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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三皇五帝时期 作者： 武陵君 《三易源流考》考证破解《山海经》的作者和时代 ——三皇五帝时期的社会文化是神巫文化 在颛顼“绝地天通”改革之后，《国语.楚语下》曰：“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由此可见，五帝时代的社会文化是神巫文化。在完善的文字体系尚未形成之前，神巫文化早已经存在，其世代流传的传播途径是靠口耳相传。只不过到了尧时才开始用完善的文字体系，对世代相传的神巫文化“使复典之”进行整理记录。帝尧命令神巫重、黎氏专门搜集、整理和记录一直到夏商时期，且已经成为“官方之学”。可见，其已经成为一种明确的社会存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存在是神权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书面资料证明。神巫文化的产生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它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统治权加强的需要，是五帝时期对神灵崇拜思想的继承发展，并以之作为加强其社会统治功能的手段。 作为神巫之学的集大成者《山海经》即是尧“使复典之”的神巫文化的汇集记录，是在殷商甲骨文之前的最早的文献记载。《山海经》就是对五帝直到夏商时期神巫文化的系统记载，《山海经》中所记的各种祭祀仪式及其所祭祀的神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颛顼进行绝地通天改革之后，确立了神权不容侵犯的地位，通神之权重新集中于神巫手中。尧重新任用重黎之后，对于没有忘的，对于神巫文化的内容及神巫主导的秩序进行总结记录并世代相传，一直到夏商时期，这与《山海经》实际内容及时间跨度是相一致的。而能够包容《国语.楚语下》上述记录所说内容的，并且涉及如此广泛空间和时间跨度内容的也只有《山海经》。《山海经》的总体框架是以地理布局为根本结构，对历史事件的内容安排也服从于这一根本结构。对历史事件按其发生地和发生时间先后顺序插入地理空间，按照这种空间和时间维度所确定的时空体系，应该能确定该书主要作者也就是完成该书基本框架的作者所处的地理空间和在历史空间中的具体位置。而《山海经》在地理空间的表述上是 以《海内经》为中心的，这正是完成该书主体结构和内容的作者所处的地理空间。那么再看在这一地理空间内历史事件最后截止的时间，这应就是作者所处时代最重要和最后的历史记载。因为这是作者系统整理记录的结束，代表了作者所建立的历史空间结构和地理空间结构的末端，发生在这之后的历史事件都被分散整理进了地理框架之中。关于作者自身所属时代的历史一定就记录在作者所处的主体地理空间中，最后记载的历史事件就是关于作者所处时代最后发生的历史事件。 按照《国语.楚语下》所说它应该是包含夏商之时的历史内容，但是它是以大禹平定水土为结束的，所以据此 可以确定完成该书主体框架和内容的作者所处时代为尧舜禹时期，作者所依据的地理框架为大禹平定水土所确定的九州地理布局和名山大川之成果。西汉刘歆《山海经表》：“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东汉赵晔《越王无余外传》：“（禹）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这些信息与《国语.楚语下》所说是完全一致的，对各地祭祀仪式的详细记载也反映出作者身份为神巫，就是《国语》所说的“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中的重、黎之后。《国语.楚语下》关于“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的记载，就是神巫文化存在和神巫掌握神权的反映。可见，《山海经》的作者或整理、记录者为重黎氏，对《山海经》内容开始整理记录的是尧之时重、黎的后代，伯益仅是其一，将神巫文化内容予以系统化整理形成《山海经》完整结构体系的是大禹之时重黎氏的子孙成员，夏商内容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入的。 神巫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图腾崇拜和神灵基础上的世界观，是人类由于征服自然力量的薄弱由敬畏遂产生自然崇拜之思想意识为前提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主导下的细化和演绎（由巫来专职完成），完成了对自然及社会的产生、构成、变化和相互联系等的“合理化”理解和解释，于是形成了以神话为构成内容的神巫文化，这就是五帝之时的社会文化。《山海经》成为正规官方典籍，并且神巫掌握通神之权是职责所在，神巫文化由世代口头相传发展到后来记录成典册，说明这种文化是有着深厚社会基础的文化形态，是在社会分化产生之后，既有利益的享有阶层对社会下层人民的文化，它所起到的特定作用就在于它是为当时的社会主导阶层服务的。每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在发展成熟后都是为某种利益秩序服务的，它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毫无意义地存在，否则就不会有推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有琶裰鬯瓷抟蹬处，是谓巫琶瘢着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嫁不樯，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不用“绩”和“经”就能穿衣，“绩”和“经”是上古时对衣服的编织和制造，不用“稼”和“穑”就能食，说明是私有制产生后，一个阶层群体用其劳动生产供养着另一个阶层群体，社会分化已经基本完成，脱离于劳动生产的阶层已经分化出来，这个阶层就是既有利益的获得者和既有财产秩序的维护者。《山海经.大荒南经》中关于“不绩不经”的记载，载民之国与三身国、一臂国、巫咸国、轩辕之国、犬戒国等是并列的，一方面说明这一阶层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他们都曾是各部落的首领或掌有神权的大巫，说明各部落首领是这一阶层的主要代表，部落联盟制度代表的正是各部落首领的利益，这一阶层逐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所以神巫文化是为这一阶层服务的。五帝时代作为一个过渡性阶段，在向国家机器诞生的发展进程中，一定也是这一阶层在起推动作用，神巫文化是这一阶层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在思想领域内与神灵思想相结合逐步树立起其统治地位的反映，以确立起对既有利益维护的秩序，让民众认同和服从既有利益的维护秩序，颛顼在神巫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绝地天通”改革将通神的权利集中收回即是对这种利益需求的维护，神巫文化的思想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民众信仰基础故可以引导和迷惑民众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是维护利益享有阶层既有利益的思想利器。 《山海经》是由神巫专职完成的，神巫是上古社会的重要机构之一，《山海经》所记并非单纯的神话故事，它是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地理布局的系统、各地物产的详细、祭祀仪式的齐备和世系的存在说明五帝时期的社会文化基础是神巫文化。这样就容易理解《山海经》中所记录的神话故事、诸神及变化，一方面是历史事迹和历史发展中重要人物的神化，另一方面是神话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历史史实，这是由神巫的职权及社会文化基础的特点所决定的，是神巫文化为社会存在、为神权服务的反映，这也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由神灵主导自然及社会变化的思想认识、观念的反映，在神灵思想由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之后用神巫文化与历史相结合演绎了社会中帝神的产生和神权至高无上权威的建立，体现的正是五帝时期社会统治功能的加强，当时的社会首领利用神权的集中和令人敬畏的作用来加强其对社会的统治权，是国家诞生之前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以羿的故事为例，结合历史史实，羿从部落英雄到取代夏朝后不恤民情终又被杀的过程，是借助了极度夸张的手法，用产生于更原始时代的神巫思维来对历史史实进行演绎，以表彰其功绩并*化丑**其不义，其结局是妻离子散的下场，射十日是对其功绩的表彰，这些都是对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上作为的生动表述。 对于神巫文化的存在，《史记.五帝》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这一整段的译文为：太史公说，学者们多称说五帝，但五帝的时代太久远了。然而《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史实，其它各家所叙说的黄帝，文字都不雅驯。有学问的人也很难据此说个明白。孔子传下来的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儒生们大多不予传习。我曾经西到崆峒，北过涿鹿，东至海滨，南渡江淮，所到之处长老们往往都能讲一些黄帝、尧、舜的典故，这些地方的风俗教化却各不相同，总之还是以不背离古文经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我读《春秋》、《国语》，其中阐发《五帝德》、《帝系姓》的内容是很明显的，只不过人们没有深加考究罢了，其实这些记载都不虚妄。《尚书》的缺失遗漏由来已久，其所散失的内容还常常见于别的记载。若不是好学深思，对事情的真相心领神会，肯定很难对那些孤陋寡闻的人说清楚。以上是太史公关于后世对黄帝的记载“其文不雅驯”的见解，这说明黄帝之时的社会文化还是神巫文化，正是这种与后世文化截然不同的特点，才导致后世对黄帝之时的历史记载难以理解，但这正说明了五帝之时神巫文化的存在。在尧、舜时期有祭祀天地日月鬼神之大礼，这应就是对神巫文化的继承，是神权向政权转化过程中神权从属于政权而使政权具有崇高地位的形式，是突出政权的内容实质的，从这儿也能看到政权加强对神权的借用。《史记.五帝》曰：“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堙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此段记述说明摄行天子之政是为了代行天命，“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既说了政权来源于神权、神巫文化，又说了祭祀名山大川、辨别群神是“以观天命”的重要内容，这就是《山海经》内容产生的政治根源和历史文化根源。——以上内容为《三易源流考》的相关部分内容。 《山海经》是以前方国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一个全面、集中总结，代表了一个较早的时期，也就是大一统的集权制社会之前的以方国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及秩序。其后，随着三代“天命承传”思想的形成和演化，最终形成三易之《易经》，较为典型地代表了三代思想和文化。再往后经三代，方国社会的基础逐步崩溃，思想文化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也进入裂变时期，诸子百家产生。再往后社会抛弃方国社会的基础走向集权制的大一统，新的秩序产生，附属于新秩序的新思想文化重新又产生。（来源：姜焕旭的国学重考—《三易源流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