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老爷这个称呼不是指当官作老爷中的那样的“老爷”，也不是过去大户人家使奴唤婢的“老爷”，而是我们家族的一个老爷爷，是同辈爷爷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我们这些孙辈的人都叫他老爷，即老爷爷。他是解放前我们家族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他读过几年私塾，珠算稔熟，毛笔字写得也好，所以给小镇一家大买卖当了账房先生，每月收入不菲，家庭的日子也很殷实，不像我的其他爷爷们或扛脚行，或种地维生。老爷是我们家族中的一个“奇人”：一是家庭孩子多，共有八个孩子，三男五女，竟没有夭亡一个，大姑与老妹妹姐俩的年龄竟差了20多岁。大姑结婚早，以致老八姑的岁数比大姑大女儿的岁数还小好几岁。她嫁到唐坊村，后来我们一个家族的哥四个在唐坊村的唐坊小学上学时，逢年过节，大姑总是把我们这些侄儿们叫到家中吃饭，对此多年来我一直感恩在怀。二是老爷知道书香传家久，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不仅藏书多，而且一直供孩子们上学，是那时供孩子们读书最多的一个人家。但孩子们时运不济，大儿子在唐山上陶瓷学校，就要毕业分配了，因为下肢得了肌无力而没有能够分配工作，后来在家务农。二女儿（按排行，我们叫她三姑）在丰南师范上学，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而辍学回家，后来远嫁山区。二儿子（按排行，我们叫他五叔）在丰南二中上高中，赶上*革文**也不了了之。可以说这三个学生都白供了。后来，我跟老爷谈起此事，他说这就是命，人不能和命抗。
老爷平日里不苟言笑，一本正经，侄媳妇们谁也不敢与他开玩笑。而老奶奶却慈眉善目，一直把我们院里的一群孩子看大。那时大人们下地，我们也都没有上学，院里十几个年纪不等的孩子都交给老奶奶看。老爷住得是正房，屋中有八仙桌，两把太师椅，柜上摆着一些瓷器，上面画着些才子佳人，山水风景。因为老爷威严，对人不苟言笑，平日往太师椅上一坐，茶水一端，很有几分过去老爷的气派。孩子们都不敢进这间正房，即使进屋也都老老实实的，大气不敢出。老爷有两个嗜好：一是喝茶水，不管日子是否好过，一年四季茶水不断，最次的是茉莉花茶，年头不济的时候从唐坊供销社买点茶叶沫子；二是吃点心，他柜子常年放着点心，喝着茶水吃块点心，但孩子们没有这个享受。有一次他的老儿子老七叔偷了一块点心，被他发现了，狠狠地揍了老七叔一顿。我母亲知道后说他太狠心、太自私了，这么个老疙瘩怎么下得去手？他很会享受，每个月底，必去河头（胥各庄）的澡堂子洗澡。上午坐火车去，下午坐火车回来。在澡堂子里泡大半天，要一斤点心一壶茶水，躺在澡堂子里供人休息的床铺上，用毛巾被盖上身子，慢慢地享受，这大概是他从当账房先生时留下的习惯，此时也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他喝茶也是慢慢地饮，像品酒一样，而不是像农村人那样龙饮海喝，一大碗水咕咚咕咚就喝下去了。这一斤点心也是一天吃一块，从不多吃。
他还有一奇就是藏书多，在东厢屋的箱子柜里和上面摆满了书，几乎全是古代的侠义小说，且都是线状本的，还有许多书像小说和唱本。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或悄悄地把门拉子往上顺着一转，与两扇门对齐，这样一推门就开了。我们抢着看书中的人物绣像，里边的字那时还不认得。待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便看清了书名和内容的大概，一看便着了迷，于是我便偷偷地带回家，晚上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亮下死命地看。白天须把这些书送回去，免得老爷发现后挨骂。可以说，老爷是我的文化启蒙老师。谁知到了1966年的“*革文**”初始，离村二里远的农中的学生到村里破四旧，老爷的书便被一把火烧了。我把没有来得及还的书偷偷地藏起来，后被母亲发现了，吓得扔在了水盆里，她竟用这些纸浆糊了一个大纸笸箩。
三姑是我们家庭中最漂亮的一个女性，聪慧好学，后来考上了丰南县师范，她上师范时，正赶上挨饿的年代，每天吃七八两定量，她那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饿得撩不起眼皮来。尽管这样，她还是在每个星期日回家时给我老爷拿回几个白薯面窝头来，这是她口抠肚攒的。后来因家庭困难，老爷便不再供三姑上学。三姑哭得很伤心，无奈之下只好回家务农了。全家族的人为之惋惜。三姑与我母亲要好，每天都来我家坐一会儿。在“三年困难时期”，我老爷还经常出外做些买卖。我记得有一次他去山里贩来一群羊卖给人们，我家也曾买过一只山羊，过年杀着吃了，太膻气。又有一次他去山里贩粮食，住在滦县一个山里人家，人家管了他几顿饱饭，他趁着酒劲竟将三姑许了这家主人的儿子。这家人喜不自胜，白送给他几袋白薯干和一袋粮食，作为定礼。三姑知道这个事后，哭得死去活来，用头撞墙。因为三姑已有了意中人，但老爷不同意，因为那个家庭条件困难，即使这样，一个豆蔻年华的师范生怎能嫁给一个没有文化的山里人呢？全家族推出长者，要老爷退了这门亲事，可老爷宁死不更改，说能找一个吃饱肚子的人家就不错了，一个女孩子能有多大的念想呢？不就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吗？对此，人们不清楚，一个有文化的人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
那是一个冬日，风大，刮得天地昏暗。三姑被强架着去了结婚，先坐火车再坐汽车，须折腾一天才到。头一天晚上，三姑与母亲哭哭啼啼地说了好长时间的话。第二天我父母都去车站送她，回来时我见母亲的眼都哭红了，全家族的人都很悲哀，都怪老爷心狠。老爷也呆呆的，不说一句话。三天回门，三姑和她的丈夫回了家。她的丈夫肤色粗糙，被山风吹得像块褐石，说话山里口音，粗声粗气，但人非常老实。小姨子们正好拿他出气，他却默默地忍受。尽管三姑一点儿也看不上她的丈夫，她却袒护着他。从那以后三姑就极少回家了。
老爷在生产队干活时，也是干较为轻松的一些活。他的身上常常一个土星儿不沾，这因为他好干净。每逢他劳动回家进屋前，先是用一条毛巾使劲地抽打身上，直到彻底干净了才进屋。到后来，他的大儿子当了大队会计时，生产队也有意照顾他。那时大队部较为脏乱，逢是上边来人检查工作，都安排在他家去谈，所以大队所订的报纸，如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唐山日报以及参考消息以及来往信件都送到他家来，他家俨然成了大队部。这些报纸老爷可以第一个可以看到，所以对国家大事都比其他人先知道。我那个时候高小毕业后在家里劳动，那时也要到老爷的屋中去看报纸。因为老爷知道我好学，是孙辈他比较喜欢的一个，并不排斥我进屋看报纸。那时我看到河北日报副刊上有“布谷”这个栏目，也尝试着投稿，当然是不可能发表的，但老爷知道后还鼓励我，有时还看看发表了没有。大概他也希望家族中出一个文化人。
1975年县里为了培养后备干部，于是我被调到县里去农村当工作组组长，1976年赶上大地震，震后我赶回家中，得知老八姑被砸死了，家族的人还算安全。为了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丰南县在滦县大山中建了丰南石矿，我为政工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这个石矿离三姑所在的地方有20多里路。有一次我回家，老爷把我叫去，此时他已经近80岁了，见到我时说话都有些低沉，走路也不灵便了。他从柜底下拿出一个坛子，上面蒙着塑料布，盖着盖。对我说，这是一坛猪油，让我回石矿时给三姑送去。此时，我看他眼里闪着泪花。我知道，多年来，他对三姑都抱有愧疚之情，也一直惦记着三姑。尽管家族的人们都一直为三姑抱屈，他始终一声不吭，他的良心也在受折磨。我答应了，回到矿上以后，我用自行车驮着这坛子猪油，一路打听去了三姑所在的村庄。见到三姑以后，三姑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因为生活所迫，她靠家中的一台缝纫机给他人做衣服赚些零花钱。三姑见到我后大喜过望，我把这坛子猪油给了三姑并说明老爷的心意。三姑听后，抱着这坛子猪油泣不成声。我着急回去，三姑非要去大队部要几斤花生让我给老爷带着，但一时也没有找到看库房的人。我着急回矿上，三姑一直把我送到村外。我骑上自行车回头看时，三姑还朝我摆手。
后来老爷得了重病，临终之时，他的亲人们都到了，就是三姑路远一时半会还到不了。老爷此时已经气息奄奄，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还上气不接下气地念诵着三闺女。大家知道，他见到三姑后才能咽下这口气。不一会儿，三姑领着一家人到了，三姑抱着老爷的身子嚎嚎大哭。哭罢，她一把拉过自己的儿子小明，对老爷说：“爸，你外甥已经考上中专了，可以吃商品粮了！”老爷的眼睛突然睁开了，攥着小明的手不放，用微弱的声音说：“好，好！”突然，手一松，双目一闭，溘然长逝。
作者简介： 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滦河诗群论稿》《散文创作研究》等专著25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历史上的纪念地》、小说集《小镇传奇》、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怀念与纪念》等10多部文学作品。作品获第一届、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七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十六届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第九届优秀教学成果等多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