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单身狗1024 司南
1910年，自然主义诗人石川啄木曾在诗歌集《一捧沙》中这样写到：“工作啊工作，生活依据无乐，两手常见空空。”
时年23岁的石川啄木已然成家，但尽管他没日没夜的辛苦工作，却仍然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两年后，他在贫病交加中悲惨死去。
他临死前最大的愿望是吃一颗草莓，但没有实现。
这便是“穷”字在现实中的第一种写法，社会学家称这类人为“穷忙族”。
穷忙族（workingpoor）一词，早在1900年便出现在美国，指拼命工作仍然无法摆脱最低水准生活的人们。
这样的人，在美国超过3700万。
而在日本，年收入200万日元（约等于10万人民币）的家庭，将被列为“穷忙族”，根据2014年路透社消息，日本收入不及国民平均工资一半的非固定工作人口有1970万人，彼时的日本人口也只有1.26亿人左右。
早在2006年，日本电视台NHK就制作了系列纪录片《穷忙族》，首次把镜头对准这群社会边缘的穷人，内容平静但凛冽。
三十出头的小山良人，没有能力找到稳定的工作，依靠打零工谋生的他，从来不知道明天会去哪里。
临时工的身份不仅使他的事业没有上升空间，还会面临不停换工作的窘迫，更重要的是，他拿不出租房的钱。
露宿街头，住在纸箱子里的他也因为没有住址，而被公司通知取消合同。
没钱，没住址；没住址，没工作；没工作，没钱。他仿佛掉进了一个恶性循环。
唯一提供住宿的两个建筑公司，还是在徒步走不到的其他城市，没有存款的小山冷静的拒绝了。
若是走过去，恐怕会死在路上。
无路可走，却又不得不走，这个仍然残留着尊严的老实人，没有选择乞讨，也不敢选择犯罪，他只有拼命地寻找，拼命地工作，来维持自己不安稳的生活和小命。
单亲妈妈铃木因为带着两个孩子，没有公司愿意把她聘为正式员工，所以她也和小山一样，靠打零工度日，为了养好两个孩子，她的休息时间被压缩到极限——每天兼2份工，只能睡4小时，但也仅仅是维持生活罢了。
日本政府对这样的家庭提供技能学习补助，然而想考护士的铃木却需要先从职业学校毕业，这需要她暂时放弃现有的工作去学习，可维持现状就已经拼尽全力，她哪里敢去学习，去自我发展。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独立前自己还没有垮掉。
穷忙族，永远无法实现自我救赎。
因为被困在了泥沼里的他们，没有强大的外力支持，根本脱不了身。
“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事业惊慌的时代，现在或许比以前更容易过上好生活，但却比以前更难保持冷静或不为事业感到焦虑，为何我们会变成事业焦虑的囚徒，不时抱头痛哭？”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曾在演讲中这样说。
上面那句话，是送给那些“没有日生活、夜生活、*生活性**以及精神生活的被公司压榨到猪狗不如但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穷人的。
这便是“穷”字在现实中的第二种写法，社会学家称这类人为“社畜”。
在欧美国家，有一个英文叫wage slave（薪资奴隶），这与来自日本的“社畜”十分吻合。
上世纪50年代，日本企业内部开始出现“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员工的工资只与工作年限有关，与职位和贡献无关的价值观一经树立，员工通常会在一个企业中工作一辈子。
因为一旦离开原公司，在公司中多年的年限积累将被清零，任你能力再强，到新公司后也得不到满意的工资。
为防止被公司开除，员工开始尽力工作以彰显自身价值，即使受到不平等对待，也不敢轻易提出辞职。
日本人还特意总结了“社畜”的三个主要特点：坚信自己并没有过度工作、做不到的工作坚决不拒绝、十分在乎同事的评价。
尽管“社畜”拥有稳定的工作，但工资与遭遇却并不比“穷忙族”好多少。
在日本某网站的员工介绍页面，小宇佐吉泰的日常就是“社畜”的标准。
从5点半起床到凌晨1点睡觉，我国许多高三学生的生活都没有如此窘迫。
每天最早到公司，却自愿加班到深夜，不仅被强塞各种非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还要忍受上司的责骂和同事的怠慢，哪怕深夜才回家的他们还有可能在凌晨时被领导的电话叫醒……
在地铁上拥挤的上下班时光，或许才是他们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
拼命的工作只是为了安稳的生活，眼看着“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比你聪明的比你更努力”，更是不敢怠慢。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干不了，会有更多优秀的人争着干，而领导的一句呵斥，都能让“社畜”们瑟瑟发抖。
只是，辛勤的工作不过是为了不被开除罢了，工龄才是工资的提升的关键，而穷并不会因为更努力而改变。
50岁的“社畜”山田铁男，经过了几十年的“熬资历”，年收入也达到了40万人民币。
原以为能够始终维持小康生活的他没有料到，因为经济不景气，他在公司的裁员潮中失去了工作。
因为年纪太大，他只能靠打三份零工来养活两个孩子、维持生计。
工作强度与年轻时差不多，但人却已经力不从心了，如今勉强年收入13万元人民币的山田，彻底沦为了“穷忙族”。
奋斗了一生，又回到原点，欣慰的是，孩子快要独立了。
一个运气好的“社畜”，避开了破产和裁员后，老年生活也未必好受。
今年年初，日本政府修改法律，推迟公务员的退休年龄。
这意味着，人们还需要再多工作7-10年，原本65岁领取的退休金，要从70岁开始领。
想想看，过了65岁的你还要和年轻人每天挤地铁上下班，牙退休了，人都还没退休。
在日本作家藤田孝典的《下流老人》中，把因年纪增大收入降低、存款不足、生活质量大幅度下滑的老人定义为“下流老人”。
经他调查，日本的“下流老人”数量在600万-700万人之间，其中“遭遇重大疾病或事故，无法承受高额医疗费”和“不具备进入养老院的经济实力”成为最重要的两项。
而这些拼命过活、没有存款的“社畜”们，一直都是“下流老人”的后备军，他们几无积蓄，退休金也仅能维持个人生活，若是再摊上啃老的“死宅”孩子，日子就更艰难了。
相对于“社畜”的呐喊，“穷忙族”的彷徨，“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三和大神”就是“穷”的第三种现实写法。
“三和大神”是指聚集在深圳市的三和人才市场旁打日结零工的“无产游民”，而最早把镜头对准他们的，是日本媒体。
“三和大神”的生存方式十分特殊，有钱就花8块钱弄个床位，没钱就在街边直接睡；渴了喝两块钱的“大水”，一桶能喝几天；饿了要么*身卖**份证、要么网上借贷，实在熬不过去就去找一个日结的工作。
得到钱之后，2元钱的“大水”、五元钱的“挂逼面”是标配，吃饱喝足后就去网吧寻找快乐。
偶尔看到网吧门口“猝死”的同类，他们也都是打个哈哈，见怪不怪。
正是因为着重寻求眼前的满足，“三和大神”年轻时的日子要远比“社畜”和“穷忙族”过得潇洒快活。
这也并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他们发现自己连努力的资格都不具备后，放弃了。
相对于“富二代”“官二代”而言，“三和大神”都是“穷二代”。
他们的父母基本是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没有能力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他们长大后没有学历、没有人脉、没有技能、没有资金，啥也没有，也就没有未来。
司南相信有很多人认为“社畜”、“穷忙族”、“三和大神”都是一群失败者，然而这三类人却分别从三个方面展示了穷人的生活之路，每一条路，都不好走，而且看不到光明。
有学历、有能力的“社畜”在资本家的压榨与自己人的竞争中迷失；没学历、有能力的“穷忙族”在“生存还是发展”的二元对立中困惑；没学历、没能力的“三和大神”在得过且过的“小确丧”中沉沦。
事实上，几无可支配资源的穷人，在阶层固化加剧的当下，想要翻身，可能性太低了。
香港一位富二代叫田北辰，他的父亲田元灏是香港纺织界的头面人物，人称“一代裤王”。
在这样家庭里成长的田北辰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支配，无忧无虑的长大成才，他也有自己的服装品牌，生意很不错。
他曾说：“如果你有斗志，即使是弱者，也可以变成强者。”
但是，他在参加一档名为《穷富翁大作战》的真人秀节目后，却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他被节目组叫来体验普通清洁工的生活，给予每小时25港币的薪资，而他住的屋子只能放下1张床，月租便高达1350港币。
每天早上5点上班，但地铁还没开门，可坐夜宵巴士需要13港币的车费，这令田北辰十分惊讶：“我哪有这么多钱？”
因为赚得太少，而盒饭又太贵，他只能用白开水下最便宜的饭。
通常清洁工只需要工作9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但大部分清洁工为了生计，都会一天工作近17个小时，田北辰只做了两天，便毫无斗志了。
最后他感慨：“这个社会是极严厉地惩罚读不成书的人。”
这句话来自富人的感慨，道出了穷人的辛酸。
《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这样写到：穷人忙着生存，富人则忙着打击那些想要“抢夺”他们财富的人。
那么，你能写出穷人的“穷”字的第四种写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