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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是各种社会风俗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婚姻风俗也不例外。在中国传统婚姻风俗中充满了各种形形色色的禁忌风俗观念，成为婚姻的制约因素。
我们抛开婚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禁忌观念不谈，单就通婚限制的禁忌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宗法血亲关系的性禁忌，二是由社会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禁忌，三是由迷信观念形成的禁忌。
血缘关系下的禁忌
谈婚俗中的禁忌观念，我们把历史翻到人类的童年时期，两性关系没有任何禁忌，男女之间只有直接的赤裸裸的性 交配关系，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婚姻风俗。
随着人类社会向文明时代的迈进，性禁忌产生了。先是禁止血亲相奸，由血缘群婚向族外群婚发展，族外群婚在发展中又由于一系列性禁忌产生而步入一夫一妻制。
在人类文明婚姻发展进程中，各种形形色色的禁制和忌讳便形成了婚姻中的禁忌风俗。因此，可以说早期的婚俗禁忌就是性禁忌，换句话也可以说由性禁忌产生了早期的婚俗。“同姓不婚”的禁忌就是由此而来。
从文献记载来看，“同姓不婚”的禁忌起源于周代，《魏书·高帝纪》说：“夏殷不嫌一姓之婚，周制始绝同姓之娶。”“夏殷五世之后则通婚，周公制礼，百世不通，所以别于*兽禽**也。”
溯本追源，“同姓不婚”的禁忌实质上是原始社会限制同族血亲结婚，发展族外婚风俗的一种延续。姓标志着家族血缘渊源，所以同族不婚便发展成同姓不婚。
古代虽有同姓不婚的禁忌，但同姓婚配也时常发生。如晋文公为狐姬所出，与晋为同姓。鲁、吴二国同为姬姓，鲁昭公竟娶于吴，讳同姓而称“吴孟子”。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批评此事说“君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措辞很是严厉。
但是，战国秦汉以后，由于人口发展，姓氏不分，有些虽同姓，但实际不同宗，血缘关系已经很远，有些甚至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再强调同姓不婚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依据。
但是，同姓不婚作为一种风俗禁忌却在婚俗中流传下来。到了唐代，甚至在法律中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宋刑统》宗法唐律规定：“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
直到清代末年修订法律，才将同姓不婚与亲属不婚合并，只禁止同宗不婚，而不禁同姓婚。但是，在实际上“同姓不婚”的禁忌在民间至今还有很大影响。
与“同姓不婚”相类似的还有“宗妻不婚”，即禁止各种收继婚、转房婚； “外姻不婚”，即禁止与母*党**亲属为婚；“同母异父、同父异母不婚”，因为这种情况属于至亲，严禁通婚，违者以犯奸罪论处。
这几种情况都属于血亲性禁忌，在唐宋以后各朝法律都有不同情况的具体规定。但实质上民间并不太重视这些禁忌，而法律上对此禁止也不是很严厉。
文化传统下的禁忌
在中国封建家礼中“择妇”还有*不五**娶的禁忌。
一是“逆家子不娶”，因目无尊长，不受礼制规范约束的“逆家子”会形成“子凌父、妇凌舅姑”，使家风败坏。
二是“乱家子不娶”，淫荡不贞的“乱家子”会辱没门风之清白。
三是“世有刑人不娶”，在直系亲属中有受过各种肉刑的人，会受人歧视。
四是“世有恶疾不娶”，主要防止“恶疾”的传染和遗传。
五是“丧妇长子不娶”，所谓“丧妇长子”即死了母亲的大姑娘，因为这些女子没有母亲的教诲，往往不懂妇道。
《韩诗外传》说：“妇人有*不五**娶，丧妇之长女不娶，为其不受命也。”《礼记·内则》亦说：“丧妇长子不娶，无教戒。”在古代各种经典礼仪及家礼规范中都强调“*不五**娶”的文化观念。
在传统文化观念中形成的禁忌影响深远的莫过于“仇雠不婚”。
《礼记·曲礼》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如果两家是世仇往往不相为婚，这是人类本能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共同的风俗习惯。
《穀梁传·庄公二十四年》说：“娶仇人子弟，以荐舍于前，其义不可受也。”两家结仇不通婚，本来是有情可原，但中国的“仇雠不婚”却形成一些独特的文化沿袭性禁忌。
比如从宋代以后出现了“岳秦不婚”、“潘杨不婚”等禁忌。“岳秦不婚”是因为宋代抗金名将岳飞被宰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致死，所以岳秦两家结仇，故岳秦两家不相为婚。
但是姓岳未必就是岳飞的后裔，姓秦也未必就是秦桧的子孙，而且事过近千年后，民间至今还颇讲究“岳秦不婚”的禁忌，就毫无道理。
而“潘杨不婚”的禁忌更为可悲，完全是受了《杨家将》小说和戏剧的影响形成的禁忌。历史上潘仁美和杨业都是宋代名将，战功赫赫，两人之间虽微有芥蒂，但并没有存心一个陷害另一个。
至于两家的“深仇大恨”完全是小说家杜撰编造的。然而民间却由此形成了“潘杨不婚”的婚姻禁忌。
此外还有“田陈不婚”，是依据二千六百年前春秋时代“田氏代齐”的故事，说来岂不可笑?按世系宗谱来说，同姓未必同宗，“同姓不婚”在后世已没有必要，况且“潘杨”、“岳秦” “田陈”这些姓之间又有什么仇呢？这只能是文化积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禁忌”观念而已，实在没有多少道理。
迷信观念下的禁忌
更没有道理的是占卜迷信方面的婚姻禁忌。古代娶妻买妾嫁女，男女双方家庭都要占卜决定，吉，则可婚配嫁娶，结二姓之好；凶，则罢婚。
因而古代婚姻“六礼”中专门有一项礼仪程式“纳吉”，就是占卜于宗庙，得吉兆后去向女家报喜。当然要是占卜不吉也就婚事不谐了。
占卜婚姻与“同姓不婚”的禁忌也有一定联系，如《礼记·曲礼》说：“娶妻不娶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汉代王充《论衡·诘术》亦记载婚姻占卜是因为“父母姓转易失实，礼重娶同姓，故必卜之”。
总之占卜是决定婚姻的重要步骤，包含着吉与不吉的迷信禁忌。唐代以后，命理学兴起，依据一个人的生辰年月日时推断其一生的福祸休咎，这套推命术又被用于占婚姻。
如《梦粱录》就记载：“婚娶之礼，先凭婚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签，得吉无克，方回草帖。”
按照推命术凡生辰八字属“十恶大败”之命，或犯有“咸池”、“桃花”之煞，或“多合主淫”之命，或“刑夫克子”之命，或“招嫁不定”之命，或者男女双方命相相克，都属婚姻禁忌之列。
在封建社会有些人生辰八字不好，犯“铁扫帚”、“六害”、“败恶”之命者，为了合婚，常常通过算 命先生给推算改八字。
此外，民间还有多种多样的属相生肖禁忌，如属兔的不能与属虎的结婚，属鸡的不能与属猴的结婚，属马的不能与属牛的结婚，等等，所谓“白马犯青牛，鸡猴不到头”，有一长串口头谚。
有些地方议婚时忌女的属羊，认为羊年生的女人都带有羊刃煞。所以羊年上半年所生的女儿便说是属马，而下半年生的则说是猴，总之，女的要避开属羊的禁忌。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历史时期，婚嫁择期还有“避当梁”禁忌。
如晋代张华《感婚诗》中就有“婚姻及良时，嫁娶避当梁”之诗句。什么是“当梁”呢？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俗禁子、午、卯、酉年，谓之当梁。嫁娶者云，妇姑不相见。”
颜真卿酌定古礼今仪时，“按起居郎吕才奉太宗诏定官阴阳书五十卷，并无此事，今亦除之。”所以唐代以后“避当梁”的禁忌风俗逐步消失了。
从汉魏到隋唐阴阳五行术有了很大发展，仅《隋书·经籍志》记载以阴阳五行术论婚嫁的著作就有：《嫁娶经》四卷，《阴阳婚嫁书》四卷，《杂阴阳婚嫁书》三卷，《婚嫁书》二卷，《婚嫁黄籍科》一卷，《*合六**婚嫁历》一卷并附《*合六**婚嫁书·图》各一卷，《嫁娶迎书》四卷，《杂婚嫁书》六卷，《嫁娶阴阳图》二卷，《阴阳嫁娶图》二卷，《杂嫁娶房内图术》四卷，《九天嫁娶图》一卷，共十四种三十六卷。
这些婚嫁书中不少内容就是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专谈各种婚嫁禁忌的。像《*合六**婚嫁历》显然是专门选择婚时的历书。以“*合六**”而言，肯定指干支“*合六**”，也说明是以干支“六冲”为忌。
宋代以后至明清，民间还广泛流传一种“杨公忌”，据梁章钜《浪迹续谈》记载：“杨公忌”传说是宋代术士杨救贫推算的忌日，一年有十三日百事禁忌，依次为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有初一和二十九二日，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共十三日。
“杨公忌日”百事皆忌，当然也不能婚嫁，而且明清时信奉的人很多。
但也有人不信邪。梁章钜列举一系列历史名人的活动批驳“杨公忌”之谬，还以亲身经历证明“杨公忌”不可信：“忆余十二月十九日完婚，家中亲友并以此‘杨公忌’日，必不可用。先资政公毅然用之，余亦了不介意。后清河君佐余历官中外，授二品诰封，育五男四女，身享中寿，族中皆以为有福完人，则又何忌之有乎?”
在中国传统婚姻风俗观念中，禁忌形形色色很多，以上只是择其要而叙述。此外还有“血忌日”、“父母丧忌日”等等，在婚礼中也有很多禁忌。这些禁忌观念大多已为今人所遗忘，但是还有部分禁忌观念至今还在民间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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