贝松泉笔店，笔颇佳。”
同治年间，来自善琏的笔工杨二林在观前街开设杨二林堂笔庄，与贝松泉笔庄邻近。
还有开设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苏州周虎臣笔庄聘请了善琏笔工从事制笔、修笔。
这一时期的湖笔笔庄，大多采取前店后坊的形式。毛笔来源多从善琏购入成品或半成品，自己组装、加工或刻号，少量规模较大的笔庄由店内笔工自己制作。
四、携艺而来——战乱时期的笔工迁移
民国初年，“苏州湖笔”继续生产，民国十年(1921)，陆益元堂和杨二林堂的毛笔均获得苏州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二等奖。1931年吴县政府对苏州手工业做了调查，当时制笔业有3家店，工人20余人，全年出品价值3000元。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占领善琏镇，当地笔工先后总计129户310人背井离乡到达苏州。苏州当时虽然也有日本人，但是有几家善琏人开办的规模较大的笔庄仍有维系，加之距离上海比较近，物资流通比较方便，因此湖州笔工选择迁居到此。他们纷纷承袭祖业，制笔谋生。湖州善琏镇蒙恬祠树立有石碑刻着当时旅苏笔工的名册。
从清代到民国，湖笔发展迅猛，也扩大到全国。凡有笔业之地，均成立笔业同业工会。1946年，吴县制笔业职工工会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在观前街玄妙观财神殿内。工会主席是湖州籍笔工沈珏卿，他本人就是1937年大迁徙后投靠到文林堂笔店。未加入工会的笔工也大多依附于苏州当地的笔店或作坊，还有的以自做的从业方式存在。
当时的苏州，聚集了来自湖州、江阴、扬州、丹阳、丹徒、杭州、绍兴、无锡、进贤文港及吴县各乡的制笔艺人。可以说，苏州彼时实现了江南制笔业的技艺大融合。根据江南大学姚丹的博士论文，1946年吴县制笔业职业工会会员构成中，湖州籍的成员占到了40%。当时在吴县笔业工会中，湖州籍笔工因人数多、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和制笔工艺精良成为工会组织的实际领导者。这也就在各种意义上加强了苏州笔业的湖笔属性，推动湖笔业在苏州的延续和发展。
旅苏湖笔生产人员名册 图源：江南大学姚丹的博士论文，作者自摄
五、传统赓续——不让善琏独称绝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苏州有笔店28家，大都自产自销，少数转手经销。全市制笔手工业户101家，有湖笔作、笔作、排笔作等。湖笔生产又分笔料、笔管等专业，因此，1956年合作化时，根据专业分别建立湖笔、笔料、笔管生产合作社。1958年合并为苏州湖笔厂，成为从原料到成品各道工序齐全的专业生产厂家。1959年调整体制，仍为湖笔生产合作社。1973年4月恢复为苏州湖笔厂。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国营湖笔厂式微，但苏州的湖笔匠人仍坚持将这门传统手艺继续下去。2020年苏州湖笔入选苏州市级非遗代表作名录，湖笔制作技艺也传承至第三代。
苏州湖笔产品约有300余种，按不同材料分为羊毫、兼毫、紫毫、狼毫、鸡颖、山马等六类。其中，羊毫柔和，富有弹性，光白圆直，锋颖尖齐；兼毫形若壮笋，墨白分明，刚柔相济，鸡颖白润细腻，性软如絮，蓄墨饱满；山马刚健挺直，具有独特的弹性。按笔锋长短分，有长锋、中锋、短锋三种。按书写字体的大小分，有大楷、中楷、小楷及屏笔、对笔、联笔、扁额笔等；它们中，有的专供写字，有的专供绘画，或粗如碗口，或细如钢针，应有尽有。
毛笔一直到现在都是由纯手工制作。湖笔虽小，但制笔却是一个系统工程。每支湖笔从原料进口到出厂，都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择笔、刻字等十二道大工序，而每个大工序，又可被分解为少则二三道，多至二三十道小工序。
湖笔的原料主要是羊毫、狼毫、肩毫（山兔毫）三大类，此外还有鹿毫、鸡毫等小类。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制笔技艺中最复杂、最关键的工序。水盆是将浸在水盆中的笔毛理顺，带湿剔除不适合做笔的杂毛、绒毛和无锋之毛，并整理完成半成品笔头的形态。苏州湖笔对锋颖的讲究最能体现苏州湖笔工艺的独特风格，颖是指笔锋尖端一段整齐透亮的部分，苏州湖笔对此的要求是这一段的下部界限分明而平齐，即每根笔毛的这部分要长短划一，不符者须一一剔除。
结头也叫扎毫，将水盆做好的半成品笔头，用丝线进行结扎。随后的装套工序要求挖孔中心要准，外围间隙适当，不偏不倚。孔的大小深浅正好适合所套之笔头。还要求挫头平、脐口齐。苏州湖笔有“毫毛不脱”之美誉，此是技术关键。
锋颖平齐
择笔环节最后一步-挑无头
择笔是对前道工序所形成的半成品毛笔进行最后的检验和修整。通过注面、挑削、择、抹等工序，对笔头进行整形，将影响内在和外观质量的笔毛剔除，并将笔头整形。择笔全凭手势技巧，最终要达到成品“尖齐圆健”的品质要求。
韩愈写：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毛笔自诞生，就一直为我们书写历史，记录春秋。吴地千年，古有不律，今有湖笔，虽然对毛笔的寻根溯源仍有许多工作待补，但在历史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仍可一窥制笔之艺在江南大地上的千年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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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朱友舟：《中国古代毛笔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2012年。
2. 谢铿：《风格史视野下的湖笔》，江南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3. 姚丹：《传统湖笔的文化生态研究》，江南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4. 戴文俊：《毛笔演变与中国工笔画的发展初探》，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5. 赵权利：《中国古代绘画技法、材料、工具史纲》，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1年。
6. 赵宽仁：《苏州湖笔制作技艺工序图说》，《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7. 倪颂霖，吴沿：《吴地不律 生花妙笔——古吴三阳笔庄倪颂霖访谈》，《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8. 方旭虹，郑丽虹：《民国时期苏州手工业发展刍议》，《东吴文化遗产》，2007年第1辑。
9. 柯继承：《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图书 大明苏州 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社会风情》，古吴轩出版社，2018年，第97页。
10. 陈瑞林：《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转变 陈瑞林艺术史论文集 上》，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31-37页。
11. 程建中：《湖笔制作技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9年，第131-155页。
12. 《苏州市志》：
http://dfzb.suzhou.gov.cn/dfzk/database_books.aspx?cid=1
13. 陈铎（撰），汪廷讷（订）：《陈大声乐府全集》五卷《滑稽余韵》，明万历三十九年环翠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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