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小北/摄
文 | 高建
就像《纽约时报》著名音乐评论人安东·托马西尼在评价纽约爱乐乐团演出马勒《c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时写道的——“有些作品的演出本身就是令人瞩目的事件”，当中国交响乐团选择在7月27日以这样一部巨作为2018至2019乐季画上句号的那一刻，其成为某种“事件”已经注定，演出前两周便全部售罄的门票和当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近无虚席的上座率也足以表明听众的期待。
当低音弦乐声部在小提琴持续震音的铺陈下奏响粗犷不安的动机，首乐章庄严肃穆的基调便已确立，指挥家张艺选择了一个十分妥帖的行进速度，在得到极大扩充的奏鸣曲式中实现了音响纵向厚度与音乐横向推进的高度平衡。当蕴含着“葬礼”意味的第一主题经过不同形态的反复、在乐章结束前掀起排山倒海般的音浪时，中国交响乐团的铜管和打击乐声部不但在幅度微妙的加速中保持着高度的齐整，并且塑造出一种令人赞叹的“截面感”，如凌厉的刀锋划破空气，那摄人的残响造成的短暂“留白”与其后再度启程的演奏构建了巨大的戏剧张力。奥地利音乐家马勒在第二乐章中选择了最为熟悉的“连德勒舞曲”节奏型，田园牧歌般自由甜美的旋律从国交的弦乐声部中流淌而出，指挥家与乐团达成的“信任”可以直观地从舞台上音乐家们的演奏状态中看到，正是这种从容的默契令熨帖于平滑轮廓之下、非德奥乐团极难把握的音乐脉动呼之欲出，短笛点缀下的拨弦更是生发出带有童真意趣的朴素美感。
在某种程度上，谐谑曲乐章是全曲难度最大的部分，不断变换的织体、色彩丰沛的配器、嬗变妖娆的情绪共同塑造了马勒标志性的反讽气质。无论是小提琴与长笛首席精妙自如的对位、中提琴在赋格中支撑感十足的醇厚音色，还是弦乐的在Col lengo（以琴弓背面敲击琴弦）技法时齐整的力度幅度、小号在竖琴装点下梦幻回忆般的弱奏，国交各声部音乐家都依靠强大而均衡的技术实力将繁复的技巧难题化为无形，令人赞叹。当“原初之光”饱含悲悯的唱词通过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细腻动情的歌喉娓娓道来，作曲家最擅长的两种艺术体裁——艺术歌曲与交响曲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完美融合，与歌剧咏叹调的抒情炫技不同，这段始终充溢着矜持诗意的音乐充分展现了歌者卓越的艺术修养。
在笔者看来，这版马勒《第二交响曲》第五乐章的杰出演绎堪称是中国乐团在马勒交响曲演绎中的新标杆，张艺出众的结构意识和乐团对作品内在关联的高度熟稔，将个性迥异的七个乐段缀连成一个逻辑完满、脉络清晰的整体。在一种“正确”的音响呈现方式，即兼具德奥交响曲的温润特质和马勒音乐特有的分明棱角之下，艺术家们在细节之处布局的所有亮点都散发出夺目的光彩：置于舞台后侧的铜管和长笛、短笛的夜莺重奏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空间感，162小节的绚烂乐段到来前，军鼓引领的适度延宕的节拍更是让听者的期待加倍。当女高音歌唱家李晶晶与庞大的合唱团共同以静谧深沉的姿态唱响“复活颂”的主题，音乐以最自然的方式逐步走向了代表情感至高之处的终点。在管风琴的轰鸣之中，声乐与管弦乐团共同迸发出夺目的光彩，将音符之中蕴含的、超越一切世俗喧嚣的崇高精神阐发得淋漓尽致。
当长达80分钟的作品落下帷幕，我相信经历这番旅程的每一位听众的内心收获都远远超越作品华丽的外在形式。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品都需要通过用心的诠释“转译”为直观可感的听觉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奉献如此高水准的演绎，国交完全无愧于中国交响艺术的“国家队”——也唯有这样的演绎，才能真正复活音乐巨匠的灵魂，留下长存于心的感动和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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