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春秋有史书以来，史书可谓繁多，既有正史，也有野史。最早的史书源自家传，史官这个岗位是世袭的，父死子继，到了后来才国家治史，于是治史就有了点目的性：贬低前朝，神化今朝，也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毕竟太阳底下无新事，自从秦始皇的封建制开基立业，到清王朝灭亡，历朝历代往复循环，在制度上建树不多。在中国研究历史就很麻烦，因为史书太多了，每部书写得都不一样，年代又太久远，天知道谁说得对。
史书就算如此之多，但仍无法还原历史真实，真实历史到底是何种模样，即便穿越也得懵圈，尽管有二十四部正史，但大多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偏见之语，成者王侯败者贼，为贼作史，公正性可想而知，不贬低怎么显得我的合法和正统。况且史官个人的感情色彩，品德操守也会形成偏见，即便是被称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记载年代久远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时，也无法复原真实历史，伟大如司马迁也有偏私。因此每部史书只能作为观察历史的一个视角而已。日本讲谈社所讲的中国历史，观点别出机杼，另辟蹊径，细细想来，原来历史还有另一种可能，还可以换一种讲述。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听听别人怎么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文化差异很大的民族。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是日本史学家所著，和中国史学家不同，他们是站在整个亚洲，甚至世界上来讲述中国历史，亚洲和中国，世界和中国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彼此印证，彼此启发，国人讲史，太注重中国本土，沙文主义，民族情结太重，而忽略整个世界，封闭孤立，对中国以外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缺乏了解，或者不想了解。众所周知，汉武帝刘彻击破匈奴，至东汉，匈奴分裂，南匈奴降汉，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及其他民族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导致五胡十六国，建立一系列政权。而北匈奴却不知西迁何处，这就是我们中国了解的历史。对由于北匈奴西迁所引起的民族大迁移了解不多，而实际情况是这次民族大迁徙如波浪一样，间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尽管当时的西 罗马帝国已非常腐朽，但大迁徙毕竟加速了她的灭亡，那时最著名的就是被时人称为“上帝之鞭”的匈奴王阿提拉，这段历史比击破匈奴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博。彼时，东西方相隔万里，时间跨度几百年，却仍彼此关联。南宋时期，蒙古大汗蒙哥在四川小小的钓鱼城折戟沉沙，当时西征的黄金家族王公立即东返，投入到争夺蒙古大汗之位的战争中来，挽救了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小国林立，各自为政，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地抵抗。中世纪的洋鬼子得感谢南宋钓鱼城的农民，要不然准得变成蒙古人的马场。
由于是外国学者所著，角度不同，观点新颖而深刻，有时读起来颇具传奇色彩，别有一番趣味，比如蒙古帝国的建立与欧洲热那亚文明的兴起就有着某种因果关系，一个在元大都，一个在意大利，一个极东，一个极西，看似毫无联系，可仔细想来，这种联系还是存在必然的，在热那亚那个土地贫瘠的土地上，吃饭靠种庄稼就别想了，但热那亚反而繁荣了起来，其中的原因就是贸易，蒙古建立起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大陆和海上的交通空前通畅，和历朝历代汉族建立的政权不同，蒙古政权支持贸易，因为他们参与贸易，还能从中获取大量税收，热那亚文明的繁荣就是得益于海上贸易，也就是海上丝绸之 路，从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经东海、南海、印度洋、红海到达西亚，进而到达爱琴海。还有三武一宗灭佛。佛教是讲轮回的，教导人心向善， 按说应该大力扶持佛教，为什么要灭佛呢，而且三武一宗都是明君，怎么会干出这样的蠢事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佛教经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庞然大物，历代的扶持赋予了佛教阶层很大的特权，有庙宇，有土地，有私产，不纳税，不交粮，甚至于还有私人武装，成了地方上的豪门大族，占用了国家大量的资源，形成了地方上的毒瘤，对中央政权形成挑战，这才是灭佛的本因。
这套书还颠覆一些传统的认知，例如在两宋时期，大家都认为两宋在东亚是位列第一梯队的国家，这也许是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原因，但若站在东亚，甚至整个欧亚大陆的视角来看，辽、蒙古才是世界的主流，许多人认为少数民族文化落后，但不能仅从文化上片面的看问题，辽统一了北方，东至大海，西至帕米尔高原，而蒙古更厉害，除了欧洲几乎都统一了，疆域的辽阔，促成了世界物质、文化、经济的大流通，这种交流和碰撞，产生无限的可能，就如同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一尊大佛就囊括了世界的各种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都能在一尊佛像上找到。两宋再辉煌也是偏于一隅，即便是南宋的海上贸易繁荣也仅仅是在经济层面，远远不及蒙古大国建立欧亚大帝国的意义，虽然铁木真在这个统一过程中，也造成了无数的血腥和死亡，但不可否认，世界的互通，文明的交流和碰撞，对世界的影响更为巨大，从这个层 面来说，成吉思汗不愧是一代天骄。
这套书还比较严谨，世界上，大家都认为文明产生的标志是文字、城市、青铜器，从文字上来说，夏朝确实不够格，至少没有出土*物文**可以印证，而青铜则是从中东传过来的，从史前出土的*物文**中，都有青铜，但直到商朝，才出土了真正大型的青铜器，并发现了甲骨文。外国人总是质疑中国的夏朝是否存在，尽管在我们的史书里夏朝是确实存在的，这在司马迁的《史记》是明确记载的，但夏商时代已经距离司马迁两千年到三千年，这么久的时间，司马迁的史料来源是什么？当时史料的保存也是非常困难的，司马迁记录历史的最大可能可能就是采风式的，到全国各地去，从各地的传说中记录下来，当然从出土的*物文**中，也印证了司马迁的某些历史记录，但不可否认，司马迁的《史记》也是可以存疑讨论的，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即便遭受封建时代最耻辱的宫刑，拥有封建王朝敢于反抗的不朽人性和骨鲠之气。洋鬼子质疑的时候，不要拼命为了证明夏朝确实存在打肿脸充胖子，我们只需从文明发展的程度和规模上，证实夏朝确实达到了一个文明国家所能发展的高度就行了，而对于某些伟大的人物，例如司马迁，也不要盲从。夏商周三代距离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期有1000-2000年了，对于这三代的史实来说，司马迁这个史官的工作绝大程度上更像是民间采风，只能通过口口相传记录下那些传奇，毕竟司马迁不是考古学家。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有局限性，再怎么公正也有偏见，这就是人性。因此，从别的文化视角来看待司马迁和《史记》的书和观点，就显得很有益处，文化的局限性就会得出局限性的结论，跳出这个圈子，就会发现原来世界是这么大，有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